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遲先生事略

　　孫遲先生是禮泉縣新時鄉胡王北村人，生於1929年農曆1月9日，乾州高級師範肄業。曾作過小學教師，擔任過小學校長，縣文化館館長，縣劇團副團長，昭陵博物館副館長，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縣政協副主席。1993年退休，2007年10月1日逝世，享年78歲。

　　孫遲先生終生從事文化、教育、文物和文史工作。在學習、繼承傳統文化藝術和研究、弘揚祖國優秀歷史文化遺產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作出了很大貢獻。

　　一

　　孫遲先生在舊中國積貧積弱、戰爭頻仍的年代，走完了他求學的艱難之路。自幼啟蒙於洪潯先生，后入縣城隍廟小學、倉房巷小學學習。1943年以優異成績考入昭陵中學附設的簡易師範，1946年又考入乾州高級示範學習。在校上學期間曾參加過三青團組織，后被集體轉為國民黨黨員。1947年秋，因家貧輟學務農。也經歷了在黑暗政權統治下謀職的辛酸。1948年因家計所迫，先後在范寨廟小學和新時鄉公所謀職，還在縣保警隊臨時作了幾天文書。1949年解放，百廢待興，正是年輕人施展才華的大好時機。他先後在趙鎮小學、史德小學工作。在從事教育工作的同時，憑着熱愛共產黨的滿腔熱情，發揮特長，編快板，演清唱，通過自娛自樂的秦腔、眉戶等戲劇和曲藝形式，在校園、農村廣泛開展業餘文藝宣傳活動，歌唱新誕生的人民政權，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他利用業餘時間，創作《火車到蘭州》、《夜歸》等詩歌、散文以及《渡口上的故事》、《鶯》、《狼窩裡的秘密》（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紅燈》（長安書店出版）等短篇小說和戲劇作品，頌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熱愛祖國、艱苦奮鬥、意氣風發的精神面貌。因創作成績顯著，被調入縣文化館任館長。是陝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會員。

　　從1959年到1964年，孫遲先生在縣劇團分管業務工作，自覺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積極貫徹黨的各項文藝政策。以提高自身的業務素養為前提，從抓演出隊伍素質建設和劇本編創着手。有力地促進和提高劇團整體的文化內涵和專業水平。在當時乾、禮、永三縣合一時期乾縣一團新生部的基礎上，先後幾次負責招收學生，進行專科教育或跟團培訓，為劇團培養和儲備了一大批優秀演員，擴充了禮泉劇團的演出隊伍。他採取不同形式為演員定期舉辦“戲劇知識講座”、“戲劇創作學習班”，不但使演職人員的戲劇知識和演藝知識得到提高，也使演員隊伍文化道德素養得到整體提高。一些有影響的老演員演出熱情煥發，一大批中青年演職人員成為演出的中堅力量。在日常工作中，他自覺維護領導班子團結，主動配合指導員、團長袁松林開展思想教育工作，在劇團形成了上下團結、業務求精、人人思進、拼搏進取的工作局面。在演出內容和表演藝術方面，他堅持依靠本團自己創作、編導的劇本為主，形成禮泉劇團自己獨有的演出腳本，創出禮泉劇團自己獨特的演藝風格。他先後改編了《孟姜女》、《雙命案》、《郁輪袍》等古典戲劇，根據同名電影改編了《槐樹庄》等現代劇，在他的帶動下，劇團學習風氣濃厚，戲劇演出水平提升，在省城、在西北都享有一定的聲譽。省上領導趙壽山、趙伯平攜帶家屬臨場看過他改編的《雙命案》，他創作的大型眉戶現代劇《秦川兒女》，參加陝西省第二屆戲劇觀摩演出，反響很大。省委書記張德生從北京開會回來后，抽出時間在三意社看了一個專場演出，舒同還即興為之書寫了“禮泉劇團”四個大字。陝西人民廣播電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劇實況錄音，在全國播放。被評為優秀劇目獎和國慶晉京匯演劇目。

　　一本《秦川兒女》傾注了孫遲先生對文藝工作一片赤誠的心。他以我縣的農村先進典型為素材，謳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農民通過科學實驗，開展科學種田，實現豐收高產，多為國家貢獻的愛黨、愛國熱情。在創作和排演過程中，他虛心求教，集思廣益，多次召開的劇本討論會、彙報演出會、徵求意見會等，然後字斟句酌，反覆錘鍊，精益求精。在那用手工刻寫蠟紙、用油墨輥子油印材料的年代，劇本每修改一處，都是他自己在鋼板上刻字、推油輥子印刷，再一張一張分冊裝訂，通宵達旦不休息，保證第二天讓每個演員都拿到重新修改並裝訂好的新腳本，每個人手中的油印本都留下了他的字跡和手印。《秦川兒女》的成功演出，是禮泉縣有史以來唯一一部以本縣題材為創作原型、本縣作者自編、本縣劇團自演、而且在全省為本縣獲得了演出榮譽並在中央電台向全國播放的大型現代地方劇。

　　他不但重視劇本創作，而且始終不偏離“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先後主持排練和上演過《鍘美案》、《三滴血》、《謝瑤環》、《竇娥冤》、《奪錦樓》等傳統劇目和《梁秋燕》、《血淚仇》、《槐樹庄》等現代戲（見《咸陽戲劇志》），還在一些劇目中扮演角色參加演出。長期帶領劇團深入全縣各集鎮、鄉村，演出場次和時間都超出了全年演出天數和場次的一半以上。是中國戲劇家協會陝西分會會員。

　　儘管從“文革”開始，孫遲先生離開了劇團，而且因其創作被當做“反動文人”遭到批判和揪斗。“文革”結束，“四人幫”垮台，《秦川兒女》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最早恢復向全國播出的地方戲劇之一，這既是對《秦川兒女》戲劇作品的肯定，也是對先生工作的肯定。

　　二

　　“文革”開始，孫遲先生從劇團被調回縣文教局接受審查。當時，許多工作還沒有完全癱瘓，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昭陵陵園對遺存碑石進行調查，領導考慮到他具備一定的知識基礎，就讓他一邊等候接受批判，一邊配合省文管會參與昭陵碑石的調查工作。但因“文革”不斷深入，這項工作被迫中斷，孫遲先生被當作“反動文人”受到造反派的批判、揪斗、遊街。解放前求學謀職的經歷，成了“黑五類”的歷史污點；五十年代唱出的時代強音，變成“封、資、修”的流毒，關“牛棚”思過，進“五七”幹校反省。先後被安排在石潭、南坊、北牌公社駐村蹲點接受再教育，直到1971年。

　　其實，在此期間，孫遲先生從未放鬆自己的學習。縣級機關安排他在大院和縣級單位書寫大型毛主席語錄牌匾，家鄉公社的領導和村子的幹部邀請他在牆上書寫巨幅毛主席語錄標語，文教局機關的造反組織經常下發由他編寫、謄印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學習資料，文教局機關里的幹部也常常向他請教一些問題。當他發現一本學習毛主席詩詞的講解資料時，他工工整整地全文抄錄了一本，始終保存。他駐村蹲點和農民朝夕相處，和農民交朋友。到他老年，南坊鎮、北牌村的許多農民朋友依舊和他密切往來，正像他在一篇文章中說：“吾居簡陋，往來者多俗人。凡來者可以盡興煙茶酒，縱談風馬牛。”他的根在農村，他的心在農民。

　　三

　　上世紀70年代，在當時“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形勢下，省上修建“戰備路”，途經禮泉北屯、煙霞、趙鎮等公社，橫穿昭陵陵園，其路基就壓在周護、尉遲敬德、鄭仁泰等幾座陪葬墓上。省、縣革委會文化部門決定：由省文物部門派人對即將被壓在路基下的陪葬墓進行搶救性發掘，縣革委會文教局抽調幾位同志參與，組成“禮泉縣文教局昭陵唐墓發掘小組”。大概由於孫遲先生曾經參加過昭陵碑石調查，就被從蹲點駐隊的村上抽調回來，成了發掘小組的成員之一。這個小組當時的任務，除了隨公路工程清理幾座陪葬墓之外，還要對當時因農田基本建設地面文物被破壞、寶雞峽灌溉工程開通后引起地下水位上升地面塌陷、地下文物被淹的陪葬墓進行調查。他們早期的發掘，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都很艱苦。住在煙霞西屯村的一座破舊祠堂里，睡的地鋪，坐的磚頭，小小房間既是宿舍也是辦公場所。他們從頭開始學習歷史知識、文物知識和考古技術、文物修復技術。雖然條件艱辛，生活艱難，但對他們幾個經歷了批鬥、遊街、坐牛棚，飽受精神折磨而被定性為“團結對象”的老同志來說，卻有了一項較為穩定的工作，始終保持着極大的工作熱情，把一件寡淡而無人問津的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孫遲先生從一開始就把這項臨時任務作為歷史使命來對待。他從基礎性工作做起，系統地學習了歷史學、考古學、金石學和書畫藝術方面的專門知識。在當時，傳統文化典籍被認為是“四舊”，普遍遭遇毀滅性地破壞，文史資料奇缺。為解決研究資料的亟需，他聯繫遠在遼寧鞍山市文化部門任職的同村摯友孫生泉幫助尋找古舊典籍，和閻振維、陳瑞雲、苟若愚同志多次到西安古舊書店搜求文獻資料，購回了珍稀的《古今圖書集成》等線裝圖書；和閻振維同志一起經常赴西北大學向陳直教授求教，解決學術難題；和鄭伯舉同志一起多次到省博物館登門向武伯綸館長請教，學習探討文博專業知識。他拜省文物系統的專家為老師，向參加唐墓發掘的省派專業人員實地學習，很快適應了工作，逐漸成為行家裡手，並擔任業務組長。他參加了鄭仁泰墓、尉遲敬德墓、張士貴墓、阿史那忠墓、臨川公主墓等墓葬的發掘清理工作，撰寫考證、研究文章在《文物》或《考古》上發表。為了更全面深入了解和研究昭陵及陪葬墓出土的文物，他走遍了九嵏山的溝溝岔岔和昭陵陵園所在的四個公社三十萬畝土地167座陪葬墓，對昭陵的各處遺迹、遺存和陵園各個陪葬墓的方位、石刻、封土等，一一登記造冊，詳細做出記錄，繪製出一幅完整的《昭陵陪葬墓分布圖》，糾正了前人記述上的混亂和謬誤。建立並完善了昭陵文物資料檔案。1977年，他在《文物》雜誌發表了《昭陵》和《昭陵陪葬墓調查記》，是國務院公布昭陵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后最為全面系統地介紹材料，被譯成日文在日本《書道》雜誌登載。還先後在各種雜誌發表論文20多篇。一時引起省、地文物部門的重視，也贏得了省文物考古界武伯綸、石興邦、陳孟東、陳全方、袁仲一、鞏啟明、王翰章、王世昌等老專家、學者的注意，從此也都相互成為學術上的親密朋友。

　　四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昭陵唐墓發掘小組”取得了省、地、縣各級領導共同肯定的成績。發掘陪葬墓十多座，庫存文物近千件，發表文章數十篇，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奠定了成立“昭陵文物管理所”的基礎。1972年，昭陵文物管理所成立，孫遲先生是發起人之一。

　　昭陵文管所的成立，使昭陵的文博事業迎來了一次新的發展機遇。當時，禮泉縣小戲的創作、演出正在形成高潮，不少的小戲作者前來請他幫助修改劇本，新任的縣委書記也打算讓他再回劇團工作。但是，在孫遲先生的心目中，他以文管所成立為起點，又在籌劃着一個更高的目標。他向所領導建議，並積极參与和聯繫縣、公社革委會領導，爭取在煙霞公社西二大隊以東的徐懋功墓前征地建館。徐懋功墓當地人稱“三塚凹”，四下不着村，偏僻且荒涼。他與閻振維、陳瑞雲、鄭伯舉、駱福榮、苟若愚、張學勤等同志一起，發動村民，把散在陵園各處東倒西歪的、倒撲在地的、被移作他用的陪葬墓墓碑集中起來，建立了“昭陵碑林”。孫遲先生設計了碑林建設圖紙，構思了碑石陳列方案，布置了碑石陳列圖表說明等等。對整體建設規劃如文物陳列室建築設計圖、仿唐大門建築設計圖、文物陳列設計方案、院落綠化設計方案等，全部按照一個較高水平的博物館的標準來構想。他和閻振維、駱福榮同志一起在簡陋的平房裡，利用小小的會議室，設計、布置了一個反映“貞觀之治”的小展覽，陳列了他們幾年來發掘的文物和研究的成果。展出文物精彩、主題集中，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先後幾次參觀，非常滿意，在好多次有關會議上對昭陵文管所的工作大力表揚。中央領導、專家學者、新聞記者紛紛前來參觀。1978年，孫遲先生幫助新華社記者王煥斗以這個陳列為主題，寫出了《貞觀“兼聽”史話——昭陵博物館採訪札記》一文，發表在1979年1月30日的《人民日報》上，在高級領導和史學界有很大影響。省委書記霍士廉前來參觀，在聽取孫遲先生的講解和工作彙報后，直接表態：建立昭陵博物館我支持，經費、編製由省上解決。孫遲先生在昭陵博物館的創建中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是昭陵博物館的創建人之一。1978年，經省文物部門批准，在昭陵文管所的基礎上成立了“昭陵博物館”，並同時對外開放。1978年8月24日，博物館迎來了第一批來自澳大利亞的外賓朋友，孫遲先生自己接待講解，外賓臨別高興地簽名留念。禮泉縣也因為昭陵博物館和烽火、袁家的開放成為全省首批對外開放的縣市之一。

　　昭陵博物館的成立，更使孫遲先生傾情昭陵，專心研究，對昭陵許多問題的研究和認識都有新收穫：1.對昭陵本身的文物遺存進行調查，包括昭陵六駿、十四國君長石像、祭壇、下宮、獻殿遺址和陪葬墓等，系統研究昭陵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通過介紹昭陵，展現我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風貌，喚起人們尊重歷史，振奮民族自重自強精神；2.對昭陵陪葬墓和碑石進行普查，並對昭陵的陪葬制度進行研究，糾正自宋代以來前人的不正確記述。明確劃定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昭陵的保護範圍和重點保護部位；3.對從昭陵開始“因山為陵”的唐代帝陵制度研究。通過對關中“唐十八陵”全面考察，將其制度、規模、文物對比、分析，說明了唐十八陵是唐代政治、經濟繁榮消歇的縮影；4.對昭陵陪葬墓出土的文物研究，通過《試論唐代的彩繪釉陶俑》等文章，對唐代陶俑、彩繪釉陶俑及三彩等陶器的製作工藝加以分析、研究，闡述了彩繪釉陶的文物價值和在唐初的生產地位；5.對昭陵祭壇出土的十四國君長石像研究，明確掌握了各個石像的身份和所代表的國家或民族，反映了唐代初期貞觀年間中華民族空前團結的盛況，以及與南越、印度等鄰邦諸國的友好關係；6.對昭陵碑石書法研究，擴大了昭陵在國際國內文化領域的影響。《唐代的飛白書》、《昭陵孔穎達碑座上的刻字》等文章在《人民中國》日文版、英文版和日本、韓國的報刊都曾有過報道和轉載，特別是在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和台灣地區影響很大；7.結合昭陵文物，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開展對唐太宗和“貞觀之治”的研究。總結建國三十多年來唐太宗的研究成果，對三種不同版本的《唐太宗》專著，寫出了《唐太宗事迹漫評》發表，三書的作者都表示贊同。天津出版社再版時多有採納；8.廣泛聯繫專家學者開展學術交流，昭陵博物館受中國唐史學會委託，在昭陵博物館召開了全國性的“唐太宗與昭陵”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唐太宗與昭陵》論文集，促成了“中國唐史學會唐太宗研究會”在昭陵成立，提升了昭陵博物館在文物、歷史界的學術地位；9.廣泛聯繫全國各地包括香港、台灣地區和日本、韓國的書畫名家，舉辦《昭陵書畫展》，使“貞觀”盛名天下，昭陵飲譽海外，並且為昭陵博物館收集了一大批書畫作品，充實和豐富了昭陵的圖書資料。

　　孫遲先生以昭陵文物為基礎，重點研究初唐，史涉李淵、李世民、魏徵、武則天、杜甫等歷史人物和隋末農民起義、玄武門之變、貞觀之治、武周政權興亡以及唐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制度、歷史事件，有許多論文發表。是《中國歷史學大辭典-隋唐五代卷》的編寫人之一。他還以昭陵碑石為基礎，重點研究唐代書法，在書法藝術實踐和書法理論研究中，注重繼承傳統風格，注重藝術創新，使昭陵博物館的藝術特色更加鮮明。是中國唐史學會的發起人之一，中國唐史學會會員。是中國博物館學會首批個人會員，陝西省考古學會會員，陝西省博物館學會理事，副研究館員。

　　五

　　昭陵博物館的開放，為孫遲先生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當時正逢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剛從“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下解放出來，衝破“文革”中“左”的文化壓抑，追求豐富的精神文化享受慾望正在興起，國內觀眾川流不息，外國朋友絡繹不絕。他以其詩詞、書法與國際、國內的文化名人展開中外友好交流，在《陝西日報》、《人文雜誌》等報刊發表過《歷史文物與友誼》、《情意不盡歌未歇——懷念吉川幸次郎先生》等通訊報道。書法遠傳日、韓、港、台等國家和地區，是陝西省作家協會會員、陝西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咸陽市書法家協會主席、名譽主席。

　　孫遲先生的書法，創構了遒勁、古樸，酣暢、大氣，直追大唐風韻的藝術風格。書卷題贈，瀟洒自如，真草隸篆，無一不工，常使一些書畫愛好者以能仿其筆法而自賞，以能收藏其真品而自誇。其作品不但廣泛流傳於社會名流，更廣泛流行於尋常百姓人家，贏得了飲譽鄉里而嘆為觀止的聲名。他的畫流傳不多，但其筆法簡潔明快，構圖蘊含嚴謹，其畫風正像他為孫犁所畫的《蘿蔔白菜圖》上的題字：“朴而不華，淡而有味”。他的詩詞功力深厚，閻綱先生曾經評論：“孫遲的詩作，律切工穩，古雅通脫，格調醇正，得心應手，在我的印象里，他已經有了詩界的地位，那就是：宋伯魯以降，符浩以來，禮泉縣籍格律詩第一小提琴手，非孫遲莫屬；咸陽市、陝西省，舊體詩詞功力如孫遲者，所在恐非多多。”他的書法作品往往就是他的詩詞作品，1993年，他集結多年來的詩詞作品出版了《嵏下詩詞集》，陳忠實先生題詞譽為“詩魂”。“詩、書、畫”三位一體有如孫遲者，亦恐非多多。

　　孫遲先生的靈性是在盛唐文化和昭陵文物相互神交的靈氣下形成的。他在“文革”的社會動亂和文化浩劫中，視其畢生傾心追慕大唐氣蘊的詩詞和盛唐沉雄的書法藝術。1972年在剛開始接觸考古工作時就有一首《考古感言》，詩曰：“瓦釜殘碑破彝尊，史跡沉澱賴區分。先民造物當時用，我輩訪求辨古今。難得玉佛千兩金，未緣銅臭半分心。搜求每忘誰甘苦，任爾嘲諷我老昏。”堅定地選擇考古這份清淡的工作。粉碎“四人幫”，舉國歡慶，他步岳飛《滿江紅》之韻填寫了一首《讀魯迅書簡》的詞曰：“七災八難，又一霎，風消雨歇。風雲盪，歷史重演，多少先烈。縱有辛酸皆塵土，豈可逸情弄花月。更何況，報國正當時，莫空切。 黨風正，積怨雪，民意立，浮言滅。鬧市昂步走，破帽風落。吠日蜀犬原無知，戲虎黔驢空有血。待人間，盡除偽君子，笑天闕。”充滿着對“黨風正”、“民意立”的殷殷期盼和“報國正當時”的“昂步”雄心。改革開放，風起雲湧，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會百年機遇，乘萬里長風”的書法作品，歌頌社會和諧、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新形勢。選擇和成就，證明孫遲先生的堅定信念和與時俱進。

　　從1985年起，孫遲先生先後擔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縣政協副主席。他履行代表職責，盡政協委員義務，圍繞縣委的中心工作，積極開展依法監督和建言獻策活動。他關心“普九”義務教育、農村醫療衛生事業改革、基層群眾社會文化生活，開展了許多調研活動。他把政協的文史資料工作當作一項經常性、基礎性的工作來做，曾經主持編輯出版了《禮泉文史資料——康子安專輯》。1993年他從縣政協退休后，退休沒有退歇，他的社會活動更多，除了參加縣上統一安排的活動外，往來更多的則是一大群中青年文學藝術愛好者，他是大家共同的老師，也是大家心目中的學術帶頭人。

　　六

　　孫遲先生給自己的退休生活擬了一副對聯：“享人共可享，為我所當為，”說得真實可行。他沒有把腳步停留在“管孫子”的天倫之樂上，他團結全縣的中青年書畫愛好者，成立“嵏山書畫學會”，舉辦書畫培訓班、老年書畫學習班、少年書畫班等，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書畫普及宣傳教育活動，廣泛培養大家的書畫愛好興趣；經常舉辦一些多種內容、多種形式的書畫展覽，培養新人新作，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在迎接香港回歸、慶賀神舟五號上天、祝賀奧運申辦成功等重大慶祝活動中，在全縣組織開展萬人簽名等活動形式，用文化活動提升全民的愛國熱情和參與意識；開展文化下鄉，或組織書畫家為群眾義務寫春聯，或組織書畫家走村進校辦筆會，始終堅持藝術為人民群眾服務、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大目標；支持青年書畫愛好者主辦《墨苑》，交流信息，為書畫愛好者們創造條件，提供陣地，把全縣的書畫同仁凝聚和團結在一起。通過開展一些書畫大獎賽活動，獎勵一批年輕人；對兒童書畫愛好者從小精心培養，一步一個腳印地把他們送進中央美院、西安美院等美術愛好者嚮往的殿堂，在中青年及學生中很快形成了書畫熱，使禮泉縣群眾性的書畫愛好蔚成風氣；他支持中青年文學愛好者創辦《禮泉》小報，為文學愛好者創造平台，團結全縣的文學愛好者，積極開展文學創作活動；為農民詩人王世民題詩、題字，“粗壯手，鐵脊樑，挺胸昂首吼秦腔。看我炎黃親後輩，短歌長韻唱輝煌。”為“民風詩社”鼓勁、吶喊，“黃土層深好立根，野花無名亦芳芬，但為振興高歌放，協奏時代最強音”；幫助農民民俗學家丁紀龍編輯出版《老兩口說古經》、《尋根雜俎》幾本民俗讀物；既支持老作家張培彥、也支持青年作家文源編輯出版個人詩集等。經常主持或參加一些作者的創作研討會、作品評論會，著作發行會或筆談、筆會等專題會，扶持文藝新秀，澆灌文學新芽。許多作家的作品在發表之前都願意叫他先看，提出修改意見，他也樂意為他們的作品進行點評，或者寫點讀後感，直接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觀點，有時也為他們的作品加以評論。1992年，他倡議編輯《禮泉作家作品選》，成立了編輯機構，收集了全國各地的禮泉籍作家作品，雖未能最終出版，卻最早提出這個設想和規劃，起到了首倡作用。他為恢復劉古愚煙霞草堂、建立古愚小學而呼籲，為紀念康子安老縣長的功績、籌備召開有關紀念活動而奔忙。記不清為多少個村“普九”建校撰寫碑文，記不清為多少處建橋修路的公益事業鐫石立傳。為了廣泛團結各方面的文化愛好人士，使禮泉的文化事業更加興旺，他請求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為成立禮泉的書法家、美術家、作家等社會學術團體解決困難，使禮泉縣書協、美協、作協以及縣文聯相繼成立，形成了其樂融融的禮泉文化大家庭。禮泉縣“小戲之鄉”、“書法名縣”、“文化大縣”、“旅遊強縣”等等桂冠之下，處處都有先生的身影。

　　孫遲先生早年立身教育的經歷，形成了他終生對人才培養和關愛的感情。他對熱愛文化的青年人，言傳身教，扶持提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他的身邊，出現了在全國極具影響的作家鄒志安；出現了我縣解放以來唯有的兩名中央美院學生唐小丁、楊天臻；出現了頗有影響的書畫名家介眉（盧玉林）、魏明義、鄭鳴和等和文化名家晁生武、張廉、趙潤民等，工人劇作家孫育林、農民劇作家藺志順等一大批縣內縣外的文化界學生。孫遲先生人生中的幸福指數就是古代教育家孔子的干肉一脩、弟子三千。

　　七

　　孫遲先生有一首感懷的詩：“四十年來盡倥傯，藝苑文林一散兵。猶自荷戈夕陽下，衰鬢羞怯落帽風。”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很嚴，總覺得自己的成績羞於啟齒。對自己的生活標準要求很低、很淡，“享樂寒素低標準，無嘆文章不值錢。”他以堅韌的毅力克服老年多病的困難，筆耕不輟，“詩情墨趣舒我心，每忘有此老病身”，真是勤奮入精博，無愧天地人。他的書法作品先後入選《中國二十世紀中華民族書畫長卷》、《毛主席誕辰100周年紀念書畫展》、《紀念孔子誕辰2550年書畫大展》、《1999國際老年人世紀名家書畫展》、《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2周年“中華魂”書畫作品邀請展》等全國和省內外幾十次大展的展出並獲獎；被人民大會堂、毛主席紀念堂、中國現代文學館、西安書法博物館等幾十家文化、文物單位和展出機構收藏；被《中國巨變-當代中國書畫攝影作品集》、《中國書法名家名作選集》、《中日現代美術通鑒》、《百年經典—中國書法全集》、《陝西省老年名家書畫集》等十多個版本收錄。本人入選《中國書畫名家大典》、《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名人錄》、《世界名人-中國卷1》、《國際美術家辭典》、《中國專家大辭典》、《中國歷史學學者辭典》等十多部大典，中共禮泉縣委、縣人民政府和咸陽市文聯先後給孫遲先生頒發了“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證書。

　　對這本裝幀精緻的榮譽證書，在當今物慾橫流的社會，唯官位等級論成敗者會蔑視地說：區區小縣，非高端授予；唯金錢財富論得失者會吃驚地問：徒具虛名，值貝幾朋？孫遲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感慨。他說禮泉是我的家鄉，在鄉親們的眼皮底下，我的一切活動都逃脫不了眾目的監督，持本分心作儘可能的奉獻，行蜿曲路以尋精神的寄託。爭朝夕只怕是白頭傲霜夕陽短，待來年最期望笑看紅杏滿牆頭。這是古稀之年的感嘆，也是有生之年的期盼。孫遲先生不僅是一位“德藝雙馨”的師長，也是一位學子敬重的尊長。“礪煉、琢磨，從困境中得到解脫，有追求更要有探索。消瘦了身體、磨白了鬢角，人生價值待評說”，是他治學嚴謹、刻苦，不知疲倦的表白；“實在、快樂，不用金裝銀裹，不用彩色塗抹。付出的努力這麼多，明朗朗，赤裸裸”，則正是他為人真摯、正直，不作矯飾的寫照。他對同志有拳拳之心，對子孫有殷殷之情。“吾無玉堂金馬遺世，惟望兒孫讀書做事，作明白人；習一技之長，作有用人；恪守本分，作正派人。勿強求富貴，勿羨慕榮華，若有為眾人服務之機，必須心存百姓，萬勿貪妄浮誇則吾願足矣。”短短的幾句“遺囑”，留給兒孫們的是高尚的情操，做人的道德。孫遲先生不愧於“德藝雙馨”的光榮稱號，他為本縣文化事業作出的貢獻得到了政府的褒揚，雖然只是一個禮泉縣，一紙證書足可蓋棺論定。他為家鄉的奉獻得到了鄉親們的認可，他的藝術愫養得到了學子、弟子們的繼承，孫遲先生才氣永存，德藝長馨。

　　先生自作聯曰：“誰是完人真偉大，我行本分也光榮。”看來做人要做到“完人”而“偉大”難，就是要做到“本分”而“光榮”也實在不易，孫遲先生足矣。

　　2012年10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