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大躍進年代“吃食堂”

　　親歷大躍進年代“吃食堂”

　　（稅月牛痕）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以“大躍進”為主要印記的“三面紅旗”運動，席捲了整個中國。全國5億多農民，為了適應“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要求，被迫放棄了世代相傳的以家庭為單元的生活方式，攜家帶口地走進了公社、大隊、生產隊為他們興辦的“公共食堂”，過起了現代“烏托邦”式的生活。筆者當時是一名小學生，作為一個普通農民的後代，親歷了這段荒唐事件的全過程。

　　10天時間正式“開伙”

　　改變人們數千年生活習慣的變革，在“一天等於20年”的狂熱年代，過程竟變得異乎尋常的簡單。

　　58年8月上中旬，報紙上首次出現了河南建成人民公社的報道。隨之毛主席向全國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著名號召。被經年累月的“整風反右”運動搞得人人自危的各級幹部，在主席的號召面前，響應唯恐嫌遲，沒有誰敢對這個問題表現出半點的懷疑與懈怠。58年8月30日，中共淮陰地委向全區發出了《關於大辦人民公社的意見》，之後，全區僅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即於9月13日宣布全部實現公社化。全區12個縣共成立259個公社和12個國營農場。入社農戶達戶，佔總農戶數的97。6%。270多個公社（農場），又以生產隊為單位，建起了68000多家公共食堂。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就這樣恍如夢遊一般，一步登天跨進了“吃飯不要錢，勞動不計酬”的准共產主義生活。

　　筆者所在的生產隊是原淮安縣城郊公社下關大隊第五小隊。全隊有兩個自然村50多戶人家，130多口人。當時的生產隊長叫王兆恆，是土改時期的老黨員。由於我父親讀過私塾，當過私人糧行的管帳先生，因此被生產隊用為會計，也兼食堂的會計。

　　食堂的房子是金姓一戶人家無人居住的空四合院子，主要建築是上下兩排草頂堂屋加上面東的一排穿堂。該房屋主人自分家分得這處房產後，一直在上海生活，從未回來過。使用這樣的房子做公共食堂，這在當時連牲口傢具都搞記價入社的大背景下，是一點都不用操心的。

　　食堂的硬件準備，主要是盤砌起一座兩甑一鍋的三眼大灶，以及拆除所有房屋的內部隔牆，好放置各家帶來的桌椅板凳。這點點雜活，對於處於高度亢奮情緒下的社員來說，是根本不值一提的。已被確定為食堂炊事員的本家“三瘸子”，雖然走路一顛一跛的，但精力充足，嗓門特別洪亮。原定一個星期完成的事情，結果只用了四天就全部就緒了。各家帶去的桌椅板凳，齊刷刷地擺滿了上下堂屋。我家由於人口較少，正好家裡又有一張不大的“半桌”，便帶去權充了餐桌。

　　離食堂開伙做飯還剩最後兩天的時候，公社傳下話來，按大隊組織各生產隊隊干及食堂工作人員，去離本大隊五里遠的萬友鄉參觀人家的食堂。我當時年齡小，也遠遠地跟着人群去瞧了趟熱鬧。自己雖然看不出什麼道理，但從參觀回來大人們的談話中，還是覺出多數人還是很興奮的。只不過到晚上，父親回家后，輕輕嘆了口氣說了句：作孽啊！倒讓自己百思不得其解。

　　我們隊的食堂從籌辦到9月20日正式開伙，前後一共只用了10天時間。

　　最擁護吃食堂的是楊小龍

　　說到集體吃食堂，最興奮、最好奇的是各家的孩子；但要論誰從心底里最擁護吃食堂，則要數村上的楊小龍。

　　小孩子天性就是“人來瘋”。過去一家一戶吃飯，最多也就那麼幾口人，每天都見面，談不上什麼新鮮感。現在不同了，一到吃飯時間，一百多號人聚在一起，排隊打飯的，熟人聊天的，小孩打鬧捉迷藏的，加上性急的年青人筷子湯勺的敲擊聲，這裡不諦成了孩子們快樂的天堂。我當時是小學生，處於兒童和青年之間，對於這樣的生活方式，自己總體上是很感興趣的。但時間不長，自己便也從大人們的眼神暗語中，覺出有一些什麼不對的地方。

　　大家背地裡嘀咕最多的，就是楊小龍一家。

　　小龍弟兄三個他排行第二，父親去世得早，全靠母親好歹將他們帶大。三兄弟最大的18歲，最小的15歲，正是“飯榔頭”的年紀。這楊小龍自小到大，除了鼻子下面永遠流着兩條“黃濃”鼻涕外，唯一讓人稱奇的就是食量大。

　　食堂剛開伙時，各家吃多吃少是沒有計劃的。每次小龍家打來的飯食（主要是玉米面窩頭和黑麥面饅頭）都要裝滿一大面盆。炊事員為圖省事，窩頭都做得特別大。用我媽的話形容就是“有小孩子頭大”。小龍一個人一頓要吃4個，且青菜燴粉絲管夠。這樣的日子在他家過去是從未有過的。

　　小龍的母親過日子素來缺少計劃，且喜歡玩紙牌，因此全家飢一頓飽一頓幾乎成了尋常事。合作社后，小龍也到了勞動力的年齡，但“懶龍”名聲在外又加上老氣橫秋，所以誰都不願意和他搭檔幹活。鄰里之間幫忙搭個豬圈、屋頂理理草什麼的，飯倒是管飽的。但一般人家想想小龍能吃不能做，因而也就沒有人願意請到他幫忙。因此，對於楊小龍來說，哪一天能頓頓吃飽肚子，這一直就是個奢望。

　　現在，國家號召辦集體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勞動不計酬，這樣的消息，對於楊小龍來說，無疑是太及時、太愜意了！

　　從一得到辦食堂的消息起，楊小龍就幾乎沒有一天不去食堂的工地上轉悠。在大隊組織人去萬友鄉參觀食堂之前，楊小龍就提前兩天發布了“萬友鄉食堂泔水缸里都漂的是肉”、“泗陽那邊都已經實行十三包了”等對他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新聞。

　　待到食堂開伙后，幾乎頓頓飯都是楊小龍家第一個領到飯菜開吃。看着楊小龍家飯桌上如雨的筷子和風捲殘雲般吃剩過後的殘羹，一些平時肚量大點的，只是微微鄒鄒眉表示厭惡；但一些原本就小雞肚腸、無事尚且生非的主兒，則時不時地找出茬兒，拉上隊幹部去小龍家的飯桌上理論一番。理論的內容無非是他家的白菜燒粉絲怎麼這麼稠啦，憑什麼他家的燒土豆吃剩下，我們家來遲一腳就不夠吃等等。

　　隊干們碰到這類的事情，總感到十分撓頭，多數情況下是把雙方都嗆白一頓。但嗆白歸嗆白，爭吵的雙方不到自己都感到嗓門難受支持不下去了，是決不會主動休戰的。在我的印象中，唯一一次爭吵時間最短的，是我父親勸架的那回。記得當時父親說了句：“你們都別吵了，就這樣的日子能過長了就不錯了！”當時的情景是父親的話語剛一出口，滿屋子的人都靜了下來，連爭吵的主角楊小龍也怔怔地愣在那裡，再沒有說出話來。

　　後來隊上集體食堂的發展情勢，果然被我父親不幸言中。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公共食堂的運作方式，就出現了質的變化。

　　謹小慎微的父親死在食堂會計任上

　　管糧管草的父親，是對食堂的生存現狀再清楚不過的。

　　58年是全國上下浮誇風最盛行的一年。在去公社的路上，隨處可見畝產萬斤以上的豐產方標誌牌簇立在田間。我家祖屋的山牆由於緊挨公路，也被搞宣傳的秀才們畫上了幾枚碩大無朋的花生，並寫上一首順口溜：“花生大王，千人難扛，放在屋旁，壓歪了山牆”。在淮陰地區統計的農業生產年報中，58年糧食總產量達到了110億斤，是上一年已然虛報浮誇下形成的數字的2。5倍，其中淮安縣玉米平均單產更是超過了10000斤！而實際的情況是，淮陰地區糧食實收數當年僅為26。7億斤，與57年實收數相比還下降2。3億斤！以至省政府在年底前後不得不緊急調運9000萬斤糧食支援淮陰。

　　望着日漸減少的庫存糧食，看着公共食堂里絲毫覺察不出半點危機的鄰里鄉親，父親的心都揪疼了。父親多次向其它隊干建議：照目前公共食堂的這種吃法，再大的家當也支撐不了，要儘快實行按人定量打飯；過去我們這裡的地主人家，也不見得頓頓飯都吃糧食而不吃一點代食品；田裡的莊稼一定要收乾淨，現在地里的糧食散落的太多了，這樣子糟蹋糧食是要遭天報應的！

　　父親梗直的話語，雖然得到隊里多數社員的贊同；但與當時舉國上下盛行的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的大風向顯然是格格不入的。父親的言行很快就引起了公社派駐在大隊的社教人員的注意，在數次隊主要幹部的會議上，該人員多次質問，五隊怎麼能讓這麼個有歷史問題的人來當食堂會計？父親為人謙和率真，又識文斷字，因此在40年前後，曾被當地民眾普選為下關東鎮鎮長（當時屬國民黨韓德勤統治的地盤）。由於身負這樣的歷史包袱，父親平時的為人處事還算是謹小慎微的。但其率真的天性，又讓他在此類是非分明、但卻十分敏感的問題上，屢屢暴露出自己城府不深的幼稚。父親在得知有人查問自己的歷史問題后，思慮再三，便向隊委會提出了辭去食堂會計的請求。隊干們雖然明知我父親是最最合適的人選，但迫於壓力還是同意了我父親的請求。於是食堂會計的重任落到了我的一個遠房堂兄的身上。

　　堂兄年齡太輕，業務生疏，好玩而又容易衝動，很快就遭到從幹部到社員的一致反對，罷黜舉措在10天以後就發生了。由於實在找不到合適的人選，隊干們反覆權衡，幾次三番地找上門來開導和動員，父親終於無奈地再次回到了食堂會計的位置上。

　　經過這次的起落變故，父親臉上的鄒紋又深暗了許多。經久不停的咳嗽，使他原本單薄的身軀更顯得佝僂的厲害。在對待如何辦食堂這個問題上，父親雖然仍有自己明確的判斷，對工作也仍是一絲不苟，但在公開場合，父親的話語已經失去了往日的鮮明和衝動，多數情況下，更是被沉默所代替。

　　說不清是客觀的情況使然，還是我父親及其他隊干明裡暗裡的推動，五隊食堂在經歷了最初的紅火之後，勉強維持了不到100天的時間，便宣告取消飯菜管飽、不上計劃的做法，而改為按人定量打飯打菜的辦法運行。到臨近春節時，由於大家對菜的品種口味矛盾太大，隊委會再次作出決定，宣布今後公共食堂只負責按人定量供應主食，吃什麼菜由各家自行解決。

　　五隊食堂當時的這些做法，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多數食堂後來都陸續採取的方式。但五隊食堂由於實行的比較早，決策人還是承擔了一定的風險的。此後，五隊食堂就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直到61年元月徹底解散。

　　父親在食堂會計任上，能讓我覺出所謂“沾光”的，那就是父親從食堂里拎回煮胡蘿蔔水，然後再熬成糖糊糊吃這件事了。食堂鍋大，煮的胡蘿蔔多，撈去胡蘿蔔后的汁水，裡面的甜味就特別濃。回來再一熬，簡直比小販賣的梨膏糖還甜。這就是父親留在我的記憶中的僅有的一兩次“特權”！

　　60年元旦前夕，父親咳喘病再次發作。由於當時醫療條件十分有限，為父親治療的崔麻子僅是一個鄉村醫生。他只顧給病人止咳，卻不懂麻黃素對神經系統的致命的麻醉後果。結果父親因被施用了過量的麻黃素，稀哩糊塗地離開了我們，享年僅54歲。

　　在清理父親遺物時，除了一把算盤，一本賬本，一支水筆，唯一的發現就是一個存摺，那是全隊社員的所有家當。存摺上的餘額與賬本上分毫不差：6。90元。

　　我與打飯的木茶桶

　　自食堂實行按人定量分食制以後，我家每次打飯的任務，就自然地落到了我的頭上。

　　由於我個子小，母親從家裡翻出了祖上傳下來的一個木製茶壺桶讓我打飯用。茶壺桶比水桶要小，一邊還留有一個豁口，是讓放在裡邊保暖的瓷茶壺嘴子伸出來倒茶用的。我家正常三個人的飯，即便是早晚的玉米面粥，也到不了豁口邊。

　　從我家到公共食堂，路程不算遠，總在一里半路左右。正常空桶去的時候，我把茶桶的鐵把掛在肩上，很輕鬆地就到了。但回來的半程，可就不那麼簡單了。早晚的稀粥，打好后離邊上的豁口，也就那麼不到一寸，走起路來，稍有顛簸，裡面的粥就會溢出來。再加上我年紀小，拎上這麼個比我矮不了多少的粥桶，本身就比較吃力，茶桶的把子又是細鐵絲的，拎的時間一長，手掌被勒得生疼，因此一路上少不了要息上好幾回。

　　打飯的次數多了，我逐漸在沿途確定了幾個比較固定的休息點。一處是生產隊地頭的水車棚旁，一處是北頭河邊的大柳樹下，再有一處是臨近祖屋后自留地邊的高埂上。選擇祖屋后和柳樹下面休息，完全是因為路程遠近的關係，而選擇水車棚旁息腳，卻是因為那裡正對生產隊的一片面積不小的農田。農田裡一年四季總有些讓人嘴饞的蘿蔔、瓜蔬之類的作物。而這些作物，對於飢腸碌碌的孩童來說，其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我的記憶中，我自己也記不清從這塊田地中，到底獲得了多少帶有泥土清香的美食。以至於後來每讀到魯迅先生的《故鄉》，讀到其中“一輪金黃的明月，掛在深藍色的夜空。。。”美文時，總會從心底里升騰起一種恍如置身其中的、說不清是美好還是酸楚的感覺。

　　公共食堂在糧食問題上窘境，很快又從打到我家茶壺桶里的三餐反映了出來。剛開始實行分食制的時候，我清楚地記得打回去的飯、窩頭、粥，還能勉強讓家人吃飽。一次食堂吃赤豆飯，母親不在家，是我喂的四歲的小侄女。小傢伙吃飯不知道停，只知道飯來就張嘴，結果被我喂得肚子撐得滾圓，幾天不吃不喝，直把我母親嚇得不輕。

　　往後來，窩頭越變越小，粥越變越稀。各家各戶去打飯的人，也越來越計較炊事員稱飯時稱桿的高低，打粥時大勺子的水平與否了，三天兩頭還會有人把已打回家的飯食又拎回來讓炊事員重新過稱。

　　待到食堂的稀粥里也出現了胡蘿蔔，整個農村的糧食問題已經是十分的嚴峻了。食堂能供應給社員的飯食，幾乎只能夠一個正常人飯量的一半不到。家家戶戶都在食堂供應的主食之外，又在家裡燒煮了大鍋的南瓜、白菜、豆角等充饑。再往後來，瓜菜都被吃光，人們又將目光投向了長在荒田野塘的各類野菜上，其中有不少野菜，過去是連豬都不肯吃的。

　　我當時的年齡，僅有十一、二歲，我還搞不懂母親為什麼非得要讓我頓頓去吃那缺鹽少油的蘿蔔白菜。為了防止我光顧吃主食而不吃代食品，母親總是儘可能先把蘿蔔瓜菜等與主食混到一起。記得有一次食堂難得供應米飯，我打飯剛一回來，母親就讓我把大半鐵鍋的胡蘿蔔往裡拌。我沒好氣地拿起鐵鏟就往茶壺桶里一陣猛搗，結果將本來就不十分結實的木茶桶桶底給搗了下來。惹得母親結結實實打了我一巴掌。事後，母親讓我把桶板、鐵匝一件不拉地拿到村西的卜木匠家，從桶底去掉一圈，才勉強修好又繼續用來打飯。

　　吃食堂時期木茶桶與我分離最久的一次，就是60年署假我去鄉下姐姐家去那一次了。姐夫當時在本縣順河鄉供銷社，是個人人眼紅的單位，我在那裡生活了一星期。供銷社也吃食堂，可那裡的食堂無論從飯菜的品種，還是數量，都遠不是我家裡的食堂能比的。最大的感覺就是它那裡的菜好像滑爽爽的，特別香（其實就是油水多）。尤其讓興奮的是，到了天黑，夜深人靜下來，姐姐還會生起爐子，為我煎上一兩個雞蛋。當我因開學在即將要回家時，姐夫頗費籌措地為我準備了一盤豆餅，這在當時可是緊俏萬分的救命之物。姐夫特地找了一個熟悉可靠的蹬二輪車的，將我送回家來。

　　當我回家拎起木茶桶繼續我的打飯活計時，從周圍各鄉，紛紛傳來了公共食堂關閉的消息。五隊的食堂由於管理的比較嚴格，在公社、大隊的多次表揚聲里，又苦撐了一段時間，直到61年元月，一個特發事件，才讓其徹底停了下來。至此，與我相伴了兩年多的木茶桶，終於完成了自己的特殊使命。

　　白裡透紅的炊事員“三瘸子”

　　“大躍進”時期，人們的臉色普遍是黃灰色外加一絲青綠。長期的營養不良，導致患浮腫病的人也隨處可見。在這樣的大“背景色”下，如果能碰到一個面色白裡透紅的人，那絕對是讓人側目的。

　　“三瘸子”就是這麼一個讓你驚奇的人物。“三瘸子”本名叫陳鳳棲，是我的一個本家堂兄，在家排行老三。小時得過輕微的小兒麻痹症，走起路來一丟一丟的，因此背地裡多數人都叫他“三瘸子”。

　　實行分食制之前，“三瘸子”的膚色與大家都差不多，在眾多的男人中間，他只能算是“不黑”而已。“三瘸子”小時候上過幾天學，人又非常的精明，隊里開始籌辦食堂時，就被指定為食堂的炊事員。

　　“三瘸子”對待食堂的公家事情，那是沒什麼可說的。前面提到的食堂壘灶拆牆等事項，“三瘸子”在裡面領頭協調，既能說又能幹，隊里上上下下，沒有不佩服的。待到食堂正式開張起來，全隊百十號人的吃飯頭等大事，更是讓“三瘸子”的辦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每頓飯需要多少糧食下鍋，油鹽醬醋各要添買多少，“三瘸子”一般情況下都是一口清。在碰到有些開支較大需要隊干們集體拿主意的問題時，“三瘸子”經常能在關鍵時刻，用他那洪亮而又斬釘截鐵的話語，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久而久之，“三瘸子”雖然在職務上僅是食堂的一名炊事員，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影響、風頭幾乎已經蓋過了除正副隊長之外的其它隊委，儼然有了隊里“三把手”的氣象。

　　就在“三瘸子”的威望與日俱增的關鍵時刻，他與普通人群面色上的差異，無聲無息地擴展為阻止他威信進一步提升的巨大橫溝。

　　吃食堂初期，人們對災荒可以說完全沒有準備。終日的緊張、狂熱，沒有人去分辨誰的膚色怎樣怎樣。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長年累月備受飢餓煎熬的人們，終於從肌體感覺之外的膚色上讀出了災荒留在人們身上的印記。當人們在某一天早上，突然發現在一大堆灰暗青綠的面孔中，竟然有一張白裡透紅的面容時，就好象猛然找到了導致自己飢餓的原因，於是立時便把所有的憤恨和不滿都發泄到這張面孔上：

　　多吃多佔首先是“三瘸子”確定無疑的罪名，那張白裡透紅的臉就是鐵證；打飯“看人兌湯”嚴重不公，包庇家人隊幹部，這項罪名，說的人不少，但真要拿出實據來，也還不那麼容易；作風不正，漂亮的女的來打飯，就保准多打。這一指責，雖然有時連傳的人自己都有些膽虛，但卻傳的最廣。一時間，“三瘸子”的這些傳聞，幾乎成了五隊社員家前屋后的所有談資。

　　最先向“三瘸子”公開發難的，是楊小龍母親。那天我在食堂打飯還沒走，楊小龍的母親就一路罵罵咧咧地闖了進來，上去就將小龍剛打回去的飯食往稱飯的鐵皮盤子里一放，喝叫“腿瘸眼也瞎”“三瘸子”自己看稱。“三瘸子”對楊小龍母親一貫的罵街行徑是司空見慣的，但這一回，對方將罵街矛頭直接沖向自己，這還是第一次遇到。從稱星上看，打給小龍家的飯食份量是不足。但精明過人的“三瘸子”立刻就作出了回擊：打出去的飯是熱的，水氣跑了還能不輕一些？再說小龍路上誰能保證沒偷吃！爭吵到最終的結果，是別的炊事員從鍋里象徵性地又補了小龍家一團飯。

　　有了這一次的開頭，無邊無際的猜疑和責罵就象原本張開在黑暗中的蛛網，突然被獵物攪動，一下子有了明確的目標，炊事員“三瘸子”幾乎成了五隊社員人人口誅撻伐的靶心。

　　說來也怪，在五隊食堂里做事的人員，連“三瘸子”在內，也有三、四個人，為什麼大夥不向別人發火，卻偏偏都向“三瘸子”發？其實，說穿了這裡的原因也簡單，一是因為“三瘸子”在食堂里是個主事兒的；二就是“三瘸子”腿雖瘸，但吸收消化功能好，多吃了點，全放在了臉上，讓人一目了然。

　　也有人算計着想將“三瘸子”的炊事員職務頂掉，但所提動議根本就沒法上隊委會研究。這倒並不是因為“三瘸子”打飯將隊干們侍候得好，而是因為這時全國農村的大辦食堂形勢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逆轉，不少地方的食堂已經先後關閉。而五隊食堂卻一枝獨秀，多次受到公社、大隊的表揚，“三瘸子”有功於斯。再說，誰做炊事員都要多吃點，已經養肥了一頭豬，還要再做冤大頭去喂一頭餓虎？

　　於是，“三瘸子”終於以他那白裡透紅的“另類”臉色，伴隨五隊食堂走完了全部歷程。食堂解散后，更嚴酷的大災荒繼續揉躪着中國大地，“三瘸子”也很快回歸到面色青黃的人群中。

　　一場大火讓公共食堂壽終正寢

　　就在五隊食堂維持着外表風光，仍然在艱難地運轉之時，全縣、全地區乃至全國農村脆弱的糧食基石，終於經受不住大躍進、浮誇風、瞎指揮三股邪流的輪番侵襲，無可倖免地癱塌了。

　　最早從外縣傳來的讓人震驚的消息，是泗洪農村上萬人餓死的“泗洪事件”；緊接着又從更遠的安徽農村傳來“老鼠吃人”、“人吃人”傳聞。一時間，村上的大人小孩，幾乎人人陷入了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狀態。市場上除了黑市糧食緊俏外，金銀首飾的價格低到了驚人的地步。一付金耳環，換不來20斤玉米。一個普通教師一個月的工資，買不到一袋山芋。“五級工，一擔蔥”，更是當時社會上流傳極廣的形象哩語。我偶爾一次進城，看到當時淮安縣最大的國營飯店“淮安飯店”貼出的營業招貼，上寫“高級飯”一桌108元（相當於一個普通教師四個月的工資），主食竟然是黑麥面饅頭！

　　還有讓淮安老百姓至今仍感嘆不已的消息：淮安縣委書記李仲英，因抵制浮誇風下形成的高徵購，寧願去省城受處分，也不讓再從淮安調出糧食，結果人被逼瘋，因此失去了工作能力。

　　上述的所有傳聞，經筆者事後至今的查證，都是真實的。其中泗洪餓死人事件，其餓死人總數竟達到17256人。另外，泗洪還有51529人患浮腫病，占當時泗洪人口總數的9%以上。對縣委書記李仲英，筆者在與年歲稍大的幹部教師交談時，經常聽到他們發至內心的稱其為“李青天”。一任縣委書記，能在其隱出政壇數十年後，仍在幹部百姓中擁有如此的口碑與威望，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筆者所在的城郊公社下關大隊，與上面所記述到的地方相比，情況要稍好一些。但社員群眾在食堂供應的飯食之外，所用來充饑擋餓的物品，至今天羅列起來，仍然是讓人感到十分震撼的：除上面提到的白菜、胡羅卜、南瓜、豆餅、野菜之外，蘿蔔英子、山芋葉子、榆樹皮、掃帚柳葉子等，均是各家常見的食物。稍有一點門路的，能從豆製品廠找人批條子買來豆腐渣，能從酒廠買來釀酒後的剩餘物山芋渣，則在當時絕對算得上是罕見的奢侈食品。與五隊僅一河之隔的螺絲村，生產隊管理比較混亂，社員的生活就顯得更為凄慘。其中有一戶馬姓社員，一家四口全部患上浮腫病，由於飢餓難忍，就從地底挖掘一種叫“觀音土”的河泥充饑，結果吃下后連屎都拉不下來。

　　五隊的食堂就是在這樣芨芨可危的大環境下，艱難地支撐到了61年的元月份。

　　當我得知食堂失火的消息時，已經是第二天的打早飯時間。母親見我揉着惺松睡眼正在摸弄木茶桶時，對我說：“今天不要去了，食堂夜裡失火已被燒光了”。

　　聽了母親的話，我一下子怔住了，放下茶桶，便向食堂的方向跑去。老遠就見食堂的屋基處，已是一片廢墟。大隊、小隊的幹部都在那裡，還有穿公安制服的人在廢墟上丈量察看着什麼。在廢墟一角，原在食堂專管燒火併負責守夜的金二爹，一臉惶恐地呆坐在那裡，兩眼無助地望着在現場察看的幹部們。

　　事後聽大人們傳說，現場堪查沒有發現人為縱火的痕迹，食堂失火的原因，是金二爹頭天夜裡的灶火沒有清理乾淨造成的。

　　就在各家都在為食堂沒了，忙於到隊房裡去領口糧時，一聲尖厲的警笛，打破了小村的寧靜。緊接着，一陣零亂而雜沓的腳步聲響到了屋后，有人高喊着：公安局來抓人了！我和母親連忙循着喊聲跑過去，只見一輛土黃的警車停在路邊，兩三個公安人員正架着金二爹向車上走去。原本就比較木納的金二爹，此時已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幾乎是被拖架着弄上車的。

　　這就是家鄉的公共食堂留在我的印象中的最後一張記憶截圖！

　　由於五隊食堂是全公社乃至全縣都數得上的樣板食堂，就這樣毀於一場大火，因此金二爹被判了在三年徒刑。

　　苦澀的記憶已然十分的久遠，我真的不想在再回到這段讓人心酸的往昔中去。

　　2006。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