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的啟蒙“耕讀”老師

　　我是上世紀“文革”前兩年開始讀書的，那年我7歲。

　　當時在農村上小學算是家長開明的，同村比我大的孩子一大群，到現在還是文盲。因為“信陽事件”餓死了許多人，震驚國內外，我家就恰屬此重災區。那時國家剛剛度過三年經濟最困難時期，人們還沒有擺脫半年糧食半年菜的“人民公社化”極貧困的大集體生活，文化人極少，全村有個高小畢業生就像鳳毛麟角，有個初中生更像大熊貓一樣。老輩人認為，農村的孩子上學，不僅增加了家庭開支負擔（不上學能掙工分），減少了收入，考不上大學畢業后沒出息，還不是照樣回家修理地球，所以，到了孩子上學的年齡，家長總是攔住護住不準上，讓幫家裡幹活。我能幸運上學，還得感謝啟蒙“耕讀”老師李本性，雖說他只教我一年，但終生難忘。

　　說來也巧，李老師由於地主成分有文化，解放初信陽農校畢業，剛分配到單位秉性硬，得罪了領導，就趕上1957年被錯化為“右派”，後來雖給摘帽但必須返回原籍勞動。生產大隊黨支部看他文化程度高，從事大集體體力勞動是人才浪費，就響應上級號召，為掃盲大辦教育，聘請他當村裡“耕讀”教師，也就是不脫產，只拿集體工分，不拿工資，忙時耕種，閑時讀書教書，所以叫“耕讀”教師，“文革”期間及以後直至2000年，又更名為“民辦”教師（此時拿較低工資）。過去的老師叫“教書先生”，只有學生才稱他為老師。有“先生”了，還得有學校教室和學生。我兒時記憶的學校，其實就是個教學點，是設在本村生產隊給蓋不起住房的特困戶的住所里，4間土坯茅草屋一分為二，中間夾道土牆，西頭兩間是李馬虎娘四個的家，東頭兩間是我們的教室。教室里東山牆上掛着一塊質地很差的木質黑板，是李老師找人做的，然後自己買黑漆油漆的，學生課桌也是李老師和幾個10來歲的孩子自己動手，用土坯塊壘成，上面再用秫桿鋪成掛個泥巴桌面，晾乾結實后再讓學生用，而坐凳只能誰家的孩子上學誰自帶，不然的話，連木凳也沒有的只能坐磚頭塊或土坯塊砌成的泥墩。

　　這年的暑期過後，教室有了，李老師就開始招生，挨家挨戶動員男女適齡和超齡兒童來上學。那時我是家中老大，正在幫家中放牛割豬草幹家務，還幫助照看小我5歲的弟弟，騰出手讓父母從事集體生產勞動。開學不久的一天，李老師趁夜晚到我家找我，問我是否願意上學，我一聽心裡樂開了花。每當路過新教室，聽到裡面傳來朗朗的讀書聲時，我是多麼地羨慕屋裡的孩子們啊，做夢都想上學，真想也像他們一樣坐在寬敞明亮的教室里，當一名小學生，每天再不用風吹日晒放牛割豬草了，可是家長同意嗎？願意交學費嗎？我把自己的想法大膽地告訴了李老師，他說，只要你願意上，有決心好好讀書，將來會有大出息，剩下你父母的工作我來做。他先是和母親商量，開始文盲母親思想猶豫，怕兩歲的弟弟她上工后沒人帶，李老師就承諾讓我帶弟弟一同上學；後來又和父親講，解放后17歲才斷斷續續讀過3年小學而今在大隊當保管員的父親倒是很開明，懂得“知識改變命運”的道理，說服母親：“要想孩子有出息就得上學讀書，再忙也要支持孩子在家門口上學，不用像我上學那樣跑十多里的遠路，也不能讓他帶弟弟去上學，那樣不但自己學不好，還會影響整個課堂，不過我們當家長的多忙一些，放學后他照樣幫助帶弟弟、幹家務”。父親的一席話言之有理，母親也深明大義，當場同意我第二天就去上學。躲在一邊偷聽的我如釋重負，這時心裡像喝了蜜一樣的甜，李老師也愉快地走了，然後又到同齡的兩個男孩家做工作。

　　次日，母親用她頭上戴的花毛巾給我縫個書包，帶上5角錢的書雜費，和另外兩個同村同齡的小夥伴家長一起，把我們送到了牆外沒有掛牌子的學校教室，親手交到李老師手上，同時囑咐我們聽老師的話，不貪玩，做個上進的好孩子。而李老師看我比同齡的孩子又瘦又小，把我專門安排坐在第一排，離他近，多照看些，鼓勵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我打心眼兒里喜歡他，學習也很用功。再看，教室里總共才有十幾個學生，分成兩個年級，最大的12歲，最小的是我們剛入學的3個一年級小男孩子，最後，李老師又動員大我5歲， 僅住隔壁的特困戶李馬虎的弟弟李轉運，只交兩角五分錢的書費（5個雞蛋錢）就和我們同年級上學，而女生才3人，其中一位是李老師的親侄女。

　　李老師這個“孩子王”當年才30來歲，瘦高的個子，瓜子臉，平時不苟言笑，只有遇到很開心的事才會咧嘴笑笑，我們都怕他。他教學管理都很認真，非常關心每一個同學的學習和生活，誰生病了，誰缺課了，他都會主動上門家訪。由於孩子們剛入校門不懂規矩，開始不分課堂課外，天真爛漫且加不時的調皮，曾令他一度難管。於是，他就向有經驗的家長學習，搞賞識教育，多哄多誇獎，樹立學習榜樣，啟發孩子們有好壞榮辱和紀律觀念，想方設法、因人而異啟迪每個孩子的心智。因為是複式教學，兩個年級的語文、算術課他輪流上，聽哨音上下課。教唱歌時一起唱，課外一起活動，比如玩老鷹捉小雞的遊戲，不再分年級。我記得他所教的第一首歌曲是抗美援朝時的流行歌曲：“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為祖國，就是保家鄉，中華好兒女，齊心團結緊，誰敢侵犯我們就叫他滅亡！”儘管50年過去了已很遙遠，至今我還朗朗上口，念念不忘，可見記憶深刻。

　　他家住在我村南約7、800米的李大庄村，每天4趟步行於兩村之間，有時還要帶剛滿3歲的女兒教書。這樣的日子只過了約一個學期，不知什麼原因，我想也可能是為了照顧李老師不跑路，到次年春學校又搬回了李大庄，教室設在一個農戶的一大間西廂房裡，學生有20來個，女生還是3個。在這一學期，我有兩件事記憶深刻，一件是李老師注意品德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用好好學習，聽毛主席的話，長大當個紅色接班人來教育一個個幼小的心靈，從20個學生中評選出5名品學兼優者加入少先隊組織，當一名光榮的少先隊員，胸前佩戴鮮艷的紅領巾，讓其餘同學羨慕不已，以此來激發全體學生天天向上，而我就是5人中最先當上少先隊員其中年齡最小的一位。他非常喜歡我，我也感到非常自豪、非常神氣，從此學習更加賣力，更加聽老師的話。

　　另一件是當年麥收后他為了搞勤工儉學，免學生的學雜費，帶領大家到麥茬地里刨半夏（一種中藥材）賣，我在刨時，比我大一歲的李長法同學搶着往外扒土，由於年齡小，不知防備，結果發生我揚起的抓鉤（兩根鐵刺，比釘把短小）往下刨時，不小心碰着了他的前額，頓時鮮血直流，他用手捂住傷口嚎啕大哭， 可把我嚇傻了，既懊悔又六神無主，害怕極了。這時李老師幾個箭步跑過來，並沒責怪我，反而安慰我，是他沒注意安全，一邊掏出自己潔白的手絹立即扎着傷口，又就地找剔剔牙葉（一種能止血的草）捂住，一邊趕緊抱住他找本村的赤腳醫生進行包紮處理。由於傷口處理及時，加上傷勢不重，兩個星期過後，李長法又能上學了，可是，額頭上的傷疤至今還有，每當想起此事，我就感到內疚。直到今春回老家再見到他。他的妻子還開玩笑地說，你還記着給你老哥額頭上留下的永久紀念不？我說，那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事情，咋會忘記？我對不住他，而今他也當了本村學校幾十年的老師，十分理解地說，那都是兒時不懂事乾的，我也有責任，你也不是故意的，從來沒有記恨過你， 留這樣的痕記那是咱老同學的緣分，也是咱當年積極響應李本性老師勤工儉學號召的結果啊！

　　當我升入小學二年級時，不知是啥原因李老師不教我們了，上級又給我們從十多裡外派來了一位比他大四、五歲的王老師，也是男性，學校也搬到東邊鄰村朱氏橋西隊一位農民的家院里，教室為兩間，同樣是複式班，學生增加到33人，分四個年級，辦學條件稍有好轉。後來才知王是公辦老師，屬在編的正式教師，而李是“耕讀”老師，非正式的，已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最好的啟蒙老師，總是想念他，時時牢記他“要有大出息”的教誨，每當偶爾見到他，我都肅然起敬，古話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啊！

　　經過“文革”後知識分子錯划右派平反，到1980年李老師被重新安置到本縣一人民公社農技站當技術員，我正在讀師範，聽說后我打心眼兒里替他高興，黨和國家總沒有冤枉一個好人，也總不會長期埋沒人才。可是好景不長，三年後他厄運再次降臨，突發癌症而英年早逝，這時我也正在一所中學教書。當我很晚見到他接班頂替的大女兒（教我時所帶的女兒）得知此噩耗時，李老師已經離世百天了，我心裡特別難受，當日寫下了一篇日記，其中就有幾句：“我的啟蒙老師，牢記您勸我上學時的那句話，‘只要好好讀書，就會有大出息’,今天我也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了，也正在有大出息，還沒有來得及跟您彙報，您卻離開我了啊!李老師，一路走好！”

　　現在，每當我看到那頁日記，我都熱淚盈眶，浮想聯翩：人生短暫，似水流年。我的成長，我的人生走過的幾十年，正像著名作家柳青所言， 關鍵就是幾步，教育我、引領我、提攜我、幫扶我、支持我的人大有人在，而最應該感謝的人之一就是啟蒙“耕讀”老師李本性，他是我邁出人生第一步的引路人，是他最初的傳道、授業、解惑教育引領我走上“好好讀書，做一位有大出息的人“之路，從小立下鴻鵠志，長大當好接班人。我雖不才，但曾經也是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黨和國家的一名基層幹部，可以自豪地說，我的今生，不管從事什麼崗位，都會嘔心瀝血，勤奮工作，夙夜在公，盡職盡責，無愧於黨、無愧於祖國、無愧於人民！我的餘生，也將會與時俱進，保持晚節，老當益壯、拒腐防變、老有所為！

　　教誨人生，不在於為師時間長短；為人師表，學生感念於天地之間。 李老師，您的學生再次請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