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簫聲

　　大地的簫聲

　　汪建中

　　在這初秋的一個夜晚，我隱約聽到一縷洞簫聲，在遠處的山水間夢幻般地迴旋，如泣如述，盪人心旌。在這個夜晚，秋風凄迷，明月冷瘦，星辰寥落。此情此景，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穿越時空，去仰望歷史深處那個偉岸的背影。

　　——題記

　　一

　　中國的文化史，有相當大一部分，是被音樂浸潤着的。這種浸潤，從宮廷到荒野，無所不及，以至於我們今天讀中國文化史，都能強烈地感受它的旋律與節奏。為了這種旋律和節奏，自古就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在那裡助陣，不是詩詞，就是歌賦。因此，隨便從哪個朝代讀起，都能夠讀到詩文與音樂的交相輝映。讀這樣的詩文，當然是愉快而過癮，因為有音樂在下面墊底，有旋律在後面幫襯。但是，在愉快之後，心頭就不免隱隱作痛，不禁使人聯想到眾多文人和音樂人凄切的命運。而他們的命運，就如寒夜的洞簫聲，空遠而凄迷，荒涼而孤寂。這時候，就想到一支幽婉的歌，那是弘一大師李叔同的傳世之作——《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

　　在中國有許多民族樂器，真正讓我情有獨鐘的，還是洞簫了。在這樣的秋夜，如果用洞簫來演繹弘一大師的《送別》，該是最好不過了。那悵然若失的旋律，那空濛緲遠的節奏，那說不盡更道不完的離愁與別緒，從洞簫里緩緩流淌出來，柳煙一樣瀰漫在瘦月下的江邊，浸入心扉，系著靈魂，叫人慾哭無聲，欲嘆又還罷休，於是就只好頷首沉默，久久不願離去……因此，多少年了，一直把洞簫的聲音視為大徹大悟后的靈魂在低語。

　　洞簫，在中國已經有七千多年的歷史了。有了這麼一個漫長得讓人暈眩的歷史，就感到，洞簫的聲音，應該這麼低回，應該這麼清遠，只有這樣的聲音，才能真正地穿透歷史，俘獲人心。只有這樣的聲音，才能陪襯黃河的九曲十八彎。也只有這樣的聲音，才能陪伴無數飄蕩在中國大地上的欲嘆還休的靈魂。

　　無論怎樣聆聽，洞簫的聲音都是悲涼的，凄婉的，甚至有一種愴然出世，卻又在佛俗兩界的邊沿凄然盤亘的感覺。

　　因此，就覺得這樣的聲音，是那些俯仰天地的文人在低吟，在泣訴。在漫長的歷史中，有太多的文人流落異鄉，他們頭頂着寥落的星辰，獨守着一彎瘦月，而圍裹着他們生命的，大都是命運之秋的瀟瀟落木。這樣的文人，我們隨便扳着指頭一數，就多得叫人吃驚。他們或許是窮途潦倒，或許是隱跡市井，或許是獨行於天涯。在這樣的時候，洞簫，就成了他們生命中怎麼也揮之不去的一節愁腸。

　　可以想見，他們中有很多人報國無門，仕途無路，一腔的憂患與熱血，只能化作滿紙的狂草，一腔的牢騷。在命運多難的時候，洞簫，又成了他們仰天長嘯的喉嚨。

　　但是，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眾多古代的文人，依然淚灑江河、聲慟山川，依然在蓄勢待發、整裝候命，渴望為腳下的土地付出自己畢生的才情。可是，他們大都又不願卑躬屈膝，不願乞求，不願在亂世中苟全一己的性命，他們寧可把一腔才情廢於荒野、爛於沼澤、埋於泥土，也不會為了點滴的榮辱而出賣自己高傲的靈魂。在這樣的孤傲中，洞簫，那竹節凸現的一管瘦竹，就成了他們人格與精神的象徵。

　　因此，在流放之地，在貶居之處，在隱跡之所，夜闌更深時，他們獨自在月下飲酒，石上吹洞簫，面對着煙波浩淼的故國山河，把靈魂吹成飄然于山川大地間的綿綿音韻，甚至把自己的整個生命吹成一支啼血的洞簫。

　　洞簫聲，是中國文人獨有的清遠而孤寂的心音。

　　這心音，異常飄渺，但它撥動靈魂的力量，不亞於絕世的雪崩，千年的海嘯。

　　二

　　很多年了，一聽到洞簫聲，立即就會被它清遠而低回的旋律所捕獲，所牽引。尤其是在月色朦朧的江邊，舒緩而沉鬱的洞簫聲瀰漫在煙波浩淼的江面上，遠遠地靜心聆聽，那洞簫聲，像是在招魂，又像是在遠別，更多的時候就覺得，好像是在若有若無的禪道間排泄幽怨，傾述鬱悶。在如此的境界里，就不得不使人淡淡地傷感，幽幽地懷古。

　　曆數歷代的文人墨客，最值得我落筆的，是弘一大師李叔同。

　　屈原當然值得抒寫，但屈原的人格着實讓我懷疑，因為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忠君，就是如何成為皇權下的奴才。在無望成為奴才時，他居然還痛不欲生，投江自盡，以死來加重成為奴才的聲音。辛棄疾也值得抒寫，可是他的一生又與屈原極其相似，一心想着的就是歸入到體制中去，在對皇權的依附中，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而遭到體制一再地拋棄后，他就變得異常地悲憤，感到巨大的失落，於是，他便在無可奈何中把靈魂隱匿於幽寂。憑心而論，辛棄疾對自己靈魂的隱匿，是十分不心甘的，是非常不情願的。因為，後來朝廷拋給他一點點牙惠，他立即手舞足蹈，無比狂喜，一路快馬向朝廷趕去。屈原和辛棄疾，就人格上來看，他們都沒有把自己真正逼向自我，更沒有完成人的終極意義和使命。與他們二人相類似的，還有很多很多。這是中國文化人的悲哀。十年寒窗，求的不是探求學問，而是如何擠進體制中去，並在那裡獲得一官半職、幾塊銀子，然後成為馴服於朝廷的奴才和走狗。陶淵明算是“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了，但他的這種清高，依然是遭到體制排擠后的悲憤，絕不是他的本性。從大量事實來看，中國有很多文人一旦離開了體制或是被體制所拋棄，立即變得失魂落魄，猶如喪家之犬，在痛苦中醉生夢死，最後在無人知道的角落裡鬱鬱而終。在中國，一為文人，如果把人生的理想只是定位在對朝廷和體制的依附上，這就註定埋下了悲劇的種子，待時機一成熟，這顆種子馬上發芽，並迅速鋪展成文人們悲劇人生的蒼蒼荒野。

　　與這樣一些文人相比，李叔同的人生就十分純粹。在他63年的人生歷程中，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去依附朝廷，從來就沒有要進入到體制中去的打算，他一生都浸泡在文學藝術、音樂繪畫和禪經佛學裡面。他的學生豐子愷說：“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十分像樣。”這就是李叔同一生的縮寫，沒有半個字涉及他人格的缺陷和進不進入到體制里去的行為。

　　因此，我以為，李叔同才是純粹意義上的中國文人，更是一個純粹的人，儘管他已被世人忽略了很久。

　　三

　　一八八0年舊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於天津一個富裕的家庭。他的父親，在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會試中進士，曾做官吏部。後來，他父親退出了皇權體制，在天津經營鹽業，成為一個很有文化修養與文人氣節的商人。李叔同才五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他有異母兄弟三人，長兄早年夭折，次兄名叫文熙，又名桐岡，字敬甫，是天津一個很有名氣的中醫。在三兄弟中，李叔同排行第三，小字為三郎。

　　李叔同在家鄉讀完私塾后，已經十八歲。在這一年，由他母親包辦，他結了婚。婚後，他與母親舉家遷往上海。

　　在上海，李叔同結識了大量文化人，比如袁希濂、許幻園等。而這時的袁希濂和許幻園在城南草堂組織一個“城南文社”，眾人每月會課一次。李叔同結識了這些人，隨即加入了“城南文社”，並在那裡得到深造。在這期間，許幻園十分欣賞李叔同的才華，特地請他移居其城南草堂，並專門騰出一間房子叫他居住，而且，許幻園還親自為這間屋子題了“李廬”二字贈給他。在城南草堂這間“李廬”里，李叔同一面勤奮讀書，一面寫作出《李廬印譜》、《李廬詩鐘》、《二十自述詩》等著作。可惜的是，他的這些著作已經失傳，只為我們留下幾篇薄薄的序文，孤寂地躺在那裡。許幻園的夫人宋夢仙寫過一首詩來讚揚李叔同：“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膾人口。酒酣詩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從這詩中，不難看出李叔同的才華與性格，在他的眼裡，杜甫只是一個小朋友，而不是詩聖。年紀輕輕的李叔同沒有把杜甫放在眼裡，這當然不是他的狂妄自大，而是他看不起杜甫一心想擠進體制里去的人格。因此他在詩中這樣感嘆道：“誰道銷魂，儘是無憑據。離亭外，一帆風雨，只有人歸去。”

　　在上海期間，李叔同與他同時代的文人們，經歷了許多風起雲湧的政治風波，諸如學生罷課、商業蕭條、企業停工之類。這時候的李叔同，作為一個體制外的人，深感民風不振、世風日下、國運渺茫，他因此深深地悲嘆道：“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枝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來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凄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李叔同作為一個體制外的人，發出如此深沉的悲嘆，是沒有被一己的功利思想左右的，完全出於本能意義上的愛國。李叔同的愛國情懷，與屈原被體制拋棄時所吼出的《離騷》與《天問》相比，完全是兩條道上的聲音。誰高誰低，一眼就能看得分明。

　　在這樣的狀態下，李叔同於一九Ｏ五年秋東渡日本，希望在那裡獲得藝術的陶冶與深造，豐滿自己的人生。到了日本后的第二年，他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學習西洋油畫，成為最先學習西洋繪畫的少數幾個中國人之一。他除了在東京學習西洋畫外，又在音樂學校學習鋼琴、作曲理論和研究新戲劇的演技。這期間，他與同學曾延年等人組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話劇團，名字叫做“春柳社”。

　　在國內，“春柳社”共演出了兩次。第一次公演是在一九０七年的春節期間，淮北遭遇水災，為了賑濟災民，“春柳社”在賑災遊藝會公演法國小仲馬的名劇《巴黎茶花女遺事》。在該劇中，李叔同親自上陣，並飾演茶花女。這次演出，是中國人第一次演話劇，因此引起許多人的興趣。第二次是在同年的六月，演的是《黑奴籲天錄》。在這次演出中，李叔同依然是親自上陣，在劇中扮演美國貴婦愛美柳夫人。李叔同的演技，得到日本戲劇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園的高度評價。其實，李叔同等人演外國話劇，它的價值取向和文化意義不在演出本身，而是為壟斷中國舞台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敲響喪鐘，試圖讓國人的眼光與世界接軌，逃離儒外法里的吃人文化。

　　一九一Ｏ年，在日本留學六年的李叔同，畢業后回國。在當時的時代，像李叔同這樣的留洋學子，回國后，許多人一門心思想着的是怎樣擠進體制里去，在那裡謀取一個位置，奪得一杯殘羹，但是，李叔同沒有這樣，他選擇了教師這個職業，選擇了一條清苦而寂寞的人生道路。在教師的崗位上，李叔同教授音樂和繪畫，其間他寫出了《近世歐洲文學之概觀》、《西洋樂器種類概況》、《石膏模型用法》等文章，系統介紹西方文藝。他教過的學生有很多，有作為的也不少，如後來成名的豐子愷的漫畫、劉質平的音樂，就是李叔同一手培養起來的。對於李叔同的學問與才華，豐子愷說：“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畫、作文、吟詩、填詞、寫字、治金石、演劇，他對於藝術，差不多全般皆能”對於李叔同的為師，據他的好友夏丏尊先生說：“他做教師，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薩的有‘后光’。所以他從不威脅學生，而學生見他自生畏敬。從不嚴責學生，而學生自會用功。他是實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針對這一點，豐子愷說：“自有學校以來，自有教師以來，未有盛於李先生者也。”對於他的日常生活，李叔同的學生回憶道：“穿一身布衣：灰色雲章布袍子，黑布馬褂，然而因他是美術家，衣服的形式很稱身，色彩很調和，所以雖然布衣草裳，還是風度翩然。”而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到杭州師範參觀時，就這樣評價說：“其專修科的成績范視前兩江師範專修科為尤高。主其事者為吾友美術專家李君叔同也。”從這些評述中不難看出，李叔同不僅做人認真，做學問認真，就是當一個沒有多少社會地位可言的老師，他依然是非常認真的。他並沒有因為自身地位的卑下而得過且過，更沒有因為自己是體制外的人士而有什麼失落與悲憤。相反的是，他用手中的黑板刷子，一點一點地刷去屈原似的悲哀和辛棄疾似的憤怒。他用手中的教鞭，一次次向自己的學生指出新文化和新藝術的方向。在這樣的人生觀下，李叔同就徹底進入了文人的心靈世界，真正豐滿了自己的人格。因此，他就成為“實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了，成了一個人，而不是體制內的奴才。

　　除了教書育人外，李叔同還做過報紙副刊的主編，其間又組織金石篆刻研究會，並出任“樂石社”的社長，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研究金石篆刻。雖然李叔同的興趣與追求的東西有很多，但是，這一切都沒有離開文化，沒有離開他發自心靈深處的的自由和所愛。

　　李叔同這一系列愛好和追求，是本能的，完全不像中國歷史上的大量文人，因為被體制拋棄了才轉向文學與藝術，而且，這些文人在文學藝術里，發出的又多半是忠君的思想，是窮途末路的奴才與走狗在哀惋地呻吟。在中國文化史在中，李叔同本能的文化追求，與那些人相比，就不知要高貴和偉大多少倍。

　　四

　　一九一八年舊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結束了學校的教務工作，到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師從了悟和尚。他的正式名為演音，法號為弘一。

　　其實，李叔同不出家，繼續當他的老師，做他的學問，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他毅然放下了這一切，靜靜地皈依了佛門。李叔同的出家，在當時，震驚了整個文化藝術界，人們在發出驚訝的同時，深深地為他和他的才華惋惜。時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對他的出家不理解，甚至有人認為他是瘋子。

　　從一九一八到二00四年，在這漫長的八十餘年中，人們對於李叔同的出家，給予了各種各樣的猜測。有的說他不得志，有的說他受到打擊，有的說他性格孤僻，還有的說他仕途不濟，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前不久，我讀了國內一位著名理論家分析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后所得出的結論，大為吃驚。他的結論說：“一個人在個人奮鬥的鼎盛期突然收下風帆，或許更能體現他的生命的輝煌。”無可置疑的是，這位理論大家的結論實在是太幼稚了，他用當下歌迷們評論那些歌星的語言來評論弘一法師。如果是普通人這樣說說，還勉強可以理解，讓人不能接受的是，這樣的市井言論居然出於一個理論家的口中，而且說得那麼輕描淡寫。這樣的評論，是中國思想界莫大的恥辱。

　　在眾多的分析和言論中，我比較傾向於豐子愷，他說：人“為什麼入學校？為了欲得教養。為什麼欲得教養？為了要做事業。為什麼要做事業？為了滿足你的人生慾望。再問下去，為什麼要滿足你的人生慾望？你想了一想，一時找不到根據，而難於答覆。你再想一想，就會感到疑惑與虛空。你三想的時候，也許會感到苦悶與悲哀。這時候你就要請教‘哲學’，和他的老兄‘宗教’。這時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於一切。所以李先生的放棄教育與藝術而修佛法，好比出於幽谷，遷於喬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慶的。”

　　豐子愷的分析與推論，應該說，已經具有相當的說服力了，但是，在我看來，他依然沒有看透徹。雖然他是李叔同的學生，在李叔同出家這個問題上，豐子愷這種字面上的推論，還是沒有觸及到本質。

　　我以為，李叔同出家，是到佛法中去尋找自己。在幾十年的紅塵生涯中，他感到自己迷失得太多，活得越來越不是自己了。因此，他在《月夜》一詩中感嘆到：“聲相酬應，是孤雁寒砧並，想此時此際，幽人應獨醒，倚欄風冷。”正是渴望“幽人應獨醒”，他才四處尋找着這種“獨醒”。於是，他在他的詩歌、音樂和繪畫中苦苦尋找，但是，到頭來，他依然沒有找到，因此他再次在詩歌《月》中哀嘆：“瞰下界擾擾，塵欲迷中道。”在一再無望的尋找中，他對塵世失去了尋找的激情和夢想，就一步步走向了佛門。這樣的舉動，俗人們自然是不理解的。不理解倒也罷了，真正讓人悲哀的是，有無數人對於他的出家，大肆嘲諷。

　　李叔同皈依佛門，只是為了去尋找自己而獲得的一種形式和載體，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佛法里看看李叔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看看自己的人生軌跡究竟還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正，看看自己的人格到底還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他不是去學宗教，不是去搞迷信，也不是去弄哲學，更不是去避難，而是在《四分律》的經文中，一次次印證自己靈魂的真實性。因此，從一九二一年三月開始，他在溫州慶福寺閉關隱居，歷時四載，從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著作的寫作。在他的晚年，他又完成了《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篇》一書。這兩部著作的完成，不僅使他成為一代大法師，更重要的是，他的整個生命得到了回歸與升華。正如他在《清涼歌》一詩中所詠：“清水一渠，滌盪諸污穢。”

　　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嚴重缺乏的自我“滌盪諸污穢”的精神，我終於在李叔同先生這裡找到了。

　　有人曾經這樣說：“凡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羞於承認自己對文學、經濟、科技一無所知，卻會為自己對宗教信仰一竅不通而驕傲，再沒有一件事情比這個更讓我們感到困惑的了。”照此看來，李叔同出家，絕不是激流勇退，而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精進，更深一層地逼近靈魂的真實。

　　五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距六十三歲的生日還有十天，就在這一天，李叔同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圓寂於福建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在彌留之際，他給人間留下的最後話語，是這樣的：“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而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確，“華枝春滿，天心月圓”，這就是他做了一輩子人最終的禪悟，也是他一生不息的追求。現在，他實現了，可以安詳地閉上眼睛，去到另一個世界。

　　在李叔同彌留的時候，他留給這個世界最後的字，是四個蒼勁的大字：“悲喜交集”。是的，悲喜交集，這是四個沉甸甸的字，它囊括了兩千多年的歷史風雲，更總結出了所有人的一生。在這個世界，沒有誰永遠在悲，也沒有誰永遠在喜，惟有悲喜交集才能走完或高貴或卑賤的一生。這四個字，我不知道李叔同思量了多久才得出，也許這是他看盡了天下人和事後的總結，又也許是他臨終前的猛然頓悟。

　　據說，在他圓寂那天，天空中回蕩着洞簫的聲音，裊裊渺渺，似乎是繚繞在雲端，又似乎是迴旋于山水間。還據說，那洞簫吹奏的曲子，正是他的《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

　　當然，這樣的“據說”是沒有依據的。但是，我寧可去相信，也不願抹去那淡淡傷感的旋律。因為我確信，李叔同的一生，就是一管竹節凸現的洞簫，他給我們留下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財富，就是飄然於大地間的簫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