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丹心向陽開

　　偉大的總歸是不朽的，並不因為被拋棄，詛咒而變得卑劣。——題記

　　向陽湖，一個歷史難以忘卻的記憶。寫在歷史上的不僅僅只是一個單純的地名，而是因負重的歷史才使她在人們心中代代相傳，聲名遠播。

　　我們無論怎樣樂觀地看待這段歷史，它其實就是一段屈辱的血淚史。只不過在這段屈辱血淚史上演繹出一段人類精神，豁達、樂觀、知遇而安的天生本性，在人類的史冊上熠熠生輝的光芒閃耀在人們的心中，成為後代人生活追求的亮點，在人生迷茫時的一種精神寄託，才會有名垂青史的佳話流傳不朽。

　　被打成右派曾在向陽湖五七幹校改造的著名作家蕭乾在他的一篇《在向陽湖的難忘日子》文章中如實地寫道：“知識分子下基層體驗生產勞動並和工農大眾打成一片，原是大好事，也是人人都會擁護的事。可惜那時這種好事卻並非出於自願，不是硬往下趕，就是用形勢來逼。”可見這種強人所難的事情難道就可以說是正確的路線嗎？讓文人去做一個被禁錮了自由，近似與勞改犯的勞動者，這無疑於讓一個不識斗大字的體力勞動者去當文人有什麼區別呢？武將本應該金戈鐵馬，馳騁沙場，文將本應該運籌帷幄、出謀劃策，然而若兩者顛倒了位置，在後人的評說時誰會說他的一國之君是個知人善用、明智的君主呢？在那段政治危機錯軌的歷史，人人自危，風雨如晦的年代，文人便成了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們在那段被扭曲了的歲月遭受着非人的虐待，身為腦力勞動者而不是讓他們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被無情地剝奪創作權，而是從事非人負重的勞作。即使他們創作的文章也是無關國事，聊以自慰而已，這應該說到底是文人的悲哀還是國家的悲哀？

　　向陽湖應該說是不幸的，它本應該記載令後人敬仰的文人輝煌的事迹，而它卻記載了六千文人在此被“斗、批、改”的歷史，記載了一段對文人不公平非人虐待的屈辱史。然而向陽湖又是幸運的，它的幸運就在於它記載了六千文人在艱苦的條件下，他們不屈服現實，與命運作抗衡的精神，以一種知遇而安的豁達，以一種直面人生的勇氣，以一種洒脫的心態，以一種樂觀的智慧，把自我的本性瀟洒坦率地表達出來。一種質樸的人性，一種飽經滄桑而又自得其樂的精神在苦難面前表達得淋漓盡致。

　　踏足在向陽湖這片至今並不肥沃的土地，向陽湖名人文化村應該說是被歷史打下烙印的見證，我無法用輕鬆的心情去感受，當年六千文人及其家屬以“右派”其它政治問題背井離鄉流放於此，接受改造。這裡留下了冰心在紅旗山禾場上打穀忙碌的身影；這裡留下了郭小川在花紋山砍竹勞累的汗水；這裡留下了趙辛初在向陽湖放牛的場景。一大批著名文人那時的他們在年齡上已是暮年之人，卻乾著青壯勞力才能承受的重活，又何況他們都是一些老弱病殘的人呢，由於長期負重的體力勞動，致使有的人被病魔折磨掙扎在生命的邊緣，有的人卻含恨九泉，到死一肚子的委屈，怨言也不能傾訴釋懷。死去的人悄悄的走了，留下無盡的遺憾讓活着的人遺憾。幾千年來中國文化這一負荷重壓之下早已根植於文人靈魂的深處，他們在精神肉體感受雙重的苦楚和桀驁的孤寂下又得逆來順受的承受着現實的壓力。

　　在那個被扭曲的特殊的年代里，以及靈魂也被現實扭曲的時代，政治的危機並不亞於清朝的文字獄，一句話足可以招惹殺身之禍，致使劃分界限，眾叛親離，以至人人自危的地步。六千文人遭受非人的虐待，蒙受了多少鮮為人知的屈辱和痛苦，作家不能寫作，詩人不能寫詩，畫家不能作畫，剝奪了他們精神上唯一的寄託和支柱，這是對他們精神上一種多大的折磨啊，應該說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種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文人不能施展其才華抱負這正是文人生存的不幸，然而苦難的歷程也鍛造了他們富有韌性的生命張力，以及生命空間的拓展和具有彈性的堅韌品質，才使得他們保持着一種樂觀的心境，勇氣，智慧，去擦拭生活中的塵埃，陰影和煩惱。文學宗師沈從文曾抱七旬病弱之軀從容寫下了《喜新晴》《雙溪大雪》。著名詩人郭小川受到嚴重的迫害仍樂觀熱情的寫下《楠竹歌》《花紋歌》《贈友人》《豐收歌》。著名詩人藏克家曾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微雨插秧》《場地午餐》《早出工》等等一大批文人的作品借景抒情地表達了自己在特定歷史下苦難面前以積極向上的心態。中國幾千年風雨瀰漫的歷史充滿着刀劍寒霜，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國文化在無聲無息的滋潤塑造着中國文人憂患意識，強烈的責任使命感和堅韌的品質在沉重危機和神聖的召喚中突凸而出，似晴空一道彩虹沖雲貫斗，閃射驚心動魄的光芒，這正是文人生存幸運的源地，也是文人生存不幸的淵藪，也許正因為如此，文人才所以稱為文人吧。

　　歷史的悲哀之處無論怎樣冠冕堂皇地遮掩，也不能脫逃後人冷靜敏銳審視的目光，我們可以有足夠的度量寬容歷史強加給人類無辜的重荷。一時強弱在於力，千秋勝負在於理。我們需要直面歷史，才不會在“前車覆，後車蹈”的悲劇。當所有的一切時過境遷時，千秋功過是非成敗，如撥雲之日的光芒照亮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