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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隱居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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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龍之地龍潛淵

  “諸葛大名垂宇宙”,翻開中國歷史,南陽人所謂的“智聖”——諸葛亮佔據着輝煌一頁,在民間,他是智慧的化身、是忠誠的典範,他的名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千百年來,流傳下來他很多的故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劉備“三顧茅廬”和諸葛亮“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三分”的故事。此刻,展現在我面前的這座宏偉的建築群,就是著名的南陽武侯祠。

  站在山門之前,看山門右側的“卧龍崗”三個大字,心中想像着諸葛亮躬耕於此的原貌。隨着南陽城市的發展,如今這裡已成為南陽市區的一部分,除了山門高起,還留有一些高岡的感覺外,實在找不出什麼山林隱逸之意。只是從遠處看來,那鬱鬱蔥蔥的林木,與水泥構建的“城市叢林”才有了些不同。有時我想,當年的諸葛孔明,沒有如此的“排場”吧!人處一廬,家有數口,躬耕之地,十多畝而已,當年的諸葛草廬,如今卻成了佔地200餘畝,大殿林立,廟堂眾多的武侯祠,後人對諸葛亮的推崇,可謂多也,似乎非如此,不能顯武侯之英名!

  琅琊諸葛多俊傑

  諸葛亮,字孔明,漢靈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在琅琊陽都(今山東省沂南縣)的一個官吏之家。據說其出生時,窗外即將放亮發明,其父便為之名曰“亮”,字孔明。

  關於諸葛亮的家世,應劭《風俗通》、韋曜《吳書》中曾說:“秦末有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漢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以為氏焉。”“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諸縣人,后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

  《諸城縣誌》載:“諸葛亮先世諸(縣)人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言:“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后也。”《三國志·吳書·後主傳》裴注引《魏略》云:“禪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以寡人。’”《三國志·蜀書·諸葛瞻傳》云:“每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但百姓皆傳相告:葛氏之所為也。”這些足以證實諸葛氏本為葛姓。

  不過,再往上追溯,我也能和葛姓以及這位卧龍先生拉上那麼一點兒關係。我老家在許昌長葛,這裡曾是上古之時葛天氏部落的族居之地,葛姓即為葛天氏後裔。上古葛天氏之“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熙熙然自治也”。在葛天氏治理下的和諧部落,被古人稱為理想中的自然、淳樸之世。這還是一個善於舞蹈的部落,《呂氏春秋》中記載說:“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就連南宋女詞人李清照,也自謂為“葛天氏之民”,可見與古人拉關係,不是我的專利。

  葛天氏之後有葛伯,為夏代葛國君主,因放縱無道,被商湯殺掉。“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葛亡之後,葛國後裔便以國為姓,傳至秦末,有陳勝將軍葛嬰,有功被誅,至漢文帝時被追錄為諸縣侯,其子孫遷移至陽都時,為與陽都當地的葛姓相區別,就使用了“諸葛”這個複姓。

  諸葛氏是琅琊郡的望族,先祖諸葛豐是漢司隸校尉,見“不奉法度”者,即嚴懲不貸。他曾上書漢元帝,表達其“不待時而斷奸臣之守,懸於都市,編書其罪”的決心,並痛斥“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的小人之舉。他這種人品和氣質,對諸葛氏家族影響很大。諸葛亮的父親諸葛在東漢末年作過泰山郡丞(相當於先現在的副市長)。諸葛亮少年喪父,跟隨叔父諸葛玄生活。

  諸葛亮一家在曹操與陶謙的大戰中失散。當時比較安定的地方,一個是江東孫權的屬地,一個是淮南袁術的地盤。哥哥諸葛瑾帶着繼母一起跑到江東,后經由孫權的姐夫弘咨推薦,與魯肅一起在孫權身邊做了一名賓客,而諸葛玄則帶着子侄等投奔了淮南袁術。諸葛玄是袁術稱帝後任命的“偽豫章太守”,還未等他到任,東漢朝廷任命的豫章太守朱皓已經到任,諸葛玄不得已,便去襄陽投奔他的故交荊州牧劉表。但劉表“心多疑忌”,且與袁術為爭南陽多次激戰,因此對諸葛玄的到來頗多猜疑。不久,諸葛玄在鬱郁之中病逝(《獻帝春秋》說諸葛玄死於建安二年正月),諸葛亮和弟弟諸葛均失去了生活依靠,後來便離開襄陽,北行於南陽卧龍岡定居,靠耕田種地維持生計。

  與此同時,諸葛亮在徐州還有個從弟諸葛誕,在魏國享有盛名。諸葛諸昆仲之中,諸葛亮、諸葛瑾及諸葛誕在《世說新語·品藻》中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的評價。“家兄江東聞,從弟中原達”,但諸葛亮卻在南陽卧龍岡上躬耕隴畝,“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他的通達,真是不同凡響;他的志向,也非常人可及。

  八年居此南陽安

  曾有人說,東漢末年南陽是曹操的勢力範圍,諸葛亮隱居於此,如何不懼兵火戰亂。即便是諸葛亮居此無恙,但劉備與曹操卻是冤家對頭,他怎麼也不可能到敵占區的南陽三請諸葛亮,這無異於蹈虎狼之穴或者說自投羅網。事實真的如此嗎?

  建安二年(197年)從父諸葛玄死後,17歲的諸葛亮只好離開襄陽,在南陽卧龍岡躬耕自食,與煙波釣徒為伍,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才出仕於劉備。在這十年時間裡,干戈擾,兵火連綿,南陽自然也不是一片弦歌不輟的樂土。建安元年(196年)軍閥張濟自關中來到南陽,未幾死去,由其侄張綉帶領其眾,屯駐宛城。翌年正月,曹操擊張綉至宛,張綉投降,旋因曹操強納張濟之妻,張綉舉兵復叛,被曹操擊敗后,逃奔於穰(河南鄧縣境),與劉表合勢。這年冬,曹操再次南征至宛。建安三年(198年)三月,曹操圍張綉於穰地,四月,“田豐勸紹(即袁紹)襲許(河南許昌),操解穰圍而回”。五月,破張綉、劉表聯軍於安眾(河南鎮平東南)。建安四年(199年)冬十一月,張綉皈依曹操,跟隨他北上攻打袁紹。袁紹是當時勢力最大的軍閥,曹操不得不兔搏獅子,全力以赴,因而未遑他顧,盤踞於荊州的劉表趁機攫取了南陽。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破袁術於官渡(河南中牟)。六年,曹操擊劉備於汝南(河南息縣)。劉備投奔劉表,劉表“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河南新野)”。七年,曹操擊袁紹子袁譚、袁尚於黎陽(河南浚縣),“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河南葉縣)”。葉縣當時屬南陽郡管轄,在南陽以北200里之遙,可見南陽已在劉表掌握之中,建安八年(203年)八月,曹操“征劉表,軍西平”。

  西平在南陽東北數百里,揆諸情理,曹操攻打遠在荊州的劉表,至少應把兵力部署在南陽以南至漢水北岸地區,而他只到了西平,聯繫他前幾次攻打張綉均是到宛、至穰的情況看,足以證明南陽周圍已為劉表所控制,他無法前進,才軍於西平的。從此之後,他有好幾年未再征伐劉表。

  一直到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才總戎南征。適逢劉表病故,九月,他到達新野,劉表之子劉琮投降,曹操順利進軍江陵(湖北江陵)。從曹操的活動日程可知,自建安四年張綉歸降后,曹操四處出征,戎馬倥傯,先是破袁紹,接着又攻打袁尚、袁譚,建安十二年又北征烏桓,到這年年底,北方才告平定,其中雖一度攻打劉表,駐到西平便返旆(pèi)而還,直到建安十三年八月,才騰出手來,再次南征劉表。

  從建安四年至十二年這八年時間裡,曹操忙於徵伐,對南陽實在是有心無力,距南陽最近的劉表,當時“從容自保,境內無事”,趁機問鼎南陽,怎能說南陽一直是曹操的勢力範圍呢?

  諸葛何時離襄陽

  諸葛亮在其叔父病歿時才17歲,尚不到弱冠之年。劉表與諸葛玄是舊交,本應照拂朋友之子,何況他當時手握節鉞,生殺予奪,皆可自專,安排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職,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劉表到底沒有伸出援助之手。後來諸葛亮娶襄陽名士黃承彥之女為妻,其岳母與劉表的後婦蔡氏是同胞姐妹,劉表是諸葛亮妻黃氏的姨父,劉表子劉琮又娶蔡氏侄女,諸

  葛亮之妻與劉表之子又是表兄妹,即使有這種背景,劉表仍然不能任用。

  劉表在東漢末年是以“八顧”之一著稱的,但他心胸狹窄,“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因此,懷才抱藝之士,多棄他而去。如“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別駕韓嵩探查曹操虛實,劉表反疑韓嵩通敵,欲殺韓嵩,賴其妻蔡氏說項,才囚而不誅;禰衡為當時名士,劉表不能用,便送給江夏太守黃祖,結果為黃祖所殺。又如龐統、馬良、馬謖、楊儀、楊?等,後來都成了劉備的謀士或戰將。

  劉表並不是不尊重人才,也不是不想得到人才,而是他太注重已經成名的大家,不屑於那些嶄露頭角的“小荷”,這就導致了人才群在他眼皮子底下,他卻視而不見的情況。當時襄陽有一大批“傑出青年”:諸葛亮、龐統、徐庶、孟公威、石廣元等,當時都很年輕,也都沒什麼名氣,因此根本就不在劉表視野之中。

  諸葛亮對劉表沒有過多的直接評論。他在《草廬對》中曾對劉備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其主”應指劉表,這裡即蘊含著諸葛亮對劉表的評價。諸葛亮對劉表的看法,當然應是他自己多年觀察的結果,但也不排除龐德公(龐統的叔叔)、司馬徽(諸葛亮的老師)等人對他的影響。在《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司馬徽別傳》中說:“徽字德操,潁川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除龐德公、司馬徽之外,裴潛、杜襲、和洽對劉表也有貶詞:“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裴潛語)“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tè)間其中者。”(和洽語)

  諸葛亮一生謹慎,尤其在擇主的問題上,他有着苛刻的條件:那就是具有雄才大略、審時度勢、禮賢下士、“以復興漢室為己任”的一代英主。劉表居安自保,充其量是個據守一方的軍閥而已,諸葛亮怎麼可能將自己的前途、命運,特別是自己的政治抱負,寄託給這樣一個人呢?歷史註定劉表不會用諸葛,諸葛也不會選擇劉表。於是,諸葛亮選擇了離開襄陽,時間很可能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這個時候,南陽已經結束戰亂,安定下來。

  他這一走,卻給後世走出了許多紛爭,許多糾葛。

  2002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語文》第六冊第五單元,節選了兩篇關於諸葛亮的古文:一是《隆中對》,二是《出師表》,如此集中地反映一個歷史文化現象,在解放后的教材中還是第一次。可是,在教材使用中,人們卻發現了許多問題。

  首先,《隆中對》的題解中註明:“隆中,山名,在現在的襄樊。”這倒不錯。其次,在《出師表》中對“躬耕於南陽”的解釋是:“南陽,郡名,在現在湖北襄陽一帶。”這倒讓人納悶了:湖北的襄陽在漢代屬南郡,與南郡一水之隔的南陽郡轄37縣,是並立的兩個郡,南陽什麼時候到南郡去了?第三,教材前邊的彩頁上,上邊是岳飛書寫的《前出師表》,下邊是隆中的武侯祠牌坊,給人的感覺是岳飛書寫《前出師表》是在隆中所為。岳飛在南陽武侯祠一氣呵成的書法名篇《前出師表》,這可是沒有爭議的!更見“技巧”的是岳飛的這篇書法有頭有尾,就是沒有“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的話,因為這是諸葛亮說的,如果有了這句話,躬耕地的“隆中說”豈不是動搖了?把這三處聯繫起來看,似乎存在一條明顯的邏輯推理:《隆中對》應是在隆中的談話(其實應該是《草廬對》),南陽又在襄陽,岳飛書法《前出師表》和古隆中又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似乎真的是千古鐵案了。

  正當人們對國家頒布的通用教材何以出現如此錯誤問題而百思不得其解時,2003年7月18日《襄樊晚報》刊發了該報記者釋喻的文章——《〈隆中對〉復出的背後》,該文用五個部分(起源、提案、奔波、成功、聲音)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襄樊方面為使《隆中對》重上語文教材而五上北京“做工作”等一系列鮮為人知的內幕。文章還引用一學生家長的話說:“當我們的孩子長大成人後,就不會再有襄陽、南陽之爭了,畢竟在教科書上已經把這件事情說得很明白了。”他們“明白”了,我們卻糊塗了——到底諸葛亮躬耕在南陽,還是襄陽?

  南陽、襄陽的躬耕地之爭,絕不是從茲而始,但為了爭名人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這種事情也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不知道諸葛亮地下有知,聽到這樣的事會哭還是會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諸葛躬耕在南陽

  關於諸葛亮受劉備三顧之地的最初記述是在蜀漢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出師北伐前所作的《出師表》中:“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西晉陳壽在其所著的《三國志·諸葛亮傳》中全文收錄了諸葛亮的《出師表》。(待續)

  至東晉時期,王隱所撰《蜀記》稱隆中有諸葛亮“故宅”及習鑿齒的《漢晉春秋》稱隆中隸屬南陽郡鄧縣,由此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南陽、襄陽躬耕地之爭。自習鑿齒肇始,南北朝時期不斷有記載襄陽隆中與諸葛亮有關的文獻,酈道元為《水經》作注時,根據東晉時期的王、習諸說,再加上自己的臆斷,將諸葛亮的“家”、“宅”明確為躬耕之地,自此而後,諸葛亮躬耕襄陽隆中說正式形成。

  此後唐、宋、元、明諸代,議者紛紛,爭持南陽、襄陽者各執其說,互不相讓,明代《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未知孰是,在書中既說襄陽三顧,復雲南陽躬耕,雲里霧裡,讓人不明就裡。至清代時,雙方爭執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於當時在南陽任知府的顧嘉蘅作了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雖意圖息事寧人,但卻並不能讓雙方心服。

  1987年,國家決定發行“三顧茅廬”郵票,“三顧”事件發生於何處成為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因此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國的學術之爭。待到郵票問題塵埃落定,南陽方面小勝一局的情況下,卻又出現了輿論大嘩的“教科書事件”,本報曾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教科書事件中的南陽襄陽躬耕地之爭,已經不再是一場學術之爭,而是變成了一種利益之爭。”

  《隆中對》這個名稱,其實本應作《草廬對》。陳壽整理《諸葛亮文集》的時候,用的還是《草廬對》這個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選》收錄此文時,惑於習鑿齒《漢晉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對》。後世以訛傳訛,而清代流傳最廣的古文讀本《古文觀止》也沿用了這個說法,這大概就是中學語文課本的主要依據。

  之所以會出現襄陽與南陽的“躬耕地”之爭,是因為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陽,又與南陽有着不解之緣,他是先隨叔父到襄陽投奔劉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願投靠劉表,轉入南陽並躬耕於此,所以襄陽有諸葛故宅,南陽則為躬耕之地,三顧茅廬的事就發生在卧龍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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