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讀後感

　　中國人讀後感

　　《中國人》這本書明顯地透出作者想讓自已的民族能夠儘快自我理解以至被人理解的焦慮之心。這是一個思想家用心思考的結果，他用一種詩意的語言來剖析殘酷的現實，為的是替他的國家尋找更多辨護的理由。

　　“我可以把她的麻煩公之於世，因為我沒有失去希望”，這是林語堂寫《中國人》的最終目的。林語堂把魯迅眼中的“黑暗”看成了“麻煩”，這與其說是他比魯迅更寬容，還不如說這個站在中西文化邊緣上的人，在思考中國時有一個先在的心理基奠，那就是驚訝於中國這個巨大的存在，且被這種巨大的存在力所折服，他不得不冷靜地思考並尋找這個存在的合理性。歷史真實地記錄了這個民族曾屢次被侵犯，而且不少時候是已經被侵犯了的，如元朝與清朝的出現。然而不論怎樣的改變，她依舊還是那個存在，那種個性，那些傳統，那種文化，只是變得越來越大，大到超過了人們心靈所能認知的程度。這種同化一切的超然生存力使林語堂驚嘆，正是這種驚嘆使他無法成為魯迅。他既要找到這個民族常被欺辱的原因，也要表達對這種生存延續能力的欣賞；他用一種溫和而簡單的方式闡述了他的體會，他不想去證明真理，而是想讓他的國人去感知真理。他認為他們能做到這點，因為這種感知力與那種同化力相比是如此地微小。

　　在林語堂看來，當世界文明以一種快得讓人來不及接受的速度向前發展時，他的國家卻陶醉在文明與原始之間，所以，他困惑地說：“我有時發現一種懶於革新的惰性，有時發現一種頗覺高傲的保守；保守？高傲？到底為什麼？”他認為，中國人在對宇宙規律的把握、對人類本質的認識上都超過了所有其他民族，所以，我們有四大發明、有儒道哲學。我們的發明使我們有了生活能力，我們的哲學使我們的生活找到了穩定和安全感，我們以聰明和洞察力率先跨進了人類文明的門檻，甚至“曾經是征服者”。帶着這種優越感，我們從心底里蔑視所有其他生活方式和思想，乃至後來對任何拯救自己於苦難中的思想和行為都抱着冷漠不屑的態度。所以，當世界文明發展到一定時期的時候，這個曾經先進的民族仍是一隻腳在文明的門檻之內，而另一隻腳卻高傲地留在原始狀態。這種現狀被西方人視為落後，這種心態被他們認作神秘，“落後而神秘”就是西方人對中國的全部印象，連作者自己也感嘆到“多麼奇怪而又古老的靈魂！多麼偉大而又古老的靈魂”。中國人有着濃厚的原始情結，但卻又“對幸福總比對進步更感興趣”，這種矛盾如果存在於另外一個智慧不太發達的民族，則會釀成大禍，但中國人卻發明了“禍福相依”哲學，通過改變自我內心認同的“契約”來模糊苦難與幸福的界限，結果，每個中國人都學會了陋巷之中盡堪行樂、黃連樹下也好彈琴這種認地獄為天堂的生存之道。林語堂把中國人這種不以實踐而以大腦、不以科學而以經學來造福人生的方法稱之為玩世不恭的生活態度，並認為它是違背人的自然本性的。於是，他似乎找到了中國人惰於革新的根本原因，所以，

　　他不無憂慮地說“中國之患在於有過多的智慧”。這種智慧使這個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見自己以外的東西。

　　在《中國人》中，林語堂還用了許多筆墨剖析中國人是怎樣面對政治生活的，怎麼樣生活在經術與權術之間的。中國人把西方稱為“方法”的東西叫做“術”，於是哲學成了經術，政治成了權術。這兩者本應是相向的“道”，是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然而人們卻常常是用權術來解構經術，其結果是：娛己被當作是束己，放縱被理解為禁慾，貪婪被認為廉潔，從而導致一個缺乏制度的龐大政府和沒有紀律的億萬國民的出現。中國的經術不論是儒家的“入”還是道家的“出”都是不容易的，前者更是近於殘酷。但中國人所做的不是消滅或修改經術來消解這種殘酷性，而是力圖使自己既不遭罪吃苦又被認作是遭罪吃苦的道德典範。這種國民心態使得“變通”一詞在中國人的生活中顯得異常重要，而它的行為首當其衝是為官者，於是，權力成了以“變通”為能的權術。“克己利他”的經術經過權術一消解，為官者改公開搶奪為暗中盜竊，貪官出現了；經術中的“禮治”被權術理解成“人治”，官民關係變成了私人關係。而官德毀則民德降，當這些體現了最高倫理的經術再回到百姓中時，就變成“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為此，林語堂解釋中國人喜歡儒家的原因是“中國人不接受法制，總是喜歡‘仁’政。因為它更符合個人利益，更靈活，更人道”。他非常推崇韓非子，希望有一天他的人民能對一個貪官說，“好的，我們將控告你，把你送進監獄”，而不是仿貪官之道為自己生存之道。總之，林語堂和魯迅一樣地在思考着自己的祖國，但他反映的是人生的愛與悲，而不是揭示人性的善與惡；他會心地去理解國人的人生態度，而不是無情地去批判社會黑暗；他既能否定又能欣賞。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了一個確實已陷入麻煩的中國，但也看了這個民族有解決這些麻煩的能力。問題是，她的國人意識到這些麻煩沒有，這才是林語堂所擔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