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父親（1）

　　懷念父親

　　作者：陳元華

　　許多同父親一起工作過或者了解父親的老同志，都勸我把父親過去的經歷和他為克旗林業建設與林業事業的發展所做的貢獻寫一寫。說實在的，父親雖然在克旗的林業戰線上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無怨無悔地工作了一生，做了一些有利於克旗林業資源開發和林業事業發展的工作，也只是做了一名普通工作者應該做的事，並沒有什麽可以炫耀的。現在根據自己的記憶，把父親生前工作和生活中的幾件小事寫出來，以表對父親的懷念之情，同時也表示同父親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的一點謝意。

　　痴情林業事業終身無悔

　　我的父親一九四九年大學畢業，一九五二年春天響應國家號召，從老家首都北京到內蒙古支援邊疆建設。來到內蒙古后，被分配到內蒙古林業廳工作，同年十一月，因為開發克什克騰旗林業資源，又被內蒙林業廳派往克什克騰旗，負責組建大局子林業撫育總站的技術工作。本來父親是來負責組建撫育站的技術工作的，建站后可以回到林業廳工作，但因當時克旗旗委政府領導的多次挽留，才留在了克旗。

　　從記事起，我就沒有見到父親正常地休息過，越到節假日他顯得越忙碌，更很少在家過星期日。在大局子撫育總站建站初期，他幾乎每天都伏在我們家住的馬架子窩棚里臨時搭起的木板案子上，在小煤油燈的陪伴下，不停的做着設計文件；繪製着建設圖紙；計算着工程預算：起草着工作計劃、報告等文件。有了辦公室以後，他除了公出開會和上山實地勘測、規劃測量外，每天都扎在辦公室里，不分晝夜地工作，尤其到了防火期，他就更是廢寢忘食了，幾乎每頓飯都要母親送到辦公室去吃。每次有了火情，他都帶領着撲火隊伍，日夜堅守在撲火第一線，同撲火人員一起扑打大火。明火撲滅后還要仔細檢查火災現場，防止和消除火災隱患。直到火被全部撲滅，他才拖着疲倦的身體回到家中。

　　林業科成立以後，由於又要組建幾個林場，他的工作就更加忙碌了。那時交通極不方便，不但沒有汽車，而且新建林場都沒有通車的路。他就騎着馬到各個林場去指導建場工作。由於同時組建幾個林場，工作任務非常大，有時他剛從一個林場回來，褥套還沒從馬背上解下，聽到另一處林場有需要解決的問題，就又收拾東西，騎馬奔向另一個林場。許多時半夜接到有情況的報告后，他都會連夜趕到現場解決問題，因為工作太忙，他有時一個多月也不能回一次家，有時路過家門也不能回家看看。

　　五、六十年代，克旗地區的森林火災發生的比較頻繁，所以，每到春秋季的防火期，父親總是晝夜守護在防火辦公室，不斷詢問各林場的防火情況。一旦有了火情，不但及時向有關領導和部門報告情況，還積極組織力量撲救，每次都親自隨同撲火隊，到撲火現場進行指揮撲火。由於他每次都在撲火最前線指揮，有兩次因為火勢兇猛，把衣服帽子燒壞了，一次由於被大火包圍，他同其他四名同志，用自己的尿浸濕了毛巾捂住鼻子和嘴后，冒着生命危險才衝出了火場，衝出后他們在地上翻滾或利用互相扑打的辦法才將身上的火撲滅，結果有的手被燒傷，有的臉被燒傷，有的連眉毛都燎得沒有了。

　　那時，開闢防火道是一項比較艱苦的工作和繁重的勞動，又是一項有效和唯一的防火措施，所以每年各林場打防火道時，父親都要親自到現場進行規劃和指揮，大部分時間都吃住在野外，在茫茫的原野同工人們一起勞動，一起生活，一起享受大自然中的酸甜苦辣。

　　父親不公出的時候，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深夜，有時一干就是一整夜。通宵達旦的工作是父親多年的工作習慣，白天很多時候忘記了吃飯，待到辦公室去找他時，才想起了吃飯，特別忙的時候，母親只好把飯送到辦公室，他就在辦公室囫圇吞棗地吃上幾口。

　　有一次父親去醫院看望一個患肺結核病的工人，由於當時那個工人的肺結核病正在開放傳染期，父親在看望時又沒有採取什麼防護措施，所以被傳染了肺結核病。當時由於工作忙，沒有在意，後來病情被發現，又由於工作忙，沒有徹底治療，幾次發病後住院治療，都因為需要父親公出開會或解決工作中的疑難問題等原因，而匆匆出院，使治療半途而廢。由於父親長時間的超負荷工作和大量的吸煙，病情也越來越嚴重，最後發展到兩側肺葉全部空洞了，所以父親在得病後的近二十年中都是帶病堅持工作的。

　　父親在林業戰線工作期間，大部分時間都深入到各個林場，他走遍了克旗境內所有分佈着林木的區域。由於他經常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所以對每片森林的生長狀況、林木面積和需要更新採伐等情況都了如指掌。每當向上級彙報克旗林業資源分佈和林業建設情況時，他就會如數家珍地把每片森林的所在區域，林木面積，生長情況等詳細進行彙報。並胸有成竹地提出克旗林業的發展規劃、建設計劃和採伐撫育、植樹造林的實施意見。他當時提出的“適度採伐、合理間伐、植樹造林、永續發展”的林業工作方針，指導了當時克旗的林業工作，使克旗的林業資源既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又得到了建設性的長足發展。

　　五十年代末，克旗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森林病蟲害，為了防治林木病蟲害，父親同其他幾名技術人員，為消滅病蟲害而沒日沒夜的奔波在各個林場。特別是白音敖包林場的雲杉林發生的病蟲害尤為嚴重，而且一般的殺蟲藥劑對雲杉樹害蟲又無濟於事。為了消滅雲杉樹的害蟲，必須配製新的殺蟲藥劑，在配製藥劑和藥劑試驗的過程中，父親都首當其衝，因此也有兩次被新配製的藥劑熏的中毒暈倒。經過他們多次試驗和不懈的努力，歷經近三個多月的時間，不但徹底根治了雲杉樹林的病蟲害，而且使克旗境內的森林病蟲害都得到了有效的防治。當父親完成蟲害防治工作回到家時，他人變的又黑又瘦，兩眼布滿了血絲，好象生過一場大病似的。通過這次森林病蟲害的治理，不但有效地防治了當時克旗經內森林病蟲害，也積累了豐富的防治森林病蟲害的經驗，父親把這些成功的經驗總結成了專門的材料，指導了後來森林病蟲害的防治工作。

　　六十年代初，為了落實旗政府提出的綠化經棚鎮區的號召，父親大膽地提出了在經棚鎮南面的字山山坡栽植松樹的建議。當時，許多技術幹部和工作人員，都對這個建議提出了異議，認為松樹移植在當時既無先例、又無經驗的情況下不可能移植成功，但當父親查閱了大量的松樹生長特點和習性的有關書籍后，認為只要在能保證松樹生長條件下，是完全可以移植成功的，所以他始終堅持了自己的建議。當這個建議得到旗政府和上級業務部門同意后，他主持了這項工作，並親自參加到松樹的起苗、苗木包裝、運輸、栽植定位、培土、灌水等各項作業。在各個環節的作業中，他都一絲不苟地嚴格把好質量關，身體力行地進行示範操作，反覆地講解和強調正確的操作方法和質量要求，穿梭在工地進行指導和檢查，有時大夥都收工了，他還在工地上忙活。松樹栽完成後，他每隔兩三天就要到山上去一次，觀察移植松樹的生長情況，並根據情況隨時制定加強管理的措施。由於移植方法正確，管理得當，當年移植的松樹成活率達到了90%以上，又經過以後兩年的補植，形成了松樹林。現在，當年的小樹已長成了根深葉茂的大樹，四季長青的松樹林不但覆蓋了字山的整個山坡，還環抱着《革命烈士紀念塔》和烈士陵園，這片鬱鬱蔥蔥的松樹林，已成為經棚鎮區一道靚麗的風景，成為了人們休閑散步、鍛煉身體、感受森林風光、踏青遊玩和年輕人談情說愛的好去處。

　　文革後期，父親剛剛被恢復工作，正趕上進行全國次生林普查，他自告奮勇地參加並負責了這項工作。那時，父親由於在文革中遭受了殘酷的折磨，不但使肺結核病反覆發作，而且又增加了腰傷和腦震蕩後遺症，身體非常虛弱，不但腰部不能直立，而且常常咳嗽不止。母親和許多同志都勸父親不要參加普查工作，父親確說：“我被奪權后，已經好幾年沒有為克旗的林業做工作了，我要利用這次機會多做些工作，為我自己所熱愛的事業再出些力，另外我也有很長時間沒有到各林場看看了，我也很想念我工作過的地方和那裡的同志和朋友們。我要利用這次機會到我以前工作過的地方再好好看一看，和同志及朋友們再好好聚一聚。”

　　在黃崗梁林場普查時，他聽說同興大牛其大隊的大西溝樑上有近二百畝的落葉松樹，由於連續幾年遭受病蟲害侵蝕，嚴重影響了樹木的生長，也造成不少的樹木死亡。為了查清病蟲害的情況，他堅持要到實地去，由於樹林在山頂上，山又高又陡，騎馬只能到半山坡，上山頂就得徒步而蹬了。父親當時由於肺結核病所致，已經有一葉肺空洞，走路都上喘，上大山就更費勁了，沒走上幾步就氣喘吁吁了，同去的人都勸他不要再上了，但他稍加休息后，“命令”同去的兩個年輕人架着他兩隻胳膊，繼續向上攀登。經過三步一喘兩步一歇的艱難跋涉，終於到了山頂的樹林。父親在松樹林中對林木的生長情況和蟲害的樹木進行了反覆查看，並取樣害蟲和蟲卵進行了認真研究，查出了林木蟲害的程度和害蟲的種類及害蟲的生活習性，確定了防治方法和配置了使用的殺蟲藥劑，由於用藥合理防治的當，使林木的病蟲害得到了徹底的治理，幾百畝的松樹林又枝繁葉茂的生長了起來。

　　當森林普查到樺木溝林場時，父親由於勞累過度而犯了肺結核病，夜間不停的咳嗽，很難入睡。同志們都勸他在場部休息，不要再上山了。但他謝絕了同志們的好意，仍然帶病每天隨大夥一起上山，實地對普查的林木進行勘測、量驗、觀察和記錄林木的生長情況。雖然在森林普查期間父親的身體狀況日益具下，但他還是一直堅持到森林普查工作結束才休息。

　　父親不但是一個瘋狂的工作者，而且是一個嚴格和嚴厲的管理者，他不但對自己所擔負的工作認真負責、一絲不苟。而且嚴格要求其他工作人員的工作質量，決不允許在工作中出現差錯和紕漏。對於那些由於工作經驗不足或缺乏實踐而造成的過錯，他不但親自指導並幫助解決問題，而且還會把其中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認真地傳授給他人。但對有些因為對工作不負責而造成的差錯，無論是誰，他都會嚴厲地進行批評教育，有時因為生氣還會大發脾氣，甚至罵人。由於父親的嚴厲當時在林業系統是出了名的，所以許多人對父親敬而遠之，有些受過父親嚴厲批評的人，也對父親產生了怨恨，這可能也是後來在文革中父親遭受“造反派”殘酷折磨和嚴刑拷打的主要原因。

　　父親在最後病休的幾年裡，還念念不忘工作，病情稍好時，他就拄着拐杖到機關，詢問工作上的事，並幫助解決一些工作上的疑難問題。每當有同志到家裡來探望他時，特別是有林場來的同志時，他都會詳細地詢問各林場的發展和當前的工作情況，並對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在交談中更對因文革而給林業事業的發展造成的損失和延誤表示深深的感嘆和遺憾。

　　父親一生專註林業事業，酷愛自己的本職工作，克旗凡是有林業工作的地方和每一片森林都留下過他的足跡，他對克旗林業事業的發展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也積累了一些經驗。讓他感到最遺憾和懊悔的事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保存的許多林業方面用於指導工作的專業書籍和由他編寫的克旗地區森林病蟲害的防治經驗；松樹的移植技術；沙地造林經驗；山地水土保持的造林方法；雲杉樹的管理技術等專業性的材料和講義都被造反派搜去並沒收，沒有了去向，文革后經多方面查找，也沒有找回，這不但使父親的心血和勞動付諸東流，也造成了父親終身的遺憾。

　　父親在工作中非常重視培養人才和大膽使用專業技術人才。他為了發展克旗的林業事業，利用在扎蘭屯林業學院講授專業課的機會，挑選出優秀的畢業生帶回到克旗，把他們放到重要的崗位工作，並經常同他們一起學習、鑽研林業專業知識，共同研究討論克旗林業的發展大計。這些專業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認真學習、努力工作，許多人擔任了林場場長等領導職務，在當時克旗林業事業的發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父親也因此同這些同志成了工作中的真誠夥伴，生活中的知心朋友。所以在文革中，當父親聽到有一位擔任林場場長的專業人才被迫害致死時，捶胸跺足，痛哭流涕，為失去一名優秀的林業專業人才而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悲傷。為了為克旗的林業事業培養更多的人才，一九六五年在他的建議和協調下，同內蒙扎蘭屯林業學院採取聯合辦學的辦法在熱水國營林場開辦了林業中學。但學校成立不到一年，由於文化大革命開始，把父親主張開辦的林業中學建議，誣陷為父親搞資產階級學術壟斷，學校也因此而被解散，一所培養林業專業人才的學校也因此而夭折了。

　　父親的一生都傾注於林業事業的發展中，他把自己的青春、才華、智慧和汗水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克什克騰旗的林

　　業事業。所以父親對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不白之冤和殘酷的折磨，一直想不通，不知道自己究竟錯在了哪裡。有一次，當他在遭到造反派們十四晝夜的嚴刑逼供和殘酷折磨，直到被打得口吐鮮血，暈倒在逼供現場，被送往醫院治療，三天後清醒時，他拉着母親的手沮聲淚下地說；“我自從來到克旗以後，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林業事業的發展，從沒有做過對不起黨和對不起人民的事情，我不是壞人，我不是壞人，他們為什麼說我是壞人？為什麼這樣對待我？？？為什麼這樣折磨我？？？”當時我和母親聽后，也感到一片茫然。父親雖然在文革中被停止工作，並遭受了許多冤屈，不但使原有的肺結核病加重，造成肺部空洞，而且由於遭受造反派們的逼供信、折磨和紅衛兵的踢打，還造成了腰椎錯位和嚴重的腦震蕩後遺症。但他痴情林業工作的精神和熱情始終沒有改變，當他被恢復工作后，依然一如既往地進行工作，直至因病不能再堅持工作，才離開了工作崗位。

　　父親對克旗林業事業的痴情，不但表現在他生前忘我的工作精神上，在他臨終前，還再三囑咐母親和我們幾個子女說：“他死後一定要火化，不能大操大辦喪失喪事，火化后只要把他的骨灰一半撒在他最初工作的大局子林場的森林裡，一半撒在經棚南字山坡上的松樹林里就可以了。”

　　大公無私善良簡樸

　　父親大公無私的品質是他人生的一大亮點，也是當時林業系統有口皆碑的。他雖然在林業系統工作了三十年，但從沒有利用職權謀取私利，更沒有佔用過公共財產。我在農村結婚安家時，父親從白音敖包林場給我定做了一對衣箱，做好后，林場領導決定不收錢了，但父親執意不同意，最終還是按當時的價格交了八十元錢后，才把衣箱拉回。記得，父親病休時，因為家裡沒有椅子，父親坐矮板凳憋氣，所以母親從機關借來了一把木頭椅子，給父親坐，父親臨去世還告戒母親，“一定要把機關的椅子送還給機關，因為那是國家財產。”父親從來不給機關添麻煩，在他病休期間，每次到醫院看病，都讓家人扶着去，就在不能走動時，也是讓我們用手推車或自行車推着去醫院，從不向機關要車。那時，有找父親辦事的人，給父親買的點心和煙，父親是堅決不會收的，有時見到來人拿着東西，他就會立刻翻臉，使得來人非常尷尬。有一次，他不在家，來人將二斤點心放在了家裡，父親知道后，對母親大發雷霆，並讓母親一定把東西給送回去，母親費了很大週摺，才將東西還給了人家。文革時，有一次父親同當時旗委、政府的走資派到各個林場去游斗。因為許多老同志、老工人都知道父親當時好吸前門煙，所以每到一個林場都有些老工人偷偷送給父親幾盒前門煙。游斗回來時，父親帶回來二、三十盒前門煙，他還讓母親一一記下了都是誰給的煙，並告訴母親一定要想辦法把煙錢還給人家。

　　父親的無私還表現在他從來不利用權利徇私情，他從來不利用職權無原則地為家人和親朋辦私事。如我下鄉插隊期間，父親平反恢復工作的后，我回來找過父親，想讓他想辦法，給我辦理回城。但父親聽后，不但一口回絕了我的要求，而且還反覆給我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偉大意義，並囑咐我一定要在農村好好乾，要很好地向貧下中農學習吃苦耐勞、艱苦樸素的精神。是父親的堅持原則的精神和耐心教誨感染了我，才使我在農村堅持了十一年，直到落實知識青年政策，我才回城。招工后，我又被分配到養路段道班，當了一名養路工人，因為當時養路工人社會地位很低，勞動強度大，加之有許多一同招工的人都紛紛調往其他單位。我回家后，也向父親說出了我不想在道班干想法，想讓父親憑着老面子給我找個好單位。父親聽我說完后，面帶慍色的說：“想讓我給你辦調動是不可能的，我不能濫用人民給我的權利。”父親見我一臉迷惑的樣子，接着又說：“你招工當了工人已經很不錯了，既然分配到道班工作了，就要安心在那裡好好乾，不要這山望着那山高，即使想調動工作，也要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需要，絕不能憑關係走後門。”父親的一席話，說得我啞口無言，不但打消了我調動工作的念頭，也堅定了我在基層好好乾的決心。直到父親病逝半年多后，我才因工作需要從基層道班調回到公路段工作。

　　父親雖然有他嚴厲的一面，但他關心同志，熱愛工人，熱心幫助群眾的作風，當時在林業系統也是人人稱讚的。在林場工作期間，無論哪個工人遇到困難，他都主動幫助解決，有時有的工人患病需要藥品，他到經棚來開會或辦事時，就自己花錢給大夥買回葯。那時林場在防火期，都要派人到望火樓去瞭望火情。因為望火樓都建在最高的山頂，遠離人煙，又不能生火做飯，有時還會受到野獸的襲擊，所以生活非常艱苦，每當這時父親最關心的就是在望火樓工作的人，他每隔幾天，就會從家裡拿上炒麵、乾糧、鹹菜等食品到望火樓去看望在那裡負責瞭望火情的工人。到林業局工作后，他仍然經常給林場的老工人買葯，給生活困難的工人買衣物。一有林場的工人到旗里來治病的，他都要買上罐頭、紅糖等食品到醫院去探望，有時還為他們墊付醫藥費。有一次，聽說在大局子林場時在我們家當過保姆的老董太太有病，因為老董大爺家沒有兒女，我父母就主動把董家老兩口從林場接來，給老兩口檢查了身體，並把董老太太的病治好，才把二位老人送了回去。我家在河西三街住時，街坊有一個專門靠給鄰里們挑水而維持生活的老漢，老漢家中有六個子女，而且老伴病逝，家中生活很難維持。得知老漢家的情況后，我父母每月都有意多付給他挑水工錢，還經常接濟給他家些衣物。有一年過春節，聽說他家一點肉也沒買，父母主動把我家的黃羊肉等給他家送去，他家的孩子們說：“從來也沒吃過這麼多肉。”

　　父親雖然身為領導幹部，但他待人是十分和氣的，無論見到工作中的同志或者街坊鄰居都會熱情地打招呼。特別對剛剛參加工作的年紀小的同志，都會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兄弟或孩子一樣看待，在生活中無微不至地關心他們，有時自己花錢給他們買日用品或把穿舊的衣服送給他們穿。父親十分講究公共衛生，文革前，父親節假日有空在家休息的時候，他就會拿着大掃帚把我們住的家屬院的過道和大門外的街道打掃的乾乾淨淨。

　　一九六五年，林業局從河西遷到了河東，我家就住在買菜農的三間土房裡，後來林業局幾次新建家屬房，每次分房也都有父親的。但每次父親都把新分的住房讓給了新分配來的同志或家庭人口多的人，就連我家住的房也幾次讓給沒房住的同志來同我們家住對面屋。我們家住的土房又小又矮，同新建的家屬房比起來顯得更破舊了，直到一九七七年因為斷了三根檁子無法住了，才翻蓋了房蓋，蓋上了水泥瓦，換了玻璃窗。父親去世前一直住在這土房裡。

　　父子情深

　　對於我們兄弟姐妹來說，父親雖是一個嚴厲的長者，更是一個慈祥的爸爸。我是家中的長子，從小身體就不好，所以父母對我更是特別的呵護，現在想起父親對我成長付出的辛勞，有些事情還歷歷在目。記得小時候，我時常有大便乾燥的毛病，有時便不出疼得直哭，有幾次父親為了給我減輕痛苦，就用手把我肛門裡干硬的糞便摳出。

　　我因為從小就患先天性心臟病，體質虛弱，父親為了治療我的病花費了很多的心血。一九六二年，父親帶我到北京治病，當父親從北大醫院的教授那裡得知我的病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已無法治癒，而且隨時有生命危險，就是在一切正常的情況下也只有三年的生命期限了的病情介紹后，非常着急。從北京回來后，父親就四處打聽能治療我這種病的大夫和藥方，當打聽到一名祖傳老中醫能治療時，不惜花二百多元錢配一副葯（當時二百多元錢相當於父親五個多月的工資）為我治病。因為當時配製的幾味中藥都很緊缺的，父親就託人到外地打聽購買，自己又親自跑到農村老中醫家去討買，葯買齊后又親自壓葯、配藥。通過中藥的治療，才使我的病情穩定，沒有發展嚴重。父親對沒有給我徹底治好病，心裡總覺得愧疚，在他病逝前的迷離之季，還囑咐母親說：“等到醫療條件好了，一定要想辦法給元華治好病。”

　　記得五十年代末，經棚街在河西建起了第一個大禮堂，也是當時的電影院。當時看一場電影的票價雖說只有五分錢，但我們這些孩子看電影也是很大的奢望。所以我們每天晚上就集聚在電影院門外，有時乘收票時人多就鑽空子擠進去。當然，乘虛而入時不太多。進不去時，我們就集聚在電影院門外起鬨、擠門、敲窗戶，有時一直鬧到電影散場，嚴重的影響了電影院的秩序。這件事後來被父親知道了，有一個星期天，我正在街上玩，忽然母親叫我，並非常嚴肅的說：“你晚上到電影院亂鬧，你爸爸知道后正在生氣，要教訓你呢。”我聽到后一邊往回走，一邊心裡直打鼓，依照父親的脾氣，我這樣胡鬧，他是不會輕饒我的。當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屋時，看到父親正在寫材料，當父親發現我進來時，抬起頭說：“電影院是公共場所，以後不許再到那裡搗亂，想看電影回家要錢自己買票。”並從衣兜里找出兩角五分錢遞到我手上。我當時懸着的心雖然落了下來，但接着父親遞過來的錢，看着父親嚴肅而慈愛的表情，我還是哭了。並切把父親的話深深的記在了心上，從那以後再也沒敢到電影院去鬧。

　　文革中，在父親被造反派嚴刑逼供和拷打，吐血昏迷，住院治療時，母親因為到五七幹校去學習了，不能在父親身邊照顧，我就在醫院給父親陪床。當父親醒來時，看到我在陪床，非常着急的說：“你趕快離開這裡，我現在正是肺結核開放時期，血痰中都帶有結核病菌，你在這裡一定會感染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我不能離開父親，所以也沒有聽父親的話，在父親脫離危險后，又多次攆我，怕我感染上結核病，因為當時父親病情很重，不能沒人照顧，所以我還是在醫院留了下來。雖然當時採取了許多預防措施，但我下鄉后還是被檢查出患有肺門結核，父親知道后非常着急和後悔。當時治療結核病的葯奇缺，父親就寫信讓我五叔從北京、蘭州等地給買了雷米封、鏈黴素注射液等葯。但當時農村的醫療條件很差，在本村無法注射，我就把鏈黴素注射液也當口服藥吃了。也許是農村廣闊天地的空氣新鮮，也許是蒼天照應，我在吃藥的同時，既沒有休息，也沒有改善飲食，更沒有採取其他治療方法。幾個月後經檢查發現結核已經鈣化了，病也痊癒了。

　　最讓我難忘的還是父親到立新苗圃工作時，抽空到我下鄉的村子去看望我的情景。記得那天天空不時飄着濛濛細雨，我正在機器房裡加工小麥，看到村口有一個騎馬的老人慢悠悠的向村裡走來，當老人在下馬向種菜的老園頭打聽時，我認出了來人是我父親。我急忙跑向父親，從父親手中接過馬韁繩，因為天下着蒙蒙雨，所以父親的帽子和衣服都有些潮濕了。但父親見到我的瞬間好象很興奮，乾瘦的臉上帶着微笑，兩隻眼睛也非常明亮。父親同我一起走向了我住宿的生產隊會計室，父親在屋裡坐下后，從衣兜里掏出兩個蘋果遞給了我，父親給我蘋果時雖然什麼話也沒說，但我從心底里感受到了父親對我的牽挂和關愛。。父親又讓我帶他到青年點看了看，因為當時青年點的大部分知青都招工回城了，點裡只剩下我們三個人，而且另外兩人被抽調到宣傳隊去了，青年點已有點人去樓空的感覺。從青年點出來，父親又讓我帶他到了生產隊長家，父親在隊長家的炕上同隊長一邊嘮家常，一邊詢問我在生產隊的情況，一再感謝多年來生產隊對我的關心和照顧。聽說我父親來了，許多鄉親都陸續來到了隊長家，父親同鄉親們一一打過招呼后，又真心地向鄉親們表示了感謝。大約兩個多小時后，天漸漸的晴了，父親說下午還有許多工作，還要趕回苗圃去，雖然隊長和鄉親們再三真情地挽留，但父親還是謝絕了大家的盛情，堅持要走，當鄉親們把父親送到村口時，父親再次雙手抱拳向鄉親們表示了感謝。我牽着馬同父親一起走出村口后，父親說：“看到你同鄉親們相處的很好，生產隊又非常信任你，我就放心了，你也不能辜負鄉親們對你的希望，要好好乾。”當我點頭表示記下了父親的話后，父親又接著說：“其實幹什麽工作都一樣，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也是很有作為的，你既然來到了這裡，就應該以這裡為自己的家鄉，好好地建設它。”也是父親的這翻話激勵了我，使我從一個普通的知識青年成長為農村的基層幹部，為第二故鄉的發展建設貢獻了自己一點微薄的力量。走了一段路后，父親執意不讓我再送了，當父親接過馬韁繩騎馬離去時，我再次看到父親刻滿皺紋的臉，花白的頭髮和瘦弱佝僂的背影，眼淚不由的模糊了雙眼。我在心底里深深感受到父親經過身心的辛勤勞作，真的變老了，和我小時候騎在馬背上，在前邊牽着馬一溜小跑的父親已經判若兩人。父親雖然這次只同我在一起呆了兩個多小時，交流也不過幾十句話，但讓我再一次更深刻地感到了父愛。

　　送走父親后，我回到宿舍，又看到了父親給我的那兩個蘋果。後來聽母親說是因為父親當時夜間咳嗽很厲害，下鄉工作時為了夜間壓咳嗽而帶了三個蘋果。父親帶給我的不僅僅是兩個蘋果，更重要的是他對我的父愛和牽挂。

　　七十年代在農村吃到個蘋果，是很奢望的事了，所以父親帶給我的兩個蘋果，我留了好幾天也沒捨得自己吃，後來還是把其中的一個蘋果送給了村裡輩分最高，年齡最大的老孟大爺，一個蘋果送給了老貧協五歲的小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