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北征南與盤縣發展

　　調北征南與盤縣發展

　　作者：王雲河（原貴州省盤縣特區人民政府區長）

　　編輯：趙應書

　　元朝末年，由於朝庭的政治腐敗，災害不斷，經濟不振，民不聊生，中原大地不斷爆發農民起義。出生貧苦的朱元璋家經安徽鳳陽，參加了起義軍，由於他精明能幹，具有軍事指揮才能，率軍推翻了元朝的統治，於1368年正月正式登基做了皇帝，國號為“明”，年號為“洪武”。朱元璋在奪取政權之後，繼續掃除元朝的殘餘勢力，統一中國，使明朝的統治維持了276年。

　　調北征南與調北填南

　　明朝建立之後，繼續平定湖廣(湖南湖北)和四川。但元朝的梁王巴匝剌瓦爾密依然控制着雲南，擁兵10萬與朝庭相對抗。從洪武二年開始(1369年)朱元璋先後七次派使臣到雲南勸梁王歸附朝庭，梁王“油鹽”不進，反擊將使臣王禕、蘇成殺害。朱元璋決定用重兵圍剿梁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令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率明軍30萬來攻打雲南。為了進攻雲南，朱元璋從洪武二年開始，爭取貴州境內各土司的支持，作好糧草的準備。播州宣慰司以3000騎兵作為開路先鋒，共出去2萬士兵配合明軍攻打雲南。傅友德兵至湖廣，令都督胡海洋領兵五萬從四川直插鎮雄和威寧，堵死雲南的出口。時年十二月十一日，傅友德進入貴州，先後奪取普定、普安(盤縣)直入勝境關。梁王得知明軍來勢兇猛，將10萬精兵調至曲靖堵截。明軍直奔曲靖時，恰逢大霧瀰漫，明軍將元軍團團包圍，展開血戰，結果元軍大敗。傅友德趁勝追擊，斬首元軍3萬餘人，藍玉、沐英率軍奪取昆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進攻大理，滅了段氏政權，繼而攻下鶴慶、麗江等地，平定了雲南全境。巴匝剌瓦爾密全軍覆滅，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與他的妻子自殺“升天”。朱元璋進攻雲南的計劃得以全部實現，這次軍事行動，史稱“調北征南”。朱元璋奪取雲南后，從長計議，“雖有雲南，亦難守也”，決定將20萬部隊永駐貴州，雲貴地廣人稀，靠部隊難開發，又決定從四川、湖廣、廣大中原地區，集體移民遷徙到貴州等地，世代定居，歷史上稱為“調北填南”。

　　衛所與屯田

　　朱元璋把戰略重地轉向貴州，對穩定雲南、四川、廣西十分有利。洪武年間貴州尚未建省，於是在貴州設立都指揮司，司下設立衛所(均為軍事機構)，留守貴州20萬明軍，分別駐守在各衛所。全國的明軍分為329衛，其中貴州就設24衛，下屬若干千戶所。元代的盤縣稱為普安路，路的治所在舊普安，開初明軍也是駐舊普安一帶。洪武二十二年設立普安衛，因舊普安地勢較高，拓展困難，又缺水，明軍選址在雙鳳建立普安衛城。洪武年間普安衛屬雲南管轄，此地是貴州通往雲南的咽喉之地，戰略位置十分顯赫。明代一個衛相當於現在一個旅的編製，官兵定額5600人，所相當於現在一個團，定額官兵1120人。但是普安衛的駐軍很不尋常，駐軍32511人，相當一個衛5倍的兵力。普安衛下管6個千戶所。這6個千戶所的地名是：安南所(現晴隆縣江西坡)、安籠所(現安龍縣)，樂民所(現盤縣樂民鎮)、平彝所(現盤縣平關鎮)，還有中左所、中右所。每個千戶所下有10個百戶所，百戶所的兵員為112人；百戶所下設總旗，總旗下領小旗5個，小旗領兵10人，相當於現在一個班。凡有所的地方均建有所城。盤境的樂民所和平彝所如今還存所城遺址。普安衛城駐軍3萬餘人，為解決軍食，就在衛城附近，驛道旁、水火方圓的地方駐軍屯田。動員下級官兵實行三分，七分種，墾荒造田地，自給有餘為衛所提供軍糧。部隊屯田土的地方稱之為“軍屯”，官兵成家立業，稱為“軍戶”。軍屯是以當官的姓氏命名屯名的，如劉官屯、張官屯、王官屯、趙官屯、關官屯、郭官屯、薛官屯等等。調北填南來者也實行屯田制，因為是整體來填南，多位於衛所之地，墾荒造田，這種屯稱為“民屯”，屯名就不帶“官”，而以姓氏名屯，如高家屯、毛家屯等，也有以籍貫命名的如江西屯等。還有以經商來的所建的屯稱為“商屯”，商屯在盤境內較少見。在軍屯的明軍來源也較複雜。跟隨朱元璋起義的農民，稱為“從征者”；在戰爭中投降起義的官兵稱為“歸附者”；因犯罪而被“充軍”來的稱為“謫發”；在民戶中抽來當兵的稱為“垛集”。明軍留守貴州，並屯田守土，有來無回，有妻室兒女的隨軍到之列為軍戶屯田；若是單身的予以婚配，允許與當地少數民族通婚，繁衍後代。朱元璋怕屯軍逃散，返回原籍，通過立法管束，若有逃離者將被滿門抄斬。凡是屯田地方，戶籍管理甚嚴。分為軍戶、民戶、匠戶、世代承襲。比如在軍戶中就分為梭衛、旗軍、馬軍、力士、弓兵、鋪兵等兵種，固定之後父子相傳，不得脫籍。朱元璋時代，全國常備軍為200萬，而留貴州的20萬，佔總兵的10%。20萬軍人就組成20萬個家庭，每個家庭以5口人計算，一下就使貴州增加了近百萬人口。普安衛駐軍3萬餘人，也就是3萬個家庭。可見洪武年間，盤縣是人口大增的時代。有人口，就有勞力，使盤縣的開拓和發展迅猛展開。

　　土官與流官

　　雲貴高原，世代居住着少數民族。黔西滇東以彝族為主，黔西南以布依族為主，黔東南等地有苗族等兄弟民族，這些少數民族為開發貴州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元明清王朝為了統治貴州，則實行土司制度，也就是朝庭封給某個少數民族首領為“土司”，只要服從朝庭，官職允許世襲，代代相傳。這種土司又稱為“土官”。土官擁有很大的權力，集政權、兵權於一手。朱元璋調北征南后，更加完善了土司制度。明軍在貴州建立了衛所，在衛所任職的官，均是隨軍而來的外籍人，外籍人當官有一定期限，時而在雲南，時而在貴州，這種流動任職的官稱為“流官”。流官代表着皇權的旨意，必須為朝庭服務。流官必須控制土官，土官若有反叛行為，衛所的軍隊就實行鎮壓，廢除土官的職務。朱元璋對土官的任職，必須步行到京都“述職”，呈述“政績”，並定期向朝庭上貢土特產品，然後皇上回贈相當雄厚的禮物，體現皇帝的尊嚴，所有土官都得向皇上謝恩。土官傳承給下一代，必須事前請示恩准。按現在的話說，就是嚴格土官的考核制度，使任職的土官不敢吊歪。在明代所設的宣慰、宣撫、安撫、招討、長官、蠻夷長官通稱為土司、土府，州、縣的官員亦屬土職。土司有的任文官，有的任武官，土司的官品三品至九品，共十四個等級，如土知府為正四品，土知州為正五品，土知縣為正七品。朱元璋實行“教化為先”，皆令土官的子女首先接受國學教育，使其懂得君臣父子之道，不接受教育的不得承襲任職。土司所管的土兵，必須服從朝庭的統一指揮，違者軍法處置。朱元璋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想諸方面納入國家統一制度的管理。元朝貴州境內有大小土司300多個，比較混亂。洪武開始進行改革，歸併為90餘處。在府州縣任職的土司為15家。鴨池河以西稱為水西，為安氏土司，下有13則溪48目；鴨池河以東為宋氏土司，各管區域很廣。平定雲南的洪武十五年在盤縣設普安府，土司普旦任土知府，也受朝庭的信任。六年後普旦聯合曲靖南部的土司阿資及本府的馬乃(興仁境內)土司反抗朝庭，被明軍平定，而廢除了土府。永樂元年(1403年)置普安安撫司，又任土司慈長為安撫職，1413年貴州成立省，1415年慈長“圖謀不軌”，革安撫司為州，這就是普安州的開始，安撫降為土判官。

　　普安州直隸貴州布政司，設流官知州，領九里十二營。明制九里為漢人，十二營為彝人。正統初年又令慈長四世孫隆本為普安州土判官，管理十二營的土務。隆本改變彝族父子連名的習俗，以隆為姓，其後將隆改為“龍”，便與“隴”有別。龍氏宗族嫡系子孫是各營當然的長官。營長既管行政又管軍事，部屬既是民又是兵。龍氏明初的統治中心在善德(現盤縣舊營鄉)，清初在魯吐，后因軍需，特設簸簊營(今盤縣保基鄉)代辦土務。龍氏官職從總管、土知府、安撫司、同知、土判官到土千總。各營之下設千夫長、百夫長，火頭、把事等。龍土司家從明代到清代緊跟朝庭，襲職相傳，直到民國初年龍氏均為盤縣境內少數民族基層政權的統治者。至今保基鄉有關龍土司的傳說很多。

　　明代實行土官與流官共同治理貴州，使貴州獲得較長期的穩定，對開拓貴州發展貴州，奠定了政治基礎。但由於有的土司出現反明事件，每次反叛即遭到明軍的鎮壓，土官被革職，推行了“改土歸流”，流官代替了土官。

　　則溪與營寨

　　從元代開始，烏江上游鴨池河以西彝族實行的是則溪制。洪武五年水西首領靄翠仕明，被封為貴州宣慰使。靄翠親領48目，地分為13則溪。其中六盤水境內有4個則溪。則溪在彝語中意指“倉庫”。安氏在自己的領地設立則溪駐兵屯糧，時間一長，則溪演變為管理兵馬錢糧、賦稅之所，成為水西土司行政區域的名稱。則溪、土目、禡裔、夜所相當於其後的縣、鄉、里、甲一類的建制。水西則溪制於清康熙四年(1665年)被吳三桂平定而毀。

　　“營”是明代至清代朝庭在普安州少數民族聚居區設置的行政區劃名稱。一個營相當於流官統治下的一個“里”。明初普安州領十四營(黃草則、木誇、狗場、歸順、樓下、毛政、鼠場、雞場、卜容、普陌、馬乃、鮓希里、善德、蘆塘)。永樂十三年(1415年)設流官知州時，十四營演變為十二營，其名稱為：魯吐、歸順、狗場、普陌、毛政、簸簊、黃平、布雄、馬乃、鼠場、樓下。這十二營覆蓋了現黔西南州和盤縣廣大區域。在盤縣境內有簸簊(保基)、歸順(民主)、毛政(沙坡)、普陌（滑石）、狗場(保田聯強)。營長均由朝庭認可的官職，在五營中，簸箕營為龍姓，其餘為隴姓。營長既管行政又管軍事。原普安州的十二營，其營長均為彝族龍氏土司的家族分支。這十二營中以簸箕營的歷史最長。洪武年間建的十二營只有善德營，並無簸箕營。善德營的現在的舊營鄉，時管舊營和劉官的部分地方。明末清初，吳三桂進剿水西彝族地方政權，兵犯普安州，時州同知居住善德營，善德營深受其害，州同知龍天佑遷至簸箕營去居住。傳說龍土司選擇居住點時，正值狂風大作，龍土司把一個簸箕從八大山山頂甩出去，簸箕隨風飛走，最後簸箕落定的地方為營的住地，故名“簸箕營”，後用其諧音改為“保基”，但歷史書上一直為簸箕營。彝族土司制度，元代為推行階段，明代為盛行階段，明末清代轉為土流分治、土流並治，清雍正年間，貴州境內幾乎全部都改土歸流，唯有盤縣境內的龍土司緊跟形勢，世代忠於朝庭，未被改流，明清都得到皇上的信任，並委以龍土司代代管理當地事務。直到民國時期的1924年土司官府衙門尚存，后被娘娘山苗民起義軍燒毀，但至今還有遺址。龍土司家以龍天估為傑出代表，清代升為正一品總兵官，其墓碑尚存，在保基鄉天生橋處。

　　從明代起，營與寨總是密不可分的。舊時兵營之地稱為“寨”。“寨”有柵欄的圍牆，又稱為“安營紮寨”。在盤縣境內彝族居住的地方多稱為某某寨，如石橋鎮的花椒寨、板橋鎮境內的頭寨、二寨、三寨等。在土司居住的地方，還有專業性質的寨，如養牛寨、養馬寨、鼓手寨、轎子寨、廚子寨等等。所以在盤縣境內的營寨制延續時間最長。

　　在土司制度下，人和土地均為土司所有和支配，土地是不允許買賣的。下人種田土，有奶媽田，專供土司幼兒餵奶；有上馬田，專供墊背上馬或下馬；有火把田，專供外出打火把照明引路；還有牛租田、馬租田、豬租田、羊租田的專為土司提供牛馬豬羊等，其後才逐步變為地租。

　　移民與兄弟民族

　　朱元璋的調北征南和調北填南，實際上就是強制性的整體移民。官屯也好，民屯也好，均為移民。這些移民來到雲貴，有的與當地少數民族隔開居住，有的相鄰居住，有的混合居住。為了生存和發展，有的與兄弟民族通婚，有的與兄弟民族互相往來，久而久之，關係密切，和睦相處。外來移民尊重兄弟民族的風俗習慣，共慶少數民族的節日。中原地區的移民，生產技術比較先進，相互學習，共同進步。由於民族之間的團結，也促進了盤縣的發展。其流官上層為統治者，歧視兄弟民族的事倒也不少，但作為整體的移民，在民族之間是互相尊重的。

　　驛道與流通

　　朱元璋平定雲南之後，為了鞏固雲南，穩定雲南，對驛道的整治建設十分重視。驛道在古代具有特殊意義，調兵遣將、行軍作戰、報送情報、物資流通、商旅往來等方面均離不開它，兼有軍事、交通、郵傳、接待、商業諸多功能。按明制，每60里設一驛或站，10－20里設一遞鋪。驛站、鋪各有職能，傳遞軍方文書的為驛，運糧餉貨物的為站。傳遞官報的為鋪。每個驛都務有滑竿轎子、騾馬等，可供官員運送和食宿。貴州通往省外的驛站主要有五條：有湖廣通往貴陽的湘黔驛道；由貴陽通往雲南的滇黔驛道；有四川敘水經畢節、烏撒到雲南的川黔滇驛道；有四川重慶到貴陽的川黔驛道；有貴陽經都勻到廣西的黔桂驛道。其中4條在貴陽交合。湘黔與滇黔驛道連為一體橫貫東西。以上五條驛道元代已開通，明初大加修整，並派重兵保護，增驛設站，交通條件大為改善。湘黔驛道和滇黔驛道連通，最為繁忙。經常使用的驛馬上千匹，人夫五千以上。貴州用於驛道經費銀達43680兩，分給普安州負擔的為2911兩，可見普安州當時驛道的作用重大。在貴州境內除了五條主幹道而外，府州縣之間也開通驛道，部分地方也設了驛站，普安州至安籠所等地開通了驛道，時稱大道。通過驛道運輸的有以下物資：一是運輸軍糧，貴州駐兵20餘萬，靠屯田的糧賦不足，必須從湖廣、四川、雲南運來糧食，每年運進糧食20餘萬石；二是食鹽運銷，貴州不產鹽，主要通過驛道從兩浙、兩淮、四川、雲南運來食鹽銷售，普安州的老百姓靠川鹽、滇鹽供應；三是運輸雲南產的銅，銅是明代鑄造錢幣的重要原料，滇銅運至鎮遠和湖廣，必經普安州；四是雲貴土司入京朝貢，還有緬甸等國上京朝貢也經滇黔道入京，所帶貢品馬幫絡繹不絕。“山間鈴響馬幫來”，驛站、茶廳等終年繁忙，也給驛道附近帶來繁榮。驛道的開通中原與貴州的交流頻繁，先進的生產技術也不斷傳入。普安州的興旺與驛道有很大的關係。“要得富先修路”，明代修路出於軍事考慮，但老百姓也受益匪淺。

　　刀耕火種與牛耕技術

　　家桑是朱元璋的立國之本。調北征南、調北填南，朱元璋就考慮改變雲貴刀耕火種的落後面貌。明代之前，貴州是地廣人稀，刀耕火種，趕山吃飯，廣種薄收，種一坡吃一鍋，收入低下，人民貧窮落後。所謂的“刀耕火種”就是用刀將山坡上的草木砍倒，春來放火燒掉，雨水到來，在火皮地里直播種子，稍微管理秋後即收糧了。在熟耕地里，耕作不用牛，而是用人拉木犁耕作，耕作粗放，收成很低。牛耕技術在中原地區早已普及。對於貴州來說卻還是一種新技術不。貴州養牛養馬歷史早於明代，但養牛並未用來耕田。養牛當作財富的象徵，“以誇富厚”，婚姻作為聘禮，祭祀用牛，節日鬥牛，養牛任其放牧，少有廄養，未經訓化的牛難以牽引。朱元璋的軍事移民，貴州的衛所林立，屯田遍布，衛所是推廣牛耕的先導。移民來自江浙、湖廣、四川等地，他們有牛耕的傳統。為了推廣牛耕，首先從湖廣購買幾萬頭耕牛並配以牛耕農具發到每個屯堡，又引進高產的作物品種，由屯堡移民帶頭耕種。軍屯的墾地要當作“樣田”，就是現在叫的“樣板田”。軍屯移民在貴州墾田30萬餘畝，佔全省新墾田的四分之一。軍屯變成了推廣農業技術的“農推站”。在軍屯裡實行牛耕之後加之優良的品種，施肥田間管理等，收穫的糧食比刀耕火種的坡地高出幾倍，當然起到了示範作用。原來的刀耕火種只適應於坡地陡地，而牛耕則可以墾田種稻。而普安州原以雜糧為主，墾荒造田，稻米比雜糧強了。

　　明代的普安州，農作物品種多見於種小麥、大麥、燕麥、蕎子等，牛耕之後品種也不斷增加。洪武年間的軍屯如劉官屯、張官屯、王官屯、趙官屯、吳官屯、郭官屯、薛官屯等，田土平整，氣候又好，水源充足，又在貴州城附近，處處是樣板田，人來人往，先進的牛耕技術很快傳播開了。軍屯、民屯又注重興修水利，築壩引水，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民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先進農業技術哪個不願學呢？經過很長時間的牛耕技術推廣，普安州的農耕技術有了較高的水平。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於1638年端午前來到普安州，路過南板橋，上丹霞山，對南板橋犁而為田的遊記中寫道“內塢復開，中環為田，而水流其間”，“其中回窪下陷，底平如鏡，以展之為田，第無漏水”，

　　“盤施為田，其水四環”……以上記錄說明，盤縣在明代，不僅壩區已成水田，坡地也已成梯田。當時的盤縣土地是旱地土多水田少，瘦地多肥地少。水田的類別已出現乾田、望天田、梯子田、腰帶田、冷水田、堰田、塘田、水車田等。特別是水車田，用水車提水灌田，這是明代比較先進的提水技術了。在明代普安州的田土已劃分了用途，如民田、學田、廟田、備賦田、橋田、葯田、養兵田、遞馬田等。

　　明代已十分重視優良品種的推廣。盤縣人叫的“御麥”，現在稱之為“玉米”，或者叫“包穀”，也是明代嘉靖年間才推廣種植的。據稱玉米原產於美洲，是外國使者帶入中國給皇帝的貢品，皇上發給民間種植推廣。那時給皇帝贈送禮物，稱之為“御”，民間就把這個品種稱為“御麥”。貴州人種了這種“御麥”，耐旱高產，而成了主糧，時稱為“旱地之王”。推廣“御麥”品種已有500餘年的歷史，但盤縣人至今還叫原名“御麥”，可謂是“原汁原味”，不忘老祖宗的功勞。明末清初又傳來了“洋芋”，洋芋的種植歷史比較晚了。

　　明代的普安州，經濟作物已推廣種植芝麻、油菜籽等。其經濟林木有漆樹、茶樹、油桐、核桃、板粟、銀杏等。樂民、妥樂的銀杏估計就是明代推廣種植的。普安州的竹子有筋竹、苦竹、蘆竹、鳳尾竹等品種。其蔬菜品種已有白菜、青菜、韭菜、芹菜、菠菜、南瓜、豇豆、扁豆等品種。畜牧禽類也有很大的發展。牛、馬、豬、羊、雞、鴨、鵝、兔、魚、蜂、蠶等已普及到農戶了。從軍事移民屯田開始，逐步推行牛耕，促進了盤縣農業的迅猛發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匠戶與建築

　　明代的坑道調北填南整體移民中，中原地區大批有技術的人隨之遷來落戶，這批人稱之為“匠戶”。他們的技術世代相傳，或帶了大批徒弟，徒弟也成了“匠戶”。貴州的“匠戶”兩萬四千餘戶，當時貴州省有九個州，普安州的匠戶也不下幾千戶。這些“匠戶”有泥水匠、木匠、石匠、鐵匠、銅匠、金銀匠、染匠、織匠、裁縫、廚師等。普安衛所建城，興修驛道，開河渠、架橋樑、築城堡、建寺廟與樓台廳閣等就靠這批工匠。隨軍而來的“匠戶”住在衛所，還有一些特殊的“匠戶”，他們承擔著製造各種兵器，戰馬用具等。推廣牛耕技術，有的從事各種傢具的製作，有的木匠不但製作傢具，如提水的水車，是工藝比較高的木工才能造出安裝成功的。礦業、建築業、冶鍊業也是靠匠戶來完成的。盤縣盛產優質煤，在明代已經開採利用，除民用外，還有於燒窯燒石灰燒磚瓦等。特別是用於鑄鐵。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開始籌建普安州衛城，指揮使王威領導工匠築城，城垣周長8華里，設東西南北四道城門，遠處眺望普安衛城形如一口吊鐘。依山傍水，居高臨下，戈矛相爭，難予攻克。時稱“滇黔保障”、“滇黔鎖鑰”。衛城四道城門尤以北門為最，是貴州古城門的象徵，也是明代“匠戶”的傑作。北門頂上有古色古香的四方亭，兩邊城垣上千米。北門又稱“北門洞”、“北方鼓樓”。北門洞為半圓拱，高5.5米，拱跨5.87米，進深23.8米，原設有木心鐵皮城門二道，城門半圓拱和城垣全系料石砌築而成。從建城門的洪武二十二年到今天的2008年，已經時隔619年了，至今大方美觀的城門洞和城垣仍主體完好，不變型，未風化，可見這是何等結實牢固的建築。可見古代確有能人，從設計到施工，在普安州留下了傑作。再說城門洞興建所有的石料，工藝如此精湛，那時哪裡去找水泥固定，使用的都是石灰吵漿，可以想象燒石灰的技術也已成熟。城門洞的建築足以證明就是當年“匠戶”的功勞。還有普安州文廟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1417年），佔地4000餘玉米，主要建築沿中軸紅對稱布局，自上而下依次排列，坐西朝東，規模宏大，與文筆塔對應，建築模式是中原式文化的產物，這無疑也是“匠戶”的心血之作。盤縣老城古代有大小寺廟34處，明洪武年間所建的有天目山下的大威寺、營盤山東麓的水星寺，還有明代景泰二年（1451年）建的丹霞山“玄帝宮”，明初所建的劉官屯把總衙門，樂民所、平彝所（平關）所城等古建築，都是明洪武年間的產物。普安州大小河流縱橫，許多石拱橋也始建於明代，遠的不說，如老城的北門橋原叫“迎恩橋”始建於明建文二年（1400年）。通過以上的古建築的興建時間看，說明明代盤縣的興旺發達，這與“匠戶”的貢獻密不可分。原來的普安州的煤炭資源，硃砂水銀、鐵礦、銅礦、雄黃等礦業得到初始開發，特別是鑄造業也在興起，利用生鐵鑄鍋，鑄造傢具，為改善民生提供了條件。今日的盤縣煤炭形成了支柱產業，許多大企業落戶盤縣，這與明代奠定的基礎有直接關係。

　　衛學與司學

　　貴州的教育歷朝歷代都比較落後，難與中原地區相比。朱元璋調北征南，調北填南之後，朱元璋出自“教化為先”的考慮，始在貴州舉辦儒學教育。在衛所之地辦的學校稱之為“衛學”，在土司所在地為的學校稱之為“司學”。

　　在衛所之地的移民軍戶和填南的民戶，他們既然有家庭，必有其子女。他們來自中原文化發達地區，不解決子女入學就不能穩定軍心和民心。首先在衛城地區辦衛學，讓軍屯子女從小能讀上憶。凡建了府的地方辦起了“府學”，凡建了州的地方就辦了“州學”，凡建了縣的地方就辦了“縣學”。這些學校也稱官學。對土司所統治的少數民族地方又如何辦學呢？朱元璋對少數民族推行“懷柔”政策，“恩威並用”，“寬猛得宜”，按照“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方針，首先要求“流官”重視地方教育，全心全意辦好學校，尤其重視辦好“司學”。並在州衛之地修建孔廟，開設科舉，以儒家思想“懷柔遠人”。因此，明代舉辦學校出自“長治久安”之策。明代除了辦好衛學、府學、州學、司學而外，還推行辦好社學，社學在一般鄉間開辦。以盤縣古城為例，洪武十三年始辦普安土府儒學，永樂十五年（1417年）改為普安州，將學校改為“普安州學”。明代司學興起，從洪武十五年開始，在善德營辦了司學，當時社學已達10所。社學多為“民辦公助”，由社會投資辦學。由於盤縣是州衛同城之地，明代的教育事業比較發達，在科舉制度下人才輩出。科舉制度在元代中落，明洪武十五年又恢復科舉考試製度，科考分為“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幾個級別。讀書之人凡經“童試”的稱為“童生”。童生經過三次“童試”初錄取都稱為“秀才”。“秀才”才有進府、州、衛、縣學的資格。府、州、縣、衛學生經科考之後評為一、二等者方可參加“鄉試”，“鄉試”要到省貢院舉行，每三年考一次，考中者就稱為“舉人”；鄉試的第二年到京舉行“會試”，考中者稱為“貢生”，由皇帝再召集“貢生”舉行殿試。然後分為“三甲”，一甲只有三名，第一名稱為“狀元”，第二名稱為“榜眼”，第三名稱為“探花”，並賜進士及弟；二甲若干名，只稱進士出身……1429年雲南、貴州舉行合試，共取11名，其中貴州只有1名，乃普安州劉瑄所得，是貴州有舉人之始。明正德年間，普安州邵華譜考為舉人之後，其後他的三個兒子邵之善、邵之哲、邵元高又在嘉靖年間考上了舉人。嘉靖年間考上舉人的還有蔣宗魯、萬曆年間的蔣傑，王祚遠也為明代的舉人，王祚遠最後官至吏部尚書。普安州由於舉辦州學，明代人才輩出，貴州有進士109人，普安州佔了11人，全省舉人1145人，普安州佔了95人。1638年徐霞客考察普安州時稱“貴築之首”。

　　朱元璋確立“教化為先”之後，不僅重視辦學，在府、州、縣、衛所之地，土司所在地，大舉佛教、道教文化，廣辦佛寺道廟等，使人“樂為善事”，“敷訓導民”。普安州馳名的有丹霞山、大威寺、水星寺等，樂民所、平彝所也有佛寺道廟。在衛城道教有太清殿、通明閣、玉貞觀等。由儒學的普及普安州的文廟也是一個象徵。就連水塘也有文廟。

　　南京籍與湖廣籍

　　雲貴的人互相問起來：“你們的祖籍來自什麼地方？”有的回答“我們是南京籍。”有的回答“我們是湖廣籍。”有的說“我們是浙江籍。”》……如果再問：“你們的祖先是如何來的？”回答：“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調北征南來的，或調北填南來的。初步作了個估計，現盤縣人60%以上都是南京籍或湖廣籍。

　　朱元璋稱帝首都在“應天府“。朱元璋過世，是長孫朱允炆做皇帝，不幾年被其叔朱棣奪了皇位，將“應天府”改為“南京”，遷都北平，又將北平改為“北京”。朱元璋調北征南時，明軍是從應天府出發的，在貴州落業的20萬明軍成了一世祖，所以多數人家的族譜寫着祖籍“應天府”，這是符合歷史的。有的族譜將祖籍寫成“南京”，這也不錯。因為“應天府”已改成“南京”了。有人說：“調北征南來的是30萬人，南京就有這麼多人當兵嗎？”有關歷史學家解釋：朱元璋的調北征南作了多年的準備，把南京周邊行省的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等處的兵源集中在南京珠市巷、柳樹彎等地訓練，來到雲貴的人，多講出發點“南京”，代代相傳為“南京”。許多族譜中把珠市巷寫作“豬屎苞”、“豬市巷”、“竹市巷”、“書市巷”、“朱氏巷”等等。有的老同志為尋根覓祖，到南京親自考察過，考證南京有個小西門，也叫聚寶門附近確有一個“珠市巷”，明洪武年間這條巷子是賣珠寶的地方，故稱“珠市巷”。而不是買賣豬的巷子，也不是專供拉豬屎的、賣竹子的、賣書的巷子，更不是朱家住的巷子。如今居住在盤縣的“南京人”，從洪武十四年征南來的已有600多年的歷史，極少數“南京人”已傳至25－27代，這是符合規律的，但多數姓氏的“南京人”族譜中只有12－18代人，如果從清代算起來差不多，從“洪武”算起相差甚遠，原來的十幾代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有的姓氏在修譜中直接提出望後人雲弄清楚，這確實是個謎團。但有的人是這樣理解的：原調北征南是針對雲南梁王的，首先是在雲南定居，后才遷住貴州的，所以在雲南這段未計入；另一種原因是說因災荒戰亂，丟失了家譜，而不知前面的代數；還有的說，因軍屯管理甚嚴，紛紛逃離了軍屯，而埋名隱姓，遷住盤縣的也不敢吐露真情。到底是何原因，許多學者也還在研究之中。

　　湖廣籍也有類似南京籍的情況。“湖廣”到底是指哪些地方，有人說是指湖南、廣西。元朝中國為11個行政省區，“湖廣”就是指“兩湖”，即湖南和湖北，也含安徽部分區域。朱元璋調北征南時，胡海洋任湖廣總督，胡從湖南出兵5萬餘人，這部分人留在貴州，參加了軍屯，又加上“調北征南”，湖廣來的人也不少。征南填南來者自然成了留黔的一世祖。湖南、四川距貴州很近，除了調北征南、調北填南來的，經商來者也不少。南京籍也好，湖廣籍也好，川籍也好，都是明初開拓貴州的主力軍，普安州更不例外。

　　明代與現代

　　貴州屬於西部大開發之列。明初洪武年間貴州的開發受益很大，特別是普安州地處雲貴的要衝，衛所屯田使普安州獲得前所未有的開發。放棄舊普安治所，選擇在納牟山下建立了衛城，其後又變為州城，普安州的建立那就相當於現代的地級市。州城又帶動了所城的發展，屯田又帶動了農業的發展“匠戶”又推動了各項建築業的發展。盤縣老城就是洪武年間開發的產物，600餘年為盤縣留下了許多文物古迹，北門城古樓古迹在貴州數一數二。洪武年間的開展，可以說是西部大開發的第一次。明代過後，清代未留下深刻開發的痕迹。只是鞏固而無提高。民國時期的抗日戰爭，滇黔公路的開通，大專院校、軍事工業內遷到貴州，給雲貴帶來技術，培養了人才，盤縣還修了飛機場，每天上千名運輸車輛通過盤縣，使盤縣人開闊了眼界，也帶來經濟的發展，不管開發力度大小，也算第二次開發。建國后，由於蘇修、美帝妄圖要發動對中國的戰爭，中國提出要“深挖洞，廣積糧”的戰備思想，不少大工業內遷到四川、貴州，許多大專院校也來到貴州興辦。為支援工業的發展，幾萬名煤炭工人來到盤縣開發煤炭資源，為盤縣奠定了良好的工業基礎，地方基礎設施也得到較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這可算是盤縣的第三次開發。這三次大開發，主要是軍事方面的需要，一但形勢緩解，後續開發就停止。如抗戰時期修建的舊普安飛機場，早已廢棄成為一片荒地，更不要說飛機的蹤影了。從1999年後的西部大開發，這是區域經濟的大開發，着力國家的發展，為民生改善生活而開發，東部沿海地區發展了，為縮小差距，迅速轉移到西部，有計劃有步驟的大開發。盤縣有着得天獨厚的煤炭資源，在“大三線”建設的基礎上，圍繞着煤炭資源大做文章，西電東送工程中盤縣電廠、盤南電廠的建設，南昆鐵路通過盤縣，鎮勝高速公路的開通，水盤高速公路路的動工興建，水鋼在盤選址擴容工程，年產1000萬噸的響水煤礦加快建設步伐，忠義鄉煤層氣開發點火成功，這一系列的煤化工項目的建設，為盤縣的經濟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王威指揮建設的老城，至今獲得鞏固和發展，西部大開發建設的紅果新城日新月異，展望未來，一個中等現代化的城市將在“盤州”建成。如果徐霞客再來“盤州”遊覽，他會高興地說：“蛾螂鋪、亦資孔是我走過的地方，原來一片荒涼，如今卻變成了城市，比我的家鄉江蔭還美呢！”我們盤縣人決不辜負徐霞客的期望，要在明代發展的基礎上，在西部大開發的號角聲中，搶抓機遇，能快則快，把盤縣建設得更加美好！

　　註：主要素材來源於《貴州古代史》、《貴州通史》、《普安州志》、《盤縣特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