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社會”帶來的問題

　　“陌生人社會”帶來的問題

　　——兩則新聞引起的思考

　　昨天有兩條吸引人眼球的新聞。一條是全國政協委員周新生在全國政協會上發言：《盡量讓國人不求人少求人》。另一條是南昌市5歲男孩被一婦女拐騙，9天後警方解救出來。在我看來，這兩條新聞都與“陌生人社會”有關。第一條新聞是怎樣適應“陌生人社會”的問題，第二條新聞是怎樣看待“陌生人社會”的問題。

　　在我國進入市場經濟后，社會流動頻繁、人們自由遷徙，身份制逐漸瓦解，對“單位”的依賴不復存在，大多數的社會交往發生在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間，整個社會從“熟人社會”轉向了“陌生人社會”。這是經濟發展后一個必然、客觀的社會階段，也是社會的進步。

　　國人雖然進入了“陌生人社會”，但是，習慣成自然，處事還用“熟人社會”的思維。和陌生人相處，多數人努力地把必須相處的陌生人變成熟人。於是托關係、找門子，人求人，形成了一層層“熟人”的關係網。這並不是進入“陌生人社會”，而是“熟人社會”的擴大化。是用“熟人社會”的規則處理“陌生人社會”的關係，這與時代的發展格格不入。當求人成為一種生存狀態的時候，國人漸漸感到不堪重負。

　　總結周委員的發言，我把“熟人社會”的擴大化的弊端概況為以下幾點：

　　——弱化了“法制”的功能，以“關係”代替“契約”。“熟人”的“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嚴，很容易使得社會正義和公平的天平在“人情”中發生傾斜。

　　——以“人情”代替“競爭”，淡化了“競爭”的激勵。將親情、交情、友情這種溫情脈脈的手段移植到管理企業、管理國家、管理社會中來，導致喪失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激勵，影響正式組織的功能。

　　——引發社會腐敗、尋租行為的泛濫，導致整個社會風氣敗壞。

　　周委員的發言多次被熱烈的掌聲打斷，表明他說出了大家的心聲，共同呼喚構建適應“陌生人社會”的新型社會關係。

　　另一則新聞則提醒人們對陌生人的警惕。南昌拐童案發生后，有記者就此事採訪專家。專家給出的建議是：“在日常生活中，父母應經常教育兒童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場所都不可接受陌生人送給的錢財或物件，更不可隨便跟陌生人到別的地方去。”孩子從小就被培養不信任、不關心陌生人的意識。

　　一方面國人進入了“陌生人社會”，一方面又被要求不信任、不關心陌生人，豈不是一對矛盾？

　　顯然，歷史和文化教給我們的還遠遠不夠。自古以來，聖賢沒有告訴我們如何與陌生人打交道，生活的實踐更多地是教育我們提防陌生人、遠離陌生人，在公共場合要看緊自己的包，盡量少接觸陌生人，不要向陌生人泄露個人信息。一方面對陌生人處處提防、認為這是讓自己利益免受傷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情冷漠”；一方面指責他人“麻木不仁”“見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親人朋友遇事少“出頭”“少管閑事”。

　　既然進人“陌生人社會”，我們必須學會和陌生人打交道，建立一套適合“陌生人社會”的行為規範。根本的是在處理人際關係時，由熟人社會的“找關係”向陌生人社會的“靠規則”轉變。如何用“陌生人社會”的規則構建新的社會關係？筆者認為在當前，以下幾點非常重要：

　　第一、加強制度建設。在市場經濟中，雖然禮俗和感情仍然會影響人們的關係，但在更廣泛的社會範圍內，需要制度發揮主要作用。在“陌生人社會”，制度是保障，它排斥人情糾葛和人情壟斷。

　　第二、樹立誠信為先的意識。在人際交往中，如果每個人都以誠實守信為榮，見利忘義為恥，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社會交往的成本就會大大地下降。

　　第三、樹立平等觀念。“熟人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關係都有高低貴賤的等級身份，儒家要建立的就是這種尊卑有序的人倫關係。擴大了的“熟人社會”實際上延續了這種不平等。“陌生人社會”的原則是在制度面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法治建設是根本。“陌生人社會”又被稱為“法制社會”或“契約社會”。法律制度憑藉其中立性、公正性、權威性承載着社會成員最普遍的信任。當陌生的人交往時，儘管他可能不清楚對方的狀況，但他相信一旦出現欺詐失信行為，可以通過正當的方式得到公正的裁決。

　　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過渡，是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是一種歷史的進步。美國知名學者弗里德曼有一段關於“陌生人社會”的經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護我們，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脅我們，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們的孩子，建築我們的房子，用我們的錢投資，陌生人在收音機、電視或報紙上告訴我們世界上的新聞……如果我們生病進醫院，陌生人切開我們的身體、清洗我們、護理我們、殺死我們或治癒我們。如果我們死了，陌生人將我們埋葬……”

　　在“陌生人社會”，我們必須學會和陌生人打交道，必須調整自己的處事方式，以適應這個變化了的社會。有一點可以肯定——通過擴大了的“熟人社會”來應對“陌生人社會”的路子會越走窄，因為誰都不可能把所有打交道的陌生人全都變成熟人。　　 （2013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