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驛站

　　啟蒙驛站

　　郝永茂

　　我的老家在荊山腹地，是一個典型的江南小山村，名叫溪峪村。村子里有山有水，山因水綠得滋潤，水依山柔得婉約。村子正中微微隆起的山丘上，坐落着我的人生啟蒙驛站——溪峪小學。

　　小學坐西朝東。西面背靠山坡立着兩層土木結構的瓦房。一樓牆角的橫木上抓着一個抓釘，抓釘上掛着一個由半截炮彈筒子做成的鐘。鐘聲鏗鏘激越，能夠穿透整個村子，灑落在角角落落。學生們每天踩着鐘聲上學放學、上課下課。順着一架杉木梯子上二樓，樓上鋪着松木樓板，有些許凸凹，走在上面發出咯吱咯吱聲，微微顫動，有些眩暈。南面一溜兒排出去三間瓦房，北面也一溜兒排出去三間瓦房，南北相覷，妝點成比翼模樣。三棟瓦房牆面是用白山土和着麥糠刷成的，經歷歲月風雨，顯得面色蒼白，斑駁成慘不忍睹的樣子，刷在上面的紅色語錄也很有些模糊，如果不仔細辨認推敲，幾乎讀不成句子。瓦房們合圍成一個規整的“U”字，中間凹成一個渣土平整的場地。場地的西邊豎著一根碗口粗的杉木樹榦，赤裸着，筆直着，高聳着，超過了瓦房的屋脊，頂端掛着一面紅旗，有風的時候就呼啦呼啦地響，擺出迎風招展的姿態。每周一，在無雨無雪的日子，學生們都要面向杉木杆子肅立，仰視杉木杆子頂端或卷或舒的旗子，為一周的生活奠定一個基調。唯有東面洞開，一塊菜地拖出去，直下溪谷沖，再看重巒疊嶂一層層翻越，漸次淡遠，吞吐着朝日和暮月。

　　我的第一個教室在南面瓦房的東端，裡面排着兩列長條椅。每個長條椅都是三座連體，前排的座椅靠背上端設着後排窄窄的寫字桌。上課的時候，只要前排同學的屁股稍稍扭一扭，後排同學的本子上、書上就會爬出許多“蚯蚓”來，這往往會惹出許多摩擦或笑話。教室正前面擺着一張課桌，那是講台。講台後面豎著一個用木架子支着、仄身靠在牆上的黑木板，粉筆一動，它就嘰嘰嘰地叫，讓人覺得很好笑。黑木板是老師的一畝三分地，有的應手耕耘，苗子就長得粗壯，有的精心播種，苗子卻長得寡瘦。黑板上方的土牆上貼着幾張領袖畫像。畫像們高高在上，和藹着，端視着，但孩子們總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威壓，不得不正襟危坐，伸長着脖子，豎起耳朵，聽憑老師在三分地里播灑心血。教室的前門外有一棵柳樹，臉盆口粗細，枝葉繁茂，有鴉鵲棲息於枝柯繁密間，不時傳來喳喳喳的叫聲，逗引得孩子們把脖子別向窗外。這時候，講台上拇指粗細的土楠木棍兒就會啪啪啪地響個不停。孩子們悚然回頭，與老師的目光相接，便觸電般縮下去。左側窗外是一條人行道，常有某個同學的家長趴在窗台上喊自己孩子的小名。被喊同學的臉就像關公，馬上紅到脖子根兒里去，教室里便飛出快活的笑聲。這笑聲似乎能傳染，老師那原本烏雲密布的臉霎時就陽光燦爛起來，慍色也稀釋在這快活的笑聲里。

　　我的啟蒙老師是本村的一個地道農民，論起來，他還是我遠房的堂兄，同學們都叫他郝老師。然而我卻異常懼他，這不僅僅因為他壯如我家餵養的生產隊里的水牛，更是因為他的目光嚴厲如電。郝老師第一次走進教室的時候，褲腿捲起老高，像剛趟過了一條河，對襟褂子上的布扣子也散着，十足一個農民樣子。但他在講台上只那麼隨意地一站，又不經意地掃了一眼教室，便將滿屋學生的腦袋掃得蔫下去。點名的時候，郝老師憋着一嘴土特產似的普通話，又不時地摻雜幾句方言土語。同學們都把笑聲憋在肚子里，雙手輕按着肚皮，眼眶裡像有水珠兒直打旋兒，但嘴巴卻嚴絲合縫，噤若寒蟬。點到我的名字時，我渾身打了個寒噤，卻不料竟在前後兩個旮旯里慢慢長出兩顆髮型迥異的腦袋來。同學們終於憋不住了，笑聲轟然炸響，從窗縫裡、屋瓦間擠出去，像決堤的水，漫溢到整個山村。我囧極了。放學時，郝老師便給我換了個名字。從那時起，被我父親認為只是一個符號的名字便一直伴隨着我，總是被別人叫在嘴上，關鍵的時候，它便在我的畢業證、身份證、結婚證上閃亮登場，書寫千遍也不厭倦。

　　之後的事情如夏夜天空的星星，難以數記。其間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同桌告我的損狀那件事兒。那是一個雨雪霏霏的中午，同學們都冷縮在教室里。有的在做作業，有的在黑板上嘰嘰地寫雞爪似的粉筆字，比賽似的翻整着童趣。我與幾個男生在長條椅的夾縫裡追逐，搶玩弓箭。弓箭用山竹彎成弓，麻繩子拉成弦，紅高粱稈子折成箭，寸許長的竹管削成V字形箭鏃。慌亂中，我“嗖”地射出一箭，箭桿徑直飛向那讓孩子們感到威壓、天天仰視的畫像，又“噗”地一聲墜在黑木板上，滑到地上跳了一下。那一瞬間，教室的空氣似乎凝固了，窗外的霏霏雨雪似乎都結了冰。同學們都傻了，嘴巴洞開着，繼而便爆發出雜亂無序的叫喊。我害怕到了極點。偏偏下午第一節課便是語文，郝老師正在領讀一篇新課文。我的同桌的右手像一根柞骨釘棒子舉向半空，並且還“呼”地一聲站直了稚嫩的腰板。郝老師停下來了解情況。我大腦一片空白，頭埋在桌子下面，兩腿顫抖着，褲管彷彿是浸在凜冽的寒風中呼呼作響。郝老師聽完我同桌的氣憤填膺般的訴狀，一言不發，一步，一步，一步，踱到我的桌邊，站定。我不敢抬頭，也不知道郝老師是否在瞪着我，只感到渾身奇癢難受。彷彿是半個世紀過去了，郝老師竟突然叫我坐下，讀課文的聲音便又在教室里蕩漾開來。這時候，我突然覺得這聲音比過年母親熬的包穀糖還要甜美，便偷偷別過頭去，看見郝老師的背影很寬厚。從那一刻起，郝老師這種寬厚的背影便深深地刻在我的靈魂里，直到今天也沒有褪色絲毫。

　　經年之後，溪峪村又建起了一所新的小學，兩排新瓦房面對面一字兒排開，雖然依然是土木結構，卻頗有些氣派的模樣。開學季，除了本村的學生外，鄰村朱家灣、張家嶺的高年級學生也湊熱鬧似的來溪峪小學借讀，新校園便漸次熱鬧起來。老校園失去了往日的熱鬧，日漸滄桑落寞，杉木旗杆沒有了，半截炮筒做成的鐘也沒有了，渣土場地荒草萋萋……村裡不想讓它就此萎頓下去，安排幾個工匠，用白山土和麥糠將殘破不堪的牆粉刷一新，又將房上的瓦重新翻檢了一遍。翻新后的老校園辦起了村衛生室、代銷店和茶廠，猶如曇花，煥發出些許短暫的生機。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邂逅了我的啟蒙老師——那遠房的堂兄，暮秋之人，背駝了，歲月的皺紋像半拉子核桃殼扣在臉上。聊起過去，之於許多往事，他已記憶不再，埋在歲月深處，唯有嘴唇翕動，還能清晰地叫出我的名字。我應答者，嘶啞哽咽，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