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深情

　　諸葛亮一生信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信念，對他的一生史學批評者認為做了一件“不可為而為之”之事，最終積勞成疾，悲壯辭世於渭濱（五丈原），他給歷代文人志士留下了無盡的傷感悲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出師》一表真名世。”《出師表》表露諸葛亮的忠肝義膽，抒寫他的深情厚意，其情震撼天地，貫通今古。

　　強烈的責任與深沉的愛國之情

　　《出師表》寫成於蜀漢建興五年（公元227年），當時形勢對蜀漢政權十分不利，223年蜀國戰敗，劉備兵敗憂憤而辭世於白帝城。天下形勢已三分鼎立，因連年戰爭而益州兵源，物力缺乏，面對這種形勢諸葛亮心急如焚，深感責任重大，他以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正確執行聯東吳和西戎的策略。他掌管國事，勵精圖治，國力恢復《表》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三軍，北定中原”。伐魏時機臻於成熟，為了爭取時機，在《表》中分析形勢時寫道：“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機存亡之秋也”從當時形勢看，曹魏兵多將廣，其勢甚盛，孫吳富庶險峻，而蜀漢最弱，此種局面下，諸葛亮應穩定中求發展，但他採用尋求機會的辦法。因此《表》中分析蜀漢的安危，是對“託孤”責任，“興漢”使命的思考，可謂其用心深，其情表露迫切，這就明確表露了他高度的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為此他犯言直諫劉禪，提出廣開言路、公正執法、正確用人三項建議。其懇切之情感人肺腑，其忠誠之心感慨後世，從歷史看“從諫如流”的帝王唯有李世民，如其者何人？向君王冒死納諫者不多，而諫者留下忠誠之名，生前卻悲劇慘痛，故歷來大臣明哲保身。諸葛亮作為百官的典範，他不記後果，不避人言，不畏讒言，從政權興衰，國家興盛的高度嚴肅闡理告誡劉禪，其言表對症下藥，即啟發後主，又批評後主。其語嚴正，其辭委婉，其情深曲激昂，細切動人，恆、靈二帝之過失，“未嘗不嘆息痛恨”。這是對歷史成敗的透視，一片嘆息方顯思考，一片痛心方顯責任，其語感劉禪，其情悲後世。忠貞之臣堅信，“忠貞無好死，好死不忠誠”。諸葛亮《表》中寫到“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托臣以討賊興漢之效，不效則治臣之最”。其忠貞讓百官慨嘆。

　　深情的忠君之情

　　諸葛亮一生一片丹心，他被劉備三顧茅廬而請出山之後以身許國，決心“北定中原”，“還與舊都”以興隆漢室為己任，表其忠心，《出師表》中凡十三次言稱“先帝”，表達對劉備無比懷念之情，他欲報答知遇之恩，而劉備早逝，只能“報之於陛下”。公元223年劉備兵敗猇亭，歸回白帝城，在憂憤之下一病不起，病重之時託孤諸葛亮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君可自取。”託孤使他大受感動，君王的無比信任，使他深感責任重大，為此可見託孤激勵了他的責任，同時也喚起了他對國家命運的更深思考。歷史評論家指出“諸葛亮在失去時機后逆天時”而動。“這就註定消去國力、人力，滅己而亡”。最終諸葛亮積勞成疾，蜀漢消耗殆盡，無人可用，在燈枯油盡的情況下凄然而悲壯辭世，他的一生，他的辭世，向後人正確詮釋了忠君的真正內涵，從當時形勢客觀分析六齣祁山，七伐中原實不合時宜，但從諸葛亮自身出發分析，他不能等待機會，通過戰爭尋求機會，他要忠誠劉備就不能忘卻“託孤”之責，時間和生命對他來說是極其有限的，因此在有限的生命里只能違天時而奮鬥，只有這樣表現他對劉備的忠誠，才能表現他忠君愛國的深情。其愛國建立在忠君之上，忠君與愛國完美統一。《表》中諸葛亮寫道：“故臨崩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日渡瀘，平定西南……”，“今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伐中原”，“興復漢室，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其言表達了諸葛亮的決心和職責，多純潔的君王之忠，多高尚的祖國之愛，其情如同日明光照千古，其情如深層火山震撼後人。

　　諸葛亮在《表》中敘述身世，三顧茅廬之事深切動人，表明以身許國的經過，二十年如一日，竭忠盡智，不遺餘力，其表的深忠曲意，勤於國事之心表露無遺，《表》中寫到：“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他只想盡“庶竭努鈍，鑲除奸雄”鞠躬盡瘁的忠心，而不聞達於諸侯，以其忠誠的志慮，獻智於君王，以其真情去感動後主，使他認識到創業的艱難，激勵其發奮圖強，確立君王威信，樹立帝王威儀，其情在《表》中感慨深沉，動人心魄，對劉備有着無限的懷念，對劉禪有着無比的依戀，忠君深情，諸葛亮對這個昏庸之徒以“不亦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循循善誘，以愛子之情打動劉禪在“危急存亡之秋”認識到亡國之險，又以“先帝創業未半，中道崩殂”鼓勵告誡後主，並給其深情淳淳教誨，其情聲聲熱淚，感人至深。

　　悲劇的人性真情之美

　　諸葛亮一生有兩次可以放棄，而其執着在《表》中表露無遺“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姓名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第一次可放棄劉備，因為其師司馬徽批評徐庶迫使諸葛亮違命而出山，老師要求諸葛亮待天時而動，一舉統一天下，建立千秋功績，他可選擇曹魏，但他放棄了，他可選擇了劉備，這一點恰恰反映他是儒學教育的結晶，意識中有傳統“正統”思想，其忠義，其仁愛由儒家教育決定其個性，因此出身低微的劉備才能以中山靖王之後和誠心感動他而為之。結果一生艱辛，一生悲愴。其忠誠之情《表》中委婉而抒寫。第二次可以放棄劉禪，劉備“託孤”之時，因為劉禪昏庸，不是可輔之君。他繼位后，不務國政，信黃皓之蠱惑而玩樂喪志，信其讒言而詔撤征師。229年伐魏以失街亭而告終，重要機會已經失去，天時已不可為之。但諸葛亮竭盡忠膽，他為劉備之託，毫不懈怠，以其生命支撐，決不放棄。這是他的大義決定的，這也是儒家教育使然。正因為他的忠仁和大義，所以這種性格才使他不事二主，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在《表》尾忠心盡袒，仁義崩發，所以才“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每當想到諸葛亮悲情五丈原，他深沉而悲壯的一生讓人無限感嘆，自古以來評論者曰：“孝以李密《陳情表》為代表，忠則以諸葛亮的《出師表》為典範。”諸葛亮為百官的典範，《袁子》評曰：“何如人也？”袁子曰：“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君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也，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矣。”袁子的評價突出了諸葛亮的責任與國愛，讚頌了他的忠誠與大義。在《資治通鑒》中司馬光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言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讖而不貶。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幫城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知治之才，管蕭之亞匹矣”，司馬光之評，以深遠的史識，公正的史德，嚴謹的史才，總結了史家對諸葛亮忠君愛國的高尚忠君之情的評價與肯定，對臣子的人性讚美，是對諸葛亮百代官員典範的謳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