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之命運

　　麻雀之命運

　　麻雀，它總是揀那些最細的枝落，而且不停地跳，彷彿一個凍腳的人在不停地跺腳，也好像每一根剛落上的細枝都不是它要找的那枝。它跳來跳去，總在找，不知丟了什麼。

　　它不知道累。除了跳之外，它的尾巴總在一翹一翹的，看起來像是驕傲，其實是保持平衡。

　　它常常是毫無緣由地撲棱一聲就飛走了，忽然又毫無原因地飛回來。飛回來的這只是不是原先飛走的那隻，就不知道了。它們長得看起來一模一樣，像複製的。

　　它們從這棵樹飛往另一棵樹的時候，樣子是非常可愛的，那是一團中途划著的幾起幾落的弧線，彷彿不是飛，而是一團被扔過去的東西——一團揉過的紙或用髒的棉絮團兒什麼的。

　　它如果不在中途趕緊扇動幾下它的小翅膀，那就眼看着在往下栽了，像一團扔出去的東西降落在弧線上突然重新扔高，它挽救了自己。

　　它不會翱翔，也不會盤旋，它不能像那些大禽類那樣捉住氣流，直上白雲蒼空，做大俯瞰或大航行。它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從一棵樹到另一棵樹，從一個樓房到另一個樓房，與人共存，生存於市井，忙碌而不羞愧，平庸而不自卑。

　　它那麼小，落在樹上就是近視眼中的一個黑點，是逗號還是句號都看不清楚。低飛，跳躍，啄食，梳理羽毛，發出永遠幼稚的鳴叫，在季節的變化中堅忍或歡快，追逐着交配，有責任感地孵蛋和育雛快樂的活着。

　　它是點綴在人類生活過程當中的活標點：落在冬季枯枝上時，是逗號；落在某一個牆頭上時，是句號；好幾隻一起落在電線上時，是省略號；求偶的一對兒追逐翻飛，累了落在上下枝時，就是分號。

　　麻雀和人的生活最貼近，但保持一定的距離。它經常被人傷害，卻總也不遠走高飛放棄貼近人時的方便，所以總不見滅絕。人們給它們起的名字是麻雀，不知道它們彼此之間是不是也認為對方是“麻雀”呢？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但是這隻小小的鳥做夢都想不到有一天它會被人類列為“害人鳥”，而遭到幾億人的圍剿。有農民在1955年向毛澤東反映，說麻雀禍害莊稼。毛澤東諮詢動物專家能不能消滅麻雀。當時的中科院動物所副所長錢燕文說，對麻雀的食性還沒有系統研究過，不敢肯定是否應當消滅麻雀。但就在幾天後，毛澤東與14位中共省委書記制定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其第27條規定：從1956年開始，分別在5年、7年或者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麻雀、老鼠、蒼蠅、蚊子。於是麻雀就陷入了“與民為敵”的慘境，四處被圍剿。

　　當時是這樣清算麻雀罪過的：一隻麻雀秋收季節每天吃四兩，四隻麻雀一天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糧。在“以糧為綱”的當時，糧食可是寶貝，所以麻雀就是中國農民的天敵。而捕殺麻雀，還可作為農民的副食品。有的地方專門收購，每隻一分多錢，這可以增加農民收入。經過實踐，人們總結出消滅麻雀的手法有“轟、打、毒、掏”等；鐵絲夾、籠子捉、篩子扣、彈弓打、膠沾；捉，用手電筒夜裡照，麻雀見光，睜不開眼，只要不驚動其他麻雀，就可一一捉到。還有誘捕，在一張大網裡面拴兩隻麻雀，網外拴一隻喜鵲，招來大批麻雀以後，一拉網繩全部擄獲。

　　《人民日報》1958年4月20日一篇新聞報道：“1958年4月19日，從清晨5時開始，北京布下天羅地網，圍剿‘害鳥’——麻雀。全市300萬人民經過整日戰鬥，戰果極為輝煌。到19日下午10時止，據不完全統計，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6249隻。”

　　在民眾盲目跟風的同時，也有部分人是冷靜的，他們決心拿出證據為麻雀平反，結束這場鬧劇，也是生態悲劇。鳥類學家鄭作新和同事們走遍河北昌黎果產區和北京近郊農村，採集848隻麻雀標本，逐個解剖嗉囊和胃部，最後結論是：“冬天，麻雀以草籽為食；春天養育幼雀期間，大量捕食蟲子和蟲卵；七八月間；幼雀長成，啄食莊稼；秋收以後，主要吃農田剩谷和草籽。總之，對麻雀的益害問題要辯證地看待，要因季節、環境區別對待。”《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鄭作新考察成果。但相對於鋪天蓋地的喊聲，這點聲音根本微不足道。

　　中國動物學會1956年10月在青島舉行的第二屆全國會員大會上，實驗生物家朱洗首先講了一個故事：1774年，普魯士國王下令消滅麻雀，並宣布殺死麻雀有獎賞，民眾爭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園卻布滿害蟲，連樹葉子也沒有了。國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並去外地運回雀種，加以繁殖保護。朱洗說：“除了在某些季節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節是有益的。”參會的大多數科學家都建議，在沒有正式得到科學結論以前，希望政府考慮不要轟轟烈烈的搞運動。

　　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學家們的意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1957年10月將第27條除“四害”內容改為：“從1956年起，在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打麻雀是為了保護莊稼，在城市裡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消滅。”但是後面一句補充基本上沒有理會，是“四害”就剷除。上海市第一次滅雀大戰進行了3天，滅雀88171隻，獲雀卵265968隻；第二次進行了兩天，滅雀只。

　　在中共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仍說：“麻雀現在成大問題，還是要除”。與此同時，很多農村傳出了“遍地蟲災”的消息。科學家明白，這是生態系統遭到了嚴重破壞，失去了麻雀的制衡，才導致了蟲災，於是更多人開始挺身而出，為麻雀翻案。一位科學家甚至說：“替麻雀翻個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義大”。

　　在眾多科學家的呼籲下，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於1959年11月27日寫了一份《關於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據告說，科學家一般都認為，由於地點、時間的不同，麻雀的益處和害處也不同，有些生物學家傾向於提消滅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兩天後，毛澤東批示下發張勁夫的報告。

　　次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文件上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蟲。”1960年4月10日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通過的《關於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將“除四害”的內容修改為消滅老鼠、臭蟲、蒼蠅和蚊子。至此，麻雀才得以翻身。

　　眾所周知，以人類選舉之常識，如果對候鳥不熟悉，選鳥者多半只能投反對票或棄權。而事實上，每個中國人在成長歲月中，幾乎都有關於麻雀的記憶。這一切，無疑為麻雀當選提供了廣泛的民意條件。選麻雀為國鳥，大概是因起“為鳥謙”，是“生活的鳥”，選它為國鳥便是讓“生活的鳥”上升為“理想的鳥”——將生活當做一種思想，何樂而不為？

　　麻雀極其頑強的生命力，說明它是鳥類在世界百折不撓的草根力量。儘管命運多舛，險象環生，但終究能在種種艱難困苦中逃出。難怪有人感嘆，麻雀這驚世的命運，不正是千百年來中國人命運的縮影么？而且，麻雀作為中國諸多城市僅存有非家養鳥類，對追求自由與幸福的中國人來說，其象徵意義顯然遠大于丹頂鶴。更重要的是，以數量計，以麻雀之鳥來喻中國之人口似乎也合適。孟德斯鳩說：“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個人就是整個國家。”若尊麻雀為國鳥，人倒也不失為對個體命運的價值弘揚。然而，爭來爭去，誰都知道，沒什麼鳥可以代表國家。有關國鳥的評選，充其量只能佐證一個國家有着怎樣風尚與觀念——因國家之形象體現在每一位國民的具體命運里，而不在於某隻鳥的花色品種及其鳴聲是否婉轉。因此，不知麻雀的命運到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