草原文化一枝獨秀

　　眾所周知，我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各民族曾經共同創造了源遠流長而又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草原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向世人昭示着她特有的燦爛和卓越，並同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一樣，為構築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整體形象，始終發揮了互為依存、互為影響和互為促進的積極作用。

　　中國北方草原是中華古老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據科學考古發掘，遠在舊石器時代初期，與“北京人”同屬地質年代中更新世的大窯石器製造場，就發現在內蒙古自治區的首府呼和浩特東北33公里的大窯村。大窯文化，上承丁村文化，下接鵝毛口文化，充分顯示了三者屬於同一文化發展系統，尤其填補了其間時代的空白。

　　事實上，在我國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之前，就有所謂“北狄”的眾多游牧民族在中國北方草原這塊廣袤無垠的大地上孕育、生存和繁衍了。秦漢以降，最早見於戰國末期並首先融合北狄之眾的匈奴，曾長期稱雄中國的北方、遼東和西域。兩漢魏晉之時，早已存在的烏桓、鮮卑及其後的柔然，先後崛起於中國北方草原。隋唐一統之際，突厥與回紇縱橫南北大漠，扮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宋遼金時期，契丹、女真相繼逐鹿中原，各自扮演了各自時代的英雄角色。特別是有元一代，是中國歷史上繼秦漢、隋唐之後的又一個封建大一統時代，也是中國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繼魏晉南北朝之後空前融合的時代，更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時代。

　　中國北方草原是“行國”與“居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走廊。所謂“行國”，雖是西漢時對烏孫等西域諸國的別稱，亦即可指稱以游牧為主的草原民族和國家；“居國”則指以農耕為業的中原民族和國家。“行國”與“居國”因各自生存和發展的日益增長的迫切需要，其接觸和往來乃至參與諸侯的紛爭，早在春秋時期便開始頻繁起來。除了戰爭，在“行國”與“居國”之間，更多地還是大量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首開中原夏族主動向草原民族學習的先河，也是草原民族對中華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所做的獨特貢獻。魏孝文帝改革舊俗，積極仿製和推行中原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則為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創造了第一個成功範式。呼韓耶“和親”與漢宣帝“冊封”，一方面以“和親”的方式制止了戰爭，使武帝以來乃至秦漢以來烽火不息的草原和中原重獲安寧，草原“賴蒙漢力”結束了內部分裂和長期動亂，中原“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另一方面，以“冊封”的方式贏得了統一，從此打破“正朔不加”胡越的陳舊傳統而使草原民族自覺接受中原王朝的管轄，有利於南北的經濟、文化交流，提高了漢朝在中國北方草原以至西域和中亞的政治地位，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維護國家統一和人民團結的美好象徵。

　　中國北方草原並不是一片精神荒原。數千年來，草原民族在與中原民族的長期互相衝撞、融合和交流中，不僅有豐富多彩的物質創造，而且也有絢麗多姿的精神創造。一如中原文化曾經誕生了偉大的漢字、儒學、造紙術、都城和詩詞，草原文化也產生過獨特的同屬阿爾泰語系的鮮卑文、突厥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和獨特的宗教哲學、天文歷算、石窟寺觀、音樂歌舞……

　　歷史表明，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殊途同歸，是中華民族所共同創造的又一種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