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影響改革開放成果的幾個主要因素

　　淺談影響改革開放成果的幾個主要因素

　　傅伯勇

　　當前，改革開放已經進入關鍵階段，能否保持改革開放成果或者能否將改革開放引向深入取得更大的成果，將取決於諸多因素，這些因素有哪些方面呢？在筆者看來，主要有這樣兩個方面的因素：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但主要的還是內部因素。

　　先談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五個方面。一是戰爭；二是和平演變；三是和平演變加戰爭或者戰爭加和平演變；四是包圍與遏制（或者扼殺）；五是其他方式，包括前四種方式的綜合運用或者另加其他方式。前蘇聯的解體，就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典型案例；科索沃戰爭就是西方國家武裝干預戰爭演變的典型案例；伊拉克戰爭和利比亞戰爭，就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加戰爭或者戰爭加和平演變的典型案例。對中國，因為中國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且是迄今為止社會主義陣營取得最大成就的國家，所以某些國家對中國的瓦解與顛覆，也得講“特色”。對中國，戰爭已經試過，包括朝鮮戰爭（中國叫抗美援朝戰爭），包括越南戰爭（中國叫抗美援越戰爭），包括中印戰爭（前蘇聯支持印度的侵略戰爭）。這些戰爭的最終結果是什麼？是中國取得全勝。如果某些國家想繼續挑起與中國的戰爭，也必然會以失敗告終。不管哪個國家，失敗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因為中國是一個隱忍的國家，不會輕易動武，而一旦出手，就一定穩、准、狠。對於和平演變，一些國家也試過。1989年的“六.四”風波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雖然一些人屬於誤打誤撞上了賊船，但是這正中美國為首的某些敵對國家的下懷，那也是活該，誰叫自己沒有起碼的政治頭腦呢？和平演變的結果是什麼？是一無所獲。西方敵對國家會不會還要搞和平演變呢？肯定還會，但也肯定一無所獲。和平演變加戰爭或者戰爭加和平演變呢？在目前的中國，條件還不是很具備，一是沒有和平演變的土壤，二是沒有引起戰爭的因子。最後剩下什麼呢？剩下的，無外乎就是包圍與遏制，或者其他方式。而包圍與遏制，從1949年中國解放開始，就存在了。那時候，無非是手段相對單一而已：包圍沒有完全築牢，就是當時的“U”型（現在稱“C”型）包圍圈也沒有築牢築死；而遏制，主要也是從外交上（主要是堵住大陸進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從經濟上（主要就是堵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從軍事上（主要就是武器禁運）、從技術上（主要是高新技術的封鎖）進行遏制。但這些，隨着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基本上迎刃而解或者不攻自破。現在以美國為首的國家靠什麼呢？非洲它本身就無法號召，歐洲它基本上指揮不動了，拉丁美洲它也指揮不動了。剩下的招數：一是以“重返亞太”為口號，糾結亞太與中國有“領土糾葛”的國家，拉攏他們，唆使他們，讓它們充當“馬前卒”，實現“以鄰制鄰”，讓鄰國與中國反目成仇，相互糾纏，一路打鬧，延緩中國的發展步伐，讓中國“畫地為牢”或者“冰消雪融”。二是進一步加強與“同盟”的關係，並試圖構築“亞太導彈防禦體系”，刺激國內的軍工企業發展，轉移國內就業壓力過大、經濟增長乏力而導致的民怨沸騰的視線，膨脹一些民族主義國家的胃口，迫使中國進行軍備競賽，從而拖累中國、拖垮中國。三是面對入不敷出、捉襟見肘的財政赤字，拚命構建“航天藍圖”，妄圖實現“領導亞太、領導全球”的夢想。四是不惜重金、不遺餘力地收買所謂“政治精英”、所謂“專家學者”、所謂“社會名流”、民族分裂主義者、叛逃高官或者一些不法富翁，組成“反華勢力”，向國內的一些騷動分子，進行百般挑唆，搖旗吶喊，伺機興風作浪。如此而已。而這些，有政治的手段、有外交的手段、有軍事的手段、有經濟的手段、有金錢的手段、有利用民族心理的手段、有利用宗教信仰的手段、有科技的手段，等等，無所不用其極。如最近的中菲黃頁島對峙事件、如日本的沖之鳥事件、如陳光誠事件，等等，這些事件的背後或多或少都有美國的因素，美國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牽牛要牽牛鼻子”，“大蛇要打七寸”，揪住了美國，就抓住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所以，只要中國的民眾和中國的領導層，充分認識到了這些，堅持共同富裕、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理念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的道路不動搖，“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理智應對、沉着應戰、機智化解，就沒有大的問題。

　　而重要的還是內部因素。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教育失誤。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環境適應教育、學習困難教育、情緒情感教育、人際關係教育、社會實踐教育、大是大非的判斷與處理教育，等等。現在的人，其他都不是很缺乏，缺乏的就是大是大非的判斷與處理教育，容易被蠱惑。為什麼呢？一是我們的制度體制機制本身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毛病，而這些毛病又由於種種因素不能公開或者一時不能公開，人們對一些不良現象就難以追蹤，難以找到真正的源頭，只好扼腕嘆息而茫然四顧。二是人們對一些正面報道往往保留看法。因為很多報道，報喜不報憂，對“閃光”的一面往往不厭其煩或者添油加醋的宣傳，而對陰暗或者黑暗的一面卻蜻蜓點水或者避而不談。所以他們相信的，往往是一些花邊新聞、小道消息，甚至一些謠言。如去年的食鹽事件、今年的王立軍事件及最近的薄熙來事件，等等。三是社會轉型期，社會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相當尖銳、相當複雜的這樣那樣的問題，一時半會又得不到恰如其分的解決，這樣就使他們對我們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對我們的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幹部隊伍、對我們改革開放的指向標，表示質疑、惶惑甚至抵觸。“言為心聲”、“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而一旦有風吹草動，他們在一時之間，就難免會誤入歧途，落入國際國內反動勢力的圈套，甚至會走向國家利益的對立面。小平同志在1989年“六.四風波”之後，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改革開放最大的失誤，就是教育的失誤。”二十多年後，反觀我們的教育，我們的失誤仍然還是教育問題，只是失誤的側重點不同罷了。

　　二是道德滑坡。中國公民基本的道德規範是：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現在人們普遍認為的還是道德滑坡。如不法廠家生產、不法商人經銷的含有“瘦肉精”、“蘇丹紅”、“三聚氰胺”、“地溝油”、“毒膠囊”、含“氯”的食品藥品；就是農作物，也有“以陳充新”、“以次充好”，等等。所以大米、蔬菜有農藥殘留，肉類有飼料添加劑，飲用水有致癌物質，就連唐國強打的“網一拍”廣告也是“崴貨”。還有就是“公權私用”；還有就是缺乏大局意識，過分強調個人利益；還有就是行為不撿，作風敗壞；等等。人們感覺什麼都不能相信了。這個社會，簡直就是一個“注水”的社會，扭曲的社會。本來社會發展的規律是“邪不壓正”，但是現在似乎顛倒了過來，成了“正不壓邪”了，邪氣在中國大地拚命蔓延、幾乎無孔不入。而這些就是缺乏誠信的表現，缺乏良知的表現，缺乏道德的表現。這樣一種缺乏道德的表現，損害了個人利益，損害了集體利益，損害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最終必然會葬送自己，必然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任何不道德的行為，最終必然會自食其果。一些國家的人為什麼對中國產品小心翼翼、對中國人退避三舍，除了偏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自身不檢點的所作所為所致。所以溫家寶總理曾經痛心疾首地呼籲：“企業家身上應該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這豈止是要求企業家，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都應該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我們的每個毛孔都應該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讓道德的力量充盈於天地間，去驅散邪氣，還世界一個朗朗乾坤。

　　三是腐敗現象。中國公權領域，充滿着“權法交易”、“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官官相佑”、“官官相護”、“官商勾結”、“一榮俱榮”等等公權私用現象。這其中，司法腐敗、用人腐敗、工程腐敗及官商勾結相互利用狼狽為奸是最核心的東西。據高檢報告，去年全年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524人，其中廳局級198人、省部級7人。據《法人》雜誌發布的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去年一年，近200位國企老總落馬，貪腐金額平均每人是3380萬元，其中光明集團創始人、前董事長馮永明一個人就貪了7.9億元，如果去掉這一特殊案例，平均每人貪污金額也達到2077萬元。還有就是中國社會有一個潛規則：你給我個人好，我就用我的權力給你辦事，你情我願的進行骯髒交易。這種潛規則，太流行，太普遍。一些行賄受賄案件，幾乎都是如此。這些腐敗，司空見慣，習以為常，讓人們敢怒不敢言。儘管一些人如殘花敗絮般紛紛落馬，但還有更多的人在前“撲”後繼，甚至有的還在台上裝模作樣，賊喊捉賊，指手畫腳。目前中國的腐敗，如果將縣處級以上（含縣處級）領導一個個拉來問詢，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敢拍着胸脯、摸着良心說自己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人。這種腐敗，與東歐和前蘇聯解體前幾乎沒有什麼兩樣。雖然中央已經下定決心，採取了諸多措施，並且取得很多成效，但是還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出現窩案多，大案多，似乎越反越腐。所以，人們現在幾乎不相信官員了，因為昨天他們還在台上振振有詞地說反腐，而今天卻成了巨貪，成了階下囚。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人們對其他很多方面都普遍看好，嘖嘖稱讚；但就是腐敗問題，讓人們深惡痛絕，義憤填膺，怨氣衝天。

　　四是社會不公。目前中國存在着一種“馬太效應”：窮者更窮，富者更富；有權者有官二代、官三代，無權者難以步入仕途，即使步入了仕途，也舉步維艱；有的更有，無的更無。財富高度集中、權力高度集中、公共資源高度集中。總之，既得利益者手握資源而捷足先登，拚命搶佔“灘頭”，擴大戰果；而中下階層人士姍姍來遲兩手空空，面對“灘頭”卻望而卻步、望塵莫及、望洋興嘆。如果是公平競爭，那也沒有什麼，但問題是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競爭，這就顯失公平。如果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一些人付出同樣的努力了，還是兩手空空，他們就必然會反思，會去尋找答案。如果這種答案不是因為自己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是政策的問題，是制度、體制、機制的問題，就會有怨氣。這種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到一定時候，必然會形成滿腔怒火；這種怒火一旦點燃，將會熊熊燃燒，難以撲滅，就必然會陷於內亂之中。這樣改革開放的成果可能會在一夜之間就會消失殆盡、化為烏有。

　　五是就業難題。今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2011年中國城鎮新增就業達到1221萬，中國的登記失業率去年為4.1%。表面上看，這組數據說明當前中國的就業形勢是一片樂觀。但是樂觀的背後，仍然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總量的壓力和結構性的矛盾並存。總量壓力就是今年城鎮需要安排的就業人數達到2500萬人，其中超過一半是青年就業者，也就是大中專畢業生。還有900萬到1000萬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轉移就業。結構性矛盾就是招工難和就業難並存，招工難體現在技工和一線普工短缺，就業難就是大學生就業難。隨着農村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和城鎮化建設的步伐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將會空前增加，擠入城市；而隨着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現代化企業流水線機械化程度的提高，需要的勞動力又將會大大減少。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這“一加一減”，就會多出更多的剩餘勞動力出來，這無疑會給政府增加很大的就業壓力。如果就業問題解決得不好，社會閑散人員過多，生活沒有着落，社會必然會出亂子，會陷於動蕩不安之中。

　　六是征地與拆遷。征地與拆遷，是一個地方發展的現實需要。現在的征地與拆遷，都是人性化的征地與拆遷。拆遷后，失地農民或者原住居民的就業機會將會增加，經濟收入將會增長，生產生活水平將會提高，這本來是一件皆大歡喜的好事，但是，政府的意願與開展工作的結果往往事與願違，甚至弄不好還會民怨沸騰。隨着《物權法》的實施和《拆遷條例》等法律法規的出台，一些人維權意識增強了，知道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知道該怎樣做不該怎樣做；但伴隨而來的，也有這樣一些東西，那就是大局意識的淡化與消失，在大局面前漫天要價。正因為在征地與拆遷中，一些人常提出一些與當地發展不相吻合的匪夷所思的要求和主張，才讓大好時光白白地耗費在征地與拆遷的討價還價之中。所以，現在搞公益事業難，搞基礎設施難，搞工業園區難，難就難在征地與拆遷上，難在以何種方式安置失地農民或者原住居民上，難就難在補償補助的標準上。事實上，征地與拆遷，說到底就是政府、開發商與農民或者原住居民三方利益的統籌與平衡問題，如何找到一個三方都能夠承受的利益平衡點，就成了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突出問題。這個問題處理得好，就會風平浪靜；處理得不好，就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引起群體事件。

　　七是科技創新問題。在鴉片戰爭前的幾千年，中國的科技一直遙遙領先，獨步千古。鴉片戰爭后的一百多年裡，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中國貧窮了，中國落後了，中國黯淡了，中國滿目瘡痍了。而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科技，很多領域只能“師夷長技”，所以或多或少地出現過“山寨版科技”，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現在的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中國，已經不是“學爬”的時候，已經進入到可以“學走”的時候。這個時候，一些該借鑒的東西還得借鑒；但是我們如果仍然一味地抱住“山寨版科技”不放，一直一味地充當“跟屁蟲”，我們就無法突破，無法趕超。現在是我們該對“山寨版科技”說聲“拜拜”的時候了， 我們當盡量地拋棄盜版、克隆、仿製別人的東西了。中國現在的科技，要的是創新，要的是“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人特我轉”。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而且“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最終的經濟實力，最終的綜合國力，依靠的是什麼？依靠的主要還是科技。要讓一個民族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有自己的科技，就必須搶佔當代科技的制高點，並遙遙領先。

　　八是虛報浮誇。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全國各地到處出現餓死人的慘劇，人們至今還記憶猶新。這就是浮誇風導致的惡果。當時有一句很響亮的口號，就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就是典型的唯心主義觀。但是現在的人們似乎“好了傷疤忘了痛”，又開始拚命鼓吹起來。一些縣份在上報固定資產投資呀，招商引資項目引進呀，經濟增長幅度呀，等等，好的方面的數據似乎報得越大越好，拚命地鼓吹起來；而壞的方面，如人口增長率呀，安全事故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些指標呀，對這些需要減少的數據就拚命地人為地壓縮，大的說小，小的說無。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拚命地鼓吹自己的所謂“政績”。一些正直的官員說：“我也不想這樣，但是害怕上邊打板子，搞末位淘汰制，本來自己的工作還可以，但是因為別人鼓吹，自己不吹，被罷免或者處分了不划算。”於是乎，也跟着虛報浮誇起來。這就是中國目前各地的現象。所以，很多統計數據，你不要太當真。如果要了解真實數據，你可以深入調研后，對統計數據進行折算，這樣相對準確些。這種虛報浮誇風，全國各地都有，而且愈演愈烈。這就像肥皂泡，最終還是會破裂的，最終是要拿“米米”來數的，假的就是假的，欺瞞得了一時，但不可能欺瞞一世。我們的決策從哪裡來？從社情民意中來，從各種各樣的統計資料中來，由於這些原始資料不準確，我們的決策必然會失誤；而一旦決策失誤，後果可想而知。

　　九是國家機器或者國家機關的缺位問題。根據衛生部統計，2010年全國醫鬧事件共發生17243起，比五年前多了近7000起。今年3月23日，哈醫大醫院兇手造成醫生一死三傷。今年4月13日北京市連續發生兩起傷害醫生的案件。這些事件，試問我們的公安幹什麼去了？南海問題，很多島嶼，被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五國蠶食鯨吞，試問我們的軍隊幹什麼去了？食品藥品中出現的這樣那樣問題，試問我們質檢工商部門幹什麼去了？出現那麼多的貪官，試問我們的紀檢監察幹什麼去了？這一系列的問題，說明什麼呢？說明這些國家機器、國家機關、國家工作人員，他們沒有履職，或者沒有完全履職。無論國家機器還是國家機關還是國家工作人員，都有自己的職能職責，都有自己的目標任務，肩上都扛着黨和人民賦予的神聖使命，但是他們卻將這樣的使命束之高閣，自己卻在酣然入睡，卻在歌舞昇平，卻在聽之任之。正如魯迅先生所言：“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十是黑惡勢力蔓延。如一些有組織、有“紀律”、有幕後操縱者的劫匪、打手、地霸、欺行霸市人員、走私販毒人員、高利放債人員、專門打擊報復人員等等黑惡勢力，他們為所欲為，禍害一方，嚴重擾亂社會正常秩序，甚至挑戰一些地方政權。名噪一時的禹作敏，曾經是天津市靜海縣大邱庄的黨支部書記、大邱庄企業集團黨委書記兼董事長、全國人大代表，可謂紅極一時的風雲人物。但他在大邱庄卻橫行霸道、草菅人命。當時天津市檢察機關一位辦案人員說他是“90年代惡霸”，名副其實。雖然最後還是繩之以法，但影響卻極為惡劣。現在一些黑惡勢力的背後靠着什麼？一是一些高官，二是一些富豪。近階段一個富豪，因為醫院沒有醫治好自己中毒的母親，而要求醫院全體醫務人員下跪，簡直無法無天。英國公民尼爾·伍德之死，背後不是也有玄機嗎？還有就是，一些黑惡勢力已經伸進一些地方政權，地方政權幾乎成了黑惡勢力的庇護所。一個政權一旦被黑惡勢力所左右，還不可怕嗎？

　　十一是制度體制機制問題。我們說的制度，是指社會制度，按照性質和範圍總體可分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與具體規章制度三個基本層次。我國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是好的，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具體規章制度就存在一些問題問題。我們說的體制，是指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在機制設置、領導隸屬關係和管理權限劃分等方面的體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總稱。我國的體制尤其是領導隸屬關係、管理權限劃分上，存在很大問題。我們說的機制，是指事物的內在工作方式，包括有關組成部分的相互關係以及各種變化的相互聯繫。一些人位高權重的人，為所欲為，貪贓枉法，除了個人因素外，我們的制度體制機制不能說沒有問題。權力得不到很好的監督，也得不到很好的制約。所以，一個高官，只要一貪污，一受賄，動輒就是幾百上千萬。這一定程度上就是制度體制機制問題。還有就拿政治體制改革來說吧，現在很多矛盾的焦點都集中到了政治體制改革上，都感覺政治體制改革進展緩慢，動作太小。種種跡象表明，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刻不容緩。但政治體制改革又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所以中央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上也只能提一句“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言以蔽之。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觸動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各種利益，誰又會拱手相讓？他們必然會百般阻擾，甚至會發生你死我活的爭奪。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弄不好就會亡黨亡國。前蘇聯的解體，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只能“摸着石頭過河”，循序漸進，一步一步的來。但這樣一來，又與主流民意形成矛盾與衝突。

　　影響改革開放成果的因素有很多，以上僅僅是個人的一孔之見，掛一漏十，在所難免，旨在拋磚引玉，共同思考，並採取相應措施，嚴加防範，讓改革開放的成果不致付之東流，並繼續深化下去，努力取得更大的成果，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民共同富裕，走向和諧幸福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