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為農民工伸冤

　　誰能為農民工伸冤

　　作者：王小林（龍人）

　　農民工，一個特殊的群體，一個不能忽視的社會稱謂。曾經的過往，這個廣大的社會群體為新中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據《農民工研究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從事製造業的比例為31。5%，建築業比例為27。8%，其他各行各業的比例也均在5%之上。農民工作為社會上一個起着舉足輕重的群體，農民工問題自然就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一個對象，尤其是政府部門。農民工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個棘手和持續的問題。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也好還是一代農民工也好，無非僅僅是隨着社會的進步而更替的稱謂罷了，但是他們的問題都依舊是相生相通的。據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的農民工的普遍素質都有提升，但是其問題依舊不比一代農民工問題更加好解決。

　　我曾經認識一位售貨員，我在跟她談話中，她不斷地對我說：“我們天天上行政班，也不發工資，也不提升工資，一個月就那麼剛好一千塊，自己都養活不了，關鍵是還要上行政班，沒有休息日，辭職了但又一時很難找到工作。”我聽過之後感到的不是震驚，而是欣然接受，畢竟這樣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特例，而是一個很普遍的現實和大眾化的現實。農民工遭到虐待和不發放工資致死致殘致傷這樣的報道往往在各大媒體上都是屢見不鮮的血淋淋的慘案和不爭的事實。就拿最近媒體報道的深圳GUCCI旗艦店工作時遭遇非人性管理，喝水要申請，上廁所要報告，孕婦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等，離職員工直指GUCCI深圳旗艦店是“血汗工廠”，甚至有網友爆料稱之為“古馳也許是一襲華美的袍子，但是卻長滿了虱子。”一名辭職員工說，GUCCI實施“先打卡（下班）再加班的責任制”和“連坐”賠償制度，剛開店的兩年，“點貨”到凌晨二點很平常，點到凌晨四點都有，點對了才能離開。其實遭遇類似待遇的農民工又何止這麼一家？數不勝數，能引起社會上高度關注的卻是屈指可數。

　　2011年9月14日上午，從事建築粉刷工的安徽人士王根祥、王根海兄弟和表弟毛根海三人，來到安徽蕪湖市建築小區內討要結算工資，卻是竟然沒有想到三人遭到項目工地多名打手的毆打，王根祥被人用兩米長的鋼管當場打到在地，送往醫院不治身亡，哥哥王根海也被人多出打傷，表弟背部被鋼管打斷，面臨癱瘓的危險。當然這樣的慘案又怎麼會僅僅只有這一例呢？我們所能提及的只能是滄海一粟，宇宙一塵，社會媒體能夠關注的只能是盡心盡責，但是更多農民工受到的不為人知的黑暗，又怎麼能夠徹底解決和根除？我們有能力的人只能是盡自己的微薄之力來關注這些群體，這樣的歷史悲劇必定會在今後有更多的重演，如果沒有得到更好的解決辦法的話。

　　農民工的問題是江河日下，而社會的經濟發展卻是突飛猛進的跨越式發展，而要徹底解決好農民工問題的關鍵還是要靠完善的制度建設的保障和建立健全法律體系的監督和加大懲處力度。

　　很多年來，農民工問題給政府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經濟和社會甚至到了政治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的問題是越來越具體，越來越棘手和迫切。但從現在所出台或者所討論的舉措看，很多帶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性質。就是說，這些政策是用來應付農民工問題，而並沒有長遠的目光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各項法律制度建設都已經不基本形成了完善的體系和草案，但是時已至今，還沒有徹底地形成有關解決農民工的法律體系和制度建設。要有也都是很不完備和片面的，根本沒有徹底地從源頭治理農民工問題。我國現有的農民工法律體系僅僅都只是地方性的制度規範，中央目前還沒有形成一種農民工權利實現的保障機制。政府光靠“臨時抱佛腳”這樣的解決方案和措施當然是存在很大的紕漏的，等到農民工連人類最起碼的生命權益都沒有了，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和踐踏了，那等到把問題解決掉了以後只能告慰的在天的冤魂，可是“冤魂”的“怨氣”能夠就此“投胎”嗎？也許不能，依舊是“亡魂”。我們要在事情預發的前期就把制度和法律體系完善了，那樣雖然也許治本不治標，但是至少能減少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現在我們更多討論的不僅僅是農民工討薪、虐工等常見的問題，還有更多的問題，比如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保障，民工的就業、教育、收入、醫療等事項都需要得到更多更好的保障和完善，以便他們在為社會發展的同時能夠得到應有的報酬和利益。截至2009年我國外出的農民工的數量就達到了14533萬人，這麼多的農民工，我們社會上更多的是應該關注他們的狀況，政府能給予的是更多的政策上的扶持和制度、律上保障。引用著名學者鄭永年的話說就是：“在農民工問題上，中國現在的趨向實質上是要把目前的二元社會轉變成三元社會，即在現有城鄉差異之上再附加一個非工非農的社會群體，就是農民工的制度化。”

　　農民工作為城市社會建設化的一大產物的群體，他們的生產力始終代表着社會發展的方向和動力。無論是城市化還是非農業化，農民工大量的湧入城市建設之中的同時，作為政府部門更多的是如何解決好農民工非農業化和素質化的引導和制度的完善以及保障。當然現今的社會狀況是農民工潮像是潮水般的浪潮湧入都市化，這樣的發展也不必然是經濟社會在進步的前兆，更多的是要防範農業人口的流失和非農業人口的劇增，導致本末倒置。清朝皇帝雍正在上諭中說：“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雖然封建王朝典型的重農輕商的思想阻礙了商業的發展，但是今天的“重商輕農”的思想不難道也不可取？民以食為天，我國雖然經濟迅速增長，但是我國依舊是個農業大國和糧食需求的大國，社會在不斷進步的同時，也需要更多專業的工人從事農業生產業。所以在保障農民工權益的同時，也要更重要的是控制農業人口的流動和流失帶來的負面影響。

　　著名學者鄭永年也強調過：“如何解決農民工問題？對付眼前的問題和危機當然有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這個問題放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遠景中來考量。如果像現在這樣下去，中國社會勢必變成三元社會。”

　　農民工問題如何解決更關乎於中國政府改革的方向。要想很好的解決農民工權利問題，需要政府、社會和農民工的共同努力，來建立一個農民工權利保障的長效機制。政府作為強制的法律機制，更多的是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的體系，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使那些無視法律的任何機構和個人都聞風而逃，望而生怯；社會作為輿論監督，應該及時曝光，使得“黑點”無處藏身；做個農民工個人，更多的是提升各個方面的素質，使得處事不驚，有頭腦，學會用法律知識來維權。如果這樣的話農民工群體就會慢慢地強大起來，不再是一個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而是在經濟社會發展下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動力和經濟社會建設下的脊樑柱。

　　作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大學生，我們能夠做到的只能是看到了這些殘忍甚至是殘酷的現象和事實面前總是掩蓋不住內心的悲憤和憤怒，但是作為一個宇宙之中的一粒塵埃，我們微薄的言語只能夠作為一種情感的共鳴和發泄內心悲憤的工具和手段，除此之外真的不能夠為這些農民工做些什麼，我們只能夠呼籲之後再呼籲，建議之後再建議，真的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那些為了討薪的農民工們苦苦地在血雨腥風之中奔波着、擔心着；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被社會法律下的漏洞里遭受着非人類的折磨。農民工為新中國建設事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但是他們的付出與回報卻成反比，無論是他們也好還是社會也好，我們作為踩在這些人血與汗搭建的橋樑上觀看着新中國下的美麗風景的同時，我們難道就不應該給予他們應有的回報和補償嗎？不要再讓他們為了討薪而成為家人悲痛至極永久的討命了。一個人呼籲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是十個、一百個、一萬個、十萬個、中國十三億人民的呼籲，難道還不能夠促使每個有良知的國民們警醒和覺悟，讓那些所謂無視農民工的人感到無地自容的慚愧和內疚嗎；一個人的力量和聲音是無比微弱的，但是我們中華十三億人民的呼聲難道不能夠像潮水一樣的洶湧澎湃嗎？我們最為悲哀的是，總以為自己莊嚴的呼籲聲，必然會引起激烈的反響，但卻是如空谷一呼，然後就沒有了迴音。我相信農民工現狀的改變不僅僅要靠政府政策的扶持和法律的保障，與此同時也需要我們每個有良知的人運用道德的標尺來約束自己的行徑，以及我們每位社會人士的強烈呼籲和建議，這樣的話，必然能夠促使法律的落實和制度上真正的保障，莫要讓他們的家人再抱着遺像而苦苦訴求一個公道。急切盼望。作者水平有限，寫一漏萬，故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