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華絕代之成事在人

　　看罷《大秦帝國》電視劇，無限感慨，幾回淚下，徑自無語。政如山嶽，情若巨川，死生以托，肝膽相照。其為情，則白首不渝；為學，則風氣奔放。觀其人，言如戰鼓，行如利器。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

　　——引言

　　受命於危難之際，秉國於孤絕之境。接過秦獻公留下的山河破碎的貧弱秦國，嬴渠梁自知大任在肩，絲毫不能懈怠。

　　國君初喪，朝野動蕩。魏國趁機發難，以奪回丞相公叔痤為名，命龐涓率鐵騎三萬奇襲驪山大營。幸得衛鞅涉險救師，兩國才達成了休兵割地盟約，可見衛鞅與秦頗有淵源。預料之外，魏國罷兵收地后，卻聯合其餘五國密謀分秦，直欲吞之而後快。大兵壓境，弱小秦國似已山窮水盡，瀕臨絕境了。

　　然而窮則思變。在經歷了一場長達二十餘年的深徹變法之後，秦國不僅收復了失地，而且予大魏霸權以重擊，並為後來秦國的蓬勃壯大奠定了堅實的法治根基。秦國貧弱，地薄民少，甲兵老舊，山東商賈入秦者寥寥可數。然由弱而強，全在變法；變法大成，首在於人。大雨滂沱中請石工白刻國恥石以明心志；風雪交加日往五賢莊拜訪百里遙指點迷津；墨家論戰台上義正辭嚴，雖刀劍加身而不為所懼；書房內，君臣為變法強秦暢談三天三夜而不覺疲累；每於治國理念上有所受益必謙謙致謝，好學而明慧，儼然一君子。國有明君如公，秦國焉能不強？

　　以領袖名號作為變革的標誌，此古往今來的政治法則。如文景之治、羅斯福新政、斯大林主義體制。獨秦國變法冠以“商鞅”名號 ，可謂歷史一奇。原因在於，兩千年的歷史煙雲湮沒了一座雄奇偉岸的文明高峰。而這座高峰，就是秦孝公嬴渠梁。

　　後人對這位鐵心撐持變法的政治領袖的感知，大多以西漢賈誼《過秦論》的評價為根基：“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其心胸勇略，堪稱不世雄主。令人驚異的是，戰國之世，大戰連綿，不測的戰爭時時會對變法造成夭折的危險。而秦自變法開始，二十餘年竟然沒有發生一場足以威脅變法的大戰。 秦國獨能成功避險，將國家航船平穩駛出了列國紛爭的驚濤駭浪，而使國人和歷史渾然不覺，實在是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手筆。此等戰時國際的騰挪能力，極為罕見。須知，韓國申不害變法的失敗，便是韓昭侯應對國際變動的無能，而招致魏國猛攻，變法成果被一舉摧毀。秦公之沉雄勇略權謀無痕，可見一斑。

　　不僅如此。公元前488年，周王室命老子入秦。老子不僅為秦國留下了五千言大道文章，而且留下一則神秘預言：“秦之國運與周分合。周秦同源，合起西陲。秦救周，始為諸侯。秦周分離，離五百年，大合於秦。合十七年，霸王出。”在生命的最後關頭，孝公以此預言考校太子贏駟，贏駟堅定地說：“即使天命所歸，亦需人事努力。”秦公欣慰道：“你必須記住，天命星象從來就不會垂憐弱者，它永遠都是強者的光環。”發憤圖強，事在人為。嬴渠梁在最後關頭道出了秦國由弱而強的根本原因。

　　反觀魏國則不然。作為戰國初期的中原霸主，魏惠王志大才疏外闊內狹，公子卬驕橫淫逸好大喜功，上將軍龐涓妒賢嫉能剛愎自用。每臨大戰，將相失和，廟堂謀敗。自恃列國霸主而頻頻伐交，接連敗績而不自省養息。一國朝堂如此懵懂託大二十餘年，豈有不敗之理？河西一戰，魏國全軍覆沒，龍賈將軍不齒偷生，拔劍自刎。自此，魏國霸權日益衰落，沉淪不復。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危去世。這位天才的強國領袖以其不世出的政治才華穩定亂局，發奮雪恥，斡旋邦交，精誠求賢，奇迹般地騰挪出二十餘年的非戰歲月，成功地在秦國建立起了堅不可摧的戰時法制社會，為秦國的崛起奠定了第一塊基石，為中國文明史立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強弱之勢，古無定則。唐人杜牧在其《阿房宮賦》中寫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以此種觀點看秦國之崛起強大，其根本原因在於人事主觀的不懈努力。以此推及古今成敗：成，人也，非天也；敗，亦人也，非天也；成敗得失，俱人也，非天也。當秦處孤弱之境，尚要放手一搏而不龜忍自保，今之漫言不肖怨天尤人者，豈不惕厲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