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父親

　　懷念父親

　　李明

　　父親生於一九二七年（丁卯）舊曆六月初六，兩歲喪母，八歲喪父，過繼叔父李希文為子，一世悲苦，受盡煎熬，晚年稍安。爺爺早年任復木鎮（現葛城街道辦）鎮長，紅軍進城口后，被農協會收監，父親則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失去了在縣稅務局的工作。一九五二年正月舉家被下放到高燕鄉后沿山勞動改造。爺爺五三年九月被鎮壓，從那時起，父親及一家被認為永無出頭之日了……在哪個年代，父親的過繼，不單沒給他帶來多少好運，就是後來我們讀書也受到很大限制，讀初中、高中填表，及入團、入黨時在表的最後“需要說明的情況”一欄，也要鄭重地寫下“爺爺李希文，系復木鎮偽鎮長，一九五三年九月被人民政府鎮壓”的文字，以示對組織的忠誠和坦白。

　　在農村的三十年，由於環境所迫，父親養成了不愛吃、不愛穿、勤勞節儉的習慣。他先是安身在一個叫“大火地”的荒山野嶺上，住的是“埋杈屋”，就是用包穀梗架成的人字形窩棚。夏天包穀林的夜蚊用點燃的苦蒿都熏不走，一夜過來，咬得全身是包；冬天在這海拔近兩千米的山上，異常寒冷，更是苦不堪言……

　　後來輾轉下到海拔1500米的蔡家溝，和奶奶、幺姑住在一起。那時幺姑不懂事，吃飯總不等下地幹活的他，凈把清得照見人影的稀飯或燒得焦糊的鍋巴留給他……父親每每提起，總是十分傷感，說“從沒想到過會有今天！”我們也經常一邊聽，一邊開導他說，“那個年代困難，大家都是逼不得已。”

　　再後來，父親搬出來住在黃家四壁漏風的燕子樓上，承受着煙熏火燎和蚊子、跳蚤的騷擾，生產隊長田某——就是那個曾和奶奶結婚，我們管他叫老爺的人，還從中挑撥，說什麼“要是把樓騰出來給生產隊堆包穀，還可以掙些工分，無償地給地主分子住，太可惜了！”，但黃家不為所動，依舊讓父親住着，依舊幫父親一日三餐地把飯做好等着父親收工回來吃。時常聽父母念起他們的好，於是心生感激，不知道黃家的後代現在怎麼樣了，真想去探訪探訪！

　　兒時到父親那裡去，我們有三怕：一怕爬那長長的十幾里上坡的崔家坡，二是怕翻過崔家坡下到另一面很長的下坡，要是在冬天，浮雪下是厚厚的堅冰，腳下一滑，要摔好幾丈遠；三是怕謝家院子的狗咬。那狗耳朵挺靈，我們路過院子外面的小路，已然十分小心，一點不敢聲張，但還是躲不過它的耳朵，總是一邊拚命地狂吠，一邊追着咬人，我左腿肚留下的一道傷疤，就是那時的見證。

　　父親在生產隊掙工分，一點都不敢偷懶，吃得也十分粗糙，晚上還經常被批鬥。冬天在公社的露天院壩開批鬥會很冷，接受批鬥的地富反壞右，都要自己背去柴禾，供參加批鬥會的幹部群眾烤火。父親要從幾十裡外把一百多斤柴禾背到山下的公社去，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多少年後，父親背不動了，幫父親送柴，就成了老大推之不去的義務。

　　父親平身只與他的二哥感情甚好。我的二伯平素話不多，但很疼人，父親修公路時，他在築路指揮部里當廚師，知道父親下的是重力，很容易餓，總是想方設法讓父親填飽肚子。父親受到他的照顧，比在生產隊里幹活好了許多。

　　由於長期住在潮濕的工棚里，有一年，父親濕毒加身，雙手不光癢得鑽心，而且脫皮十分厲害，看起來慘不忍睹，加上得不到休息，很長時間也不見好轉。多虧了當時縣醫院的陳院長，給他開了一種叫“灰黃黴素片”的葯，才慢慢好了起來。

　　父親生性孤僻，常年一個人在後沿山經營一塊一畝多點的平地，親手建了一幢一百多個平方的土牆房，還修了豬圈養豬。啞巴姐姐每隔兩周就要上山到父親那裡去，幫助打豬草、料理家務。我們每年底都要舉家上山去過年，享用父親餵養的年豬。

　　一九八0年八月，母親退休前，由於捨不得土地和房屋，父親曾千方百計動員她到后沿山安度晚年，當時我們兄妹在家中說不起話，但心裡卻十分害怕媽媽到山上去過那種“灰坑裡燒着荊棘，滿身是灰，前頭烤糊了，後頭冷木了”的日子。好在媽媽同時期的一個好友堅決反對她到鄉下去，並毅然幫她辦好了葛城鎮的戶口，熱心張羅着用500元錢在河街四地段為她買下一套樓上樓下共40多個平方的木板房，我們才終於回到城裡定居。

　　失去了土地，沒有職業的父親靠收購生豬宰殺賣肉為生，還販過茶葉、藥材、煙葉……到鄉下收購，歷盡了辛勞，靠着小本經營，糊口度日。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個寒假，從鄉下趕回城裡，四體不勤的我，干不來什麼活，只在父親忙不過來時，站在邊上幫忙算算賬。看着趕集的人來人往，擠滿了河街狹窄的街道，看着父親忙忙碌碌地跑進跑出，自己卻閑得發慌，心裡很不是滋味，聽到有人問煙葉多少錢一斤，忙去問父親，父親沒閑着，只說了一聲“五塊”。等他忙完，知道我把兩斤一捆的煙五元就賣了，頓時氣不打一處來，覺得我太沒用，不但幫不了忙，還害他虧了本錢……我當時也十分委屈，生氣地回敬父親說，“少了的錢我賠給你！”，父親生着氣，一口氣跑到太和場，硬是把貪了便宜的那人追了回來……

　　父親閑不住，家裡家外的事都從不放心別人做，晚年怕母親買不來菜，更是把買菜做飯的事全都包攬了下來。以往雖然和母親總是聚少離多，住到一起了，卻常常和母親拌嘴。我們姊妹平素總是不離母親左右的，自然和母親感情近些，聽到他們吵嘴，言語中總愛偏向母親，他聽我們說這個家如果沒有母親，就沒有現在這個樣子，總是很不服氣！

　　九十年代初，政府說爺爺是城口和平解放的功臣，為他平了反，追認為起義人員。我和大哥藉此找到稅務局，要求給父親復職，哪知磨破了嘴皮，也沒能如願，只是在我們寫下一個“永不反悔”的保證后，才給予了一千元的一次性補償……

　　二000年，我搬家到了北大街，特地給二老安裝了電話，每到周末，我們弄點好吃的，就要接他們來家。二00八、二00九年，在十分羨慕母親的一口好牙的同時，卻明顯感覺父親走路、吃飯都已大不如前……

　　0七年春節，我在渝北的按揭房還沒裝修，全家老幼窩在老大在袁家崗的家裡過年，我把父母接到龍頭寺的清水房中看了一下，只記得老人家十分滿意，說小區很平，綠化好，房裡光線好，交通也四通八達地便利……想到他那麼看得來，竟無福住上一住，心中不禁十分黯然！

　　二00八年農曆九月十一日，和母親一起在水巷子打麻將的父親，在抓對面一塊牌時，突然偏了一下，就開始口吐白沫。母親沒見過腦溢血，不懂得該怎麼去處理，以為回家躺躺就好了，於是叫我那老實巴交的姐夫，把他硬背回到河街的家中，當我們兄弟得知時，已經過去了一兩個小時。

　　我們立即叫車把父親往縣醫院送，記得當時父親已經不能說話，但神志仍很清醒，手還能動，他擺着手，嘴巴“唔唔”地說著什麼，想阻止我們送他去醫院。

　　我們輪流守候着父親，把棉簽沾濕，為他潤唇，拿吸痰器小心地吸出他喉中的痰液，知道當時已不敢送重慶了，就反覆要求醫生用最好的藥物留住老人的生命。

　　到九月十四日傍晚，我二伯的長子孝和哥，把他扶到病床旁的藤椅上給他換壽衣，我們在一旁還是怎麼也不相信父親就要走了……這天夜裡，八十二歲高齡的父親走完了他的一生，他走得十分匆忙，甚至都沒給母親和我們兄妹留下一句話！剛強倔強的他，一生靠他自己，憑着艱苦歲月里練就的身板，極少吃藥打針，晚年也沒給兒女們添任何麻煩，就是彌留之際的守候，也只是短短的三個晚上！

　　從縣醫院出來，我們沿着南大街、東大街，熱熱鬧鬧把他送到了殯儀館，還請了鄰縣的樂隊，哭他一生的艱辛和功勞。我們則跪在父親的靈前莊重地許下一定善待母親的承諾，好讓他的靈魂安息。因為我們知道他最最放心不下的應該就是和他攜手走過五十八年風雨人生、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對他始終不離不棄的母親！

　　父親走了，母親哭了好長時間。我們常常看到母親在暗自垂淚，任何安慰與勸說都無濟於事！雖然父親在時，兩個老人隨時吵鬧 ，但畢竟幾十載伉儷情深啊！我們生怕母親慪壞了身子，就想方設法轉移她的視線和注意力，哄着讓她開心。

　　一轉眼，父親已離開我們三年了，生前他雖從來不願當面誇我們，但背着我們的時候，在三親六戚的熟人面前，還是很認可我們的努力與成功！如今，我們陰陽兩隔，惟有在他的生日、忌日、清明和春節里，為他上柱香、燒燒紙，囑他在另一世界里要捨得花錢，不要過得太簡單樸素，也把母親和兒孫晚輩的一些近況和好的消息念叨給他聽，讓他高興高興！

　　而今，母親已慢慢從悲痛中解脫出來，和我們和諧地生活在一起，安享幸福的晚年！我們知道，惟有加倍地愛母親，才是對父親最好的懷念！

　　二0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正月初二）成稿於重慶華宇．北城中央

　　二0一二年二月八日（正月十七）修改於葛城北大街7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