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前諸葛亮，事後司馬懿

　　讀《三國演義》，常在每每掩卷後有所感悟。魏、蜀、吳，三國鼎立，逐鹿中原，演繹出多少曠世之歌？其實，吳國偏守江南，只圖守疆土，享安樂，鼎立尚算，逐鹿免提。三國，實乃魏、蜀相爭。兩國領銜人物諸葛亮、司馬懿，可謂各領風騷。

　　諸葛一生唯謹慎，這評論恰如其分。蜀國雖為天府之國，畢竟是荒蠻之地，疆域有限，人口稀少，物產匱乏，實力不足。與強大的魏國抗衡，能不謹慎嗎？稍有疏忽，輕者，一蹶不振；重者，一命嗚呼。感三顧茅廬之恩，負一振漢室之責，敢不謹慎嗎？七出祁山，懷壯志而出，抱憾意而歸。要知道，每出一次，皆需幾年生養呀！事無巨細必親躬，這固然是他鞠躬盡瘁的寫照，更是他不得不為的苦衷呀！

　　司馬則不同了。雖兵強馬壯、糧草充足；但，一來“蜀道難”，二來“諸葛亮”。他絕對是個審時度勢的高手，知己知彼的能人。在接受對手“婦人衣着”禮物時，不但笑而納之，還關注對手健康，這絕對比那對天長呼“既生瑜，何生亮”的都督豁達多了。面對多謀的諸葛亮，既知防不勝防，乾脆不防，來個太極推手，見招拆招。雖不能建功立業，也能盡職守責。順趨勢而不強為，謀長久而不急求，這真是他的高明之處啊！

　　以弱謀強，諸葛亮事前必左思右想；以靜制動，司馬懿事後才思前想後。兩人皆是曠世奇才，棋逢對手，才做出了這抗衡的大文章。倘若，換個對手；倘若，換個位置……那歷史將呈現另一番景象了。

　　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關於這兩人性格缺陷的描寫。讀了，頗覺有趣。

　　在蜀軍出奇兵奪得魏三郡后，魏延提出兵齣子午谷的建議。這有些冒險的軍事主張，自然被謹慎的諸葛亮所否定。姑且不論魏延的建議能否見奇功，但對於處於劣勢的蜀來說，也不妨一試。或許，這也是個機會，畢竟總是正面較量，劣勢的蜀是難以抗拒魏的。諸葛亮的謹慎在此時也就呈現出局限性了。

　　在魏軍大軍壓境下，蜀措手不及，諸葛亮無奈中，只好演了出“空城計”。這一招，乃諸葛亮不得已而為的一招，司馬懿何曾遇過？本着對諸葛亮的了解，司馬懿決不信他會走險招，反認為乃疑兵之計，不攻反退。結果，失去了殲滅敵軍的最佳機會。

　　這，也就應了那句話兒：千思百慮，總有一漏；千防萬防，防不勝防。

　　以古為鑒，是該取之態。那麼，從此中，我們可得到哪些啟迪呢？

　　其一：先發制人與后發制人

　　蜀較之魏，是處於劣勢的。守，尚且不易，何至於攻？但縱觀蜀、魏之爭，攻守易位，以蜀攻魏居多。這固然有蜀以恢復漢室為己任，不惜以卵擊石的壯舉外，還有那變被動為主動的戰略方針，牽着對方的鼻子走，讓對方處於被動防禦中而不得主動進攻。這一方式，確見效果，使蜀國的生存延續了許多年月。而諸葛亮死後，蜀王阿斗改為防禦，不久，國破家亡。這一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那麼，魏為何不取先發制人方針而取后發制人方針呢？其原因有：一、赤壁之戰，三國鼎立，魏已失去統一中國的最佳時機。魏連年戰爭，耗資已大，不堪再有大的戰事。何況，已佔十分之七、八的土地，需穩定國土，儲備力量，以備再戰。再者，蜀的地形、蜀的戰意等等，已決定了戰事非指日可下的了，犯不着急於一時。簡言之，天時、地利、人和均不佔，怎能逆天行事？本着“泥鰍掀不起大浪”的觀點，採取了防禦的對策。

　　由此可見，無論先發制人，還是后發制人，其本身無優劣之分，只是要因勢利導，主觀能動服從客觀規律，那就是好的方針政策。

　　其二、謹慎從事和貿然行事

　　諸葛亮的謹慎，不是他的性格使然，而是客觀條件的制約。

　　蜀的國土、人口、兵力均不及魏的三分之一，財力更是無法比擬。那麼，在這極為有限的條件下，進，要完成統一大業；退，要保住社稷江山，談何容易？稍有不慎，全盤皆輸，將墜萬劫不復之地，能不謹慎從事嗎？

　　這與赤壁之戰不同。那時，曹操滅兩袁、呂布，勝馬超，收劉表的荊州之地，天下僅余江東的孫權，一統天下指日可待。劉備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哪有地位可言？事關危急，只能作困獸一斗。除此一條，別無他路，貿然行事，實為無奈之舉。雖說是諸葛亮舌戰群儒，說得天花欲墜，但他比誰都清楚。“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那萬事，有一事不備，也死無葬身之地。還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連那本不該來的東風也來了。

　　彼一時，此一時。劉備已不是那喪家之犬，而是人中龍了。雖說還想着那更大的龍椅，可也不至於願捨棄這屁股下的小龍椅呀？即便劉備捨得，諸葛亮也不答應呀！卧龍雛鳳，得一而得天下。他也要用事實來證明這話不是空穴來風，他這人不是浪得虛名呀!在此情此景呀，由得他胡來嗎？不謹慎，就不是諸葛亮了！

　　由此可見，謹慎從事也好，貿然行事也罷，那都是“到什麼山唱什麼歌”的事。事物是在變化的，做事就要適應這個變化。變則通，不變則不通。

　　其三，君子風範與小人伎倆

　　司馬懿怎說也是個人物。雖說小說中將諸葛亮美化為智慧之神，但棋逢對手，交往日久，司馬懿也不輸他一絲半毫。

　　在戰事處於劣勢時，司馬懿固守城池，就是不與諸葛亮正面交鋒，急得諸葛亮萬般無奈，只得請魏延出陣開罵，想激他火起，陣前一戰。殊不知，他充耳不聞，就是不上當受騙。末了，諸葛亮無計可施，黔驢技窮，派人給他送去婦人衣衫。他笑納之下，反而打探諸葛亮的日居情況，言語中流露出真切的關懷。

　　怎說，司馬懿也是三軍統帥，手下將領數百，也要顧忌個人名譽，可他偏偏泰然處之。這固然非心胸狹窄的周瑜可比，連諸葛亮也相形見絀。

　　司馬懿的忍辱負重，是建立在權衡利弊的基礎上的。於國家而言，個人又算得了什麼？於生命而言，侮辱又算得了什麼？正因為這種取捨觀念已深入骨髓，事到臨頭，那反應是自然體現，而不是刻意壓抑，真可謂爐火純青、與身俱來。

　　諸葛亮乃羽倫之士，熟讀經書，自當知書識禮，何至於行此下三濫的勾當？劉備三顧茅廬，他酣卧榻上，還可表清高之態；而兩軍對陣，本就有攻防之術。沒本事攻城掠寨，也不至於悍婦耍潑呀？究其根由，乃報國心切，成事心重。七出祁山，無功可奏；病軀一個，恐不能再。此情此景，蹉跎淚下；個人為小，事業是大。拳拳之心，惟天可表！情急之下，哪還顧及許多？

　　由此可見，事有當為與不當為之分，行有可端與不可端之舉。君子行事，小不忍而亂大謀，行大事而不拘小節。人言固可畏，坦蕩何懼之。

　　四、百密一疏與孤注一擲

　　諸葛一生唯謹慎，成也謹慎，敗也謹慎。

　　事前諸葛亮，是人們對這智慧型的人物，最貼切的讚譽。謀后而動，固然是他行事的準則，但這並不能讓他流芳百世；人們津津樂道的是他那神機妙算。想別人之所不能想，算別人之所不能算，就在於他思維的慎密。

　　縱觀諸葛亮的謀算，排除他不得已的原因，也就是只有一疏：失街亭。

　　別小看這一疏，其意義在於：街亭一役，損兵折將，甚為慘重。蜀國不得不由戰略反攻轉為戰略防禦，最終決定了蜀的命運

　　諸葛亮這一錯，其原因何在？雖然，平素馬謖“好論軍事，才氣過人”，在征討南蠻，七擒孟獲時出謀劃策，頗有建樹，可謂“將才”，但掌管帥印，規劃全局之職卻非馬謖做的來的。何況劉備曾明言，“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諸葛亮雖注重人才，卻不能知人善用，這樣也釀成了這一的悲劇。

　　而在蜀、魏對抗中，儘管蜀出於主動，但軍事上並沒佔上風，而此次出奇兵，奪得三郡，乃獲得了最佳戰機。魏延提出兵齣子午谷，取長安，但諸葛亮怕有失，不肯弄險。結果喪失了這一機會。倒不是說，採納魏延之計，蜀就能成大業，但這對於處於劣勢的蜀來說，畢竟是難得的機會。棄之，實在可惜。

　　由上可見，謹慎從事是弱蜀的必然選擇，面對強魏，稍有不慎，將有累卵之危。但是，消耗戰不該是蜀的唯一選擇，畢竟有力不從心之憂。當時機來臨時，就該有孤注一擲的決心和膽魄。否則，失去機會，豈不扼腕嘆息？

　　至於事後司馬懿一說，因為《三國演義》揚蜀抑魏，用司馬懿來襯托諸葛亮，將他置於受制於人的局面，也就極少正面加以描寫或刻畫。其實，這也無損這一人物的形象。司馬懿絕不是受制於人，而是后制於人。否則，他如何是諸葛亮的對手。本文在此也就不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