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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的傾訴

手機:M版  分類:散文欣賞  編輯:小景

  二十年後的傾訴

  甲午風雲

  由於家庭破裂,我與愛女婧婧迄今已分開整整20年了。期間,除了1996年為轉學到過我的身邊幾天外,此後再也沒有聯繫;我通過多方求助,也曾弄到她的電話與號碼,並且都是以她的弟弟名義與之聯繫,但均遭到拒絕。

  對此,10年前我是理解她的,因為她那時還小,在其母親面前惟命是從,加之她的母親善於製造謊言。而如今,她已步入而立之年,已具備明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且經濟不再受制於人,為什麼還是山河依舊呢?

  我曾在武鋼工作21年,於1992年調回原籍。婧婧的母親是我帶隊的知青,下鄉時我22歲,她18歲。也許是緣分,也許是老天捉弄人,我們竟演繹了一段現實中的“第二次握手”!

  下鄉的當天,在幫助搬卸行李時,我正巧搬的是她的箱子。後來,我們幾十人在一家養殖場度過了半年,之後遭遇大招工,帶隊幹部和知青一起回到了單位。上班后,我們雙方都有那個意思,但一直沒有挑破。直到有一天(招工后的當年臘月),我家中來電報催我回家,我才到她家去要她的照片——我知道電報說父母病重是假,要我回去相親是真。我去索要照片,既是想弄一個“證明”,給父母一個交待,同時也想藉此機會把話說穿。

  那是一個雪后的下午,她獨自一人在家。因為要馬上去趕火車,所以我進去后不久便說出了來意。她沒有拒絕,只是說沒有像樣的。確實,在影集里翻了半天,都感到不中意。末了,她隨意跳了一張,正準備遞給我時,她的爸爸回來了!我心裡咯噔了一下,草草與他聊了幾句,就匆匆離開了他們家。

  後來才知道,我從她家出來不久,她也出門去找了她的好友冬花一同趕到火車站。也許就是幾分鐘的誤差,等她們踏着泥濘氣喘吁吁地來到火車站時,我乘坐的火車已不見蹤影。

  果然,父母要我回家,就是給我相親。我是50年代的“特保兒”,二老對我的婚事異常着急。這樣的招數過去用過多次,但我回是回了家,卻一個也沒答應,有的連面也未見。因為那時規定結婚年齡是男27、女23,或加起來50歲。這一次讓我動搖的原因是,對方是一名中醫且醫術小有名氣。我是獨子,又遠在外地工作,而父母是當地出了名的老病號,找個做醫生的妻子照顧二老,與他們與我都是好事。我們倆同齡,見面后還有不少共同語言,彼此印象不錯,於是就把戀愛關係定了下來。

  返回單位后,冬花向我敘述了那天她們到火車站的情形,說她們來回走了上十里的泥巴路;我也如實講了我回家的情況,末了我嘆氣道:看來是我們有緣無份哪!

  轉眼到了1980年。這年8月,我由宣傳部調到廠辦搞秘書,主要負責領導講話和工作計劃、總結的起草,同時還兼任小車調派和公章管理。事有湊巧,期間婧婧的媽媽被借到勞資科幫忙辦理老職工退休頂職事項,經常要到我那裡加蓋廠里公章。於是,我們幾乎每天都要打交道。更巧的是,此前我們雙方都與自己對象拜拜了。

  說心裡話,至今我還是非常留念那位醫生,她溫和知禮且善解人意。我們關係確定后,雖然我不在家,但她經常獨自一人搭車去看望二老,並帶去食品和藥物。有一次,他還買了一部收音機和一個小物件。這個物件是幫助老年人穿針用的,老媽對此事一直念念不忘:這姑娘太心細了!誰知有一天,醫生突然來信說,我不贊成你調回來,如果你堅持你的觀點,那我們就算了!

  後來再次回家探親才知道,醫生堅決要分手,其主要原因是我的一位本家小叔多了嘴。本家小叔與醫生同在一個街道上,當他得知我們的戀愛關係后,就與熟人們說,我的侄兒從小就是個神童,怎麼找這樣的人(他是指醫生過去曾與人談戀愛並懷過孕)。其實,她的這段情況我知道,雖然我也是一個很傳統的人,但還是理解並接受了她。沒想到,本家小叔的一句話,把我們的戀愛關係給斷送了。

  婧婧的媽媽長得的確漂亮,曾被人稱為“廠花”、“黑牡丹”。初次或短期接觸,她會給人一個熱情、勤勞、有教養的印象。她第一次到我們老家,是以出公差的名義拐回去的。我隻身到河南去后,她在家裡又是挖菜園,又是到較遠的地方挑井水,洗衣做飯忙得不亦樂乎,再加上流利的普通話,着實讓二老高興,讓鄰居們羨慕。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她的蠻橫、狡詐的本性逐步顯現出來。這裡列舉二三。

  吃飯是極為平常的事,但我們在這種小事上經常是搞得不可開交。比方是喊吃飯,如果是我做好了喊她,她可以一推再推最後再發一通火;如果是她做好了喊我,必須即刻就到,否則就是一頓像對待小孩一樣的喝斥。有一天早餐,盤子里的鹹菜吃完了,我就直接用筷子在鹹菜罐里夾,她馬上來了一陣喝斥,弄得我莫名其妙。她說,你的筷子有溫度容易把鹹菜搞壞。我說,不就是一點鹹菜嗎,用不着發那麼大的火。誰知她更火了,把我又是一陣喝斥。實在是忍不住了,我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扳,“不吃了!”誰知她先把碟子往地上摔去,然後向我撲來要打人。當時她已有身孕,我不便與她周旋就出門去上班了。當晚,她的大弟弟上門問罪,說我為什麼打她姐姐,並要我給他下跪!

  1996年為婧婧轉學到我家,第一餐飯就發生爭執,她媽又對我先動起了手——呼嘴巴子!敢在離異之後的他鄉如此妄為,其緣由有兩條:一是本性再現,二是自私的伎倆。

  自從我們分居后,除了要錢,婧婧的媽一般是不讓她到我那裡的——怕婧婧親近我而疏遠了她!這次轉學是婧婧要求的,婧婧的媽依然心存疑慮但又不能公開反對。於是,便來了個緩兵之計——先說是等婧婧一放暑假就過來,可一直挨到8月底才成行;緊接着再來個見面后的“下馬威”,轉學自然而然就夭折了——真是一舉多得的妙招:表面上沒阻止轉學,實際效果達到,你當爸爸的為轉學所付出的一切全部作廢!

  去年,有人告訴我,婧婧尚未成家,據說是她的媽不想她離開她!我感到異常驚詫:天底下竟有這等自私的母親?!

  婧婧的媽的性格形成我分析原因無外乎三條:一是傳承其父(“我是眼中容不得砂子的人”是他的口頭禪),二是在家的長期壓抑(包括其父蒙難時的壓抑),以至於我成了她的發泄工具;再就是她父親的唆使(其父已作古,我是先打嘴巴后說話)——她是一個孝女,只要是她父親說了的,明明是錯也要附和。(她與老爸是統一戰線。有一次,她的媽媽被她氣急了用頭撞牆。她媽常說,我是你媽不是你的大姐!)

  說到壓抑,我起初是比較理解的。她的父親是1958年由鞍鋼舉家調到武鋼的,開始乾的是電工,60年代後期負責廠區周圍農村用電的收費。其間,免不了要發生禮尚往來。哪知,時間久了,來往多了,有好事者便舉報他利用職權索要農民的財物。“文革”期間這可是不小的罪名呀!於是,廠里在俱樂部開了他的批鬥會,並把糧油、縫紉機等物進行了展覽示眾。從此,他與家人成為被大家唾棄的對象。可以說,在我與他們家建立親戚關係之前,他們家的人一直沒能抬起頭來。

  我們從“第二次握手”到結婚,其間只有8個月的時間。1981年“五一”,武鋼舉辦了首場浩大的集體婚禮,有100多對青年男女加入。當時,團委、計生辦的負責人找我們作動員時,她們家裡反對,我們也感到太突然——思想和經濟上都沒有什麼準備。團委書記對我說,你可是老書記呀,要支持我們的工作!並表示女方家的工作他們來做,資金缺口由她個人想辦法。能順利參加集體婚禮,有一個人起了關鍵作用——婧婧的媽媽的姥姥。當時,來自遼寧本溪的姥姥在這裡長住,是貴客也是惟一“拿得住”婧婧她姥爺的人。幾經勸說,老太太終於出面說話表示支持參加集體婚禮,才使我們順利地上了廬山。

  我們單位參加集體婚禮的共有8對,其中有4人是我帶隊的知青。當天,有人看天像說,我們中間有幾對的婚姻走不到頭!也是湊巧,我們中的小侯夫婦,婚禮之後在上廬山之前就分道揚鑣了。

  其實,我們的廬山之行也並非是一帆風順。在當時,照相機是件稀物,絕大多數家庭沒有這玩意兒。我是借的技術科的,也是我們單位帶去的惟一的一部。其間,除了我們倆之外,免不了也要給同行者照幾張。就為這,我們的“戰火”幾乎是朝息夕發。

  原本是想維繫這段婚姻的,儘管參加集體婚禮的當晚我就挨了她一嘴巴,儘管中間經常磕磕碰碰,儘管她曾給我移情別戀的感覺,但礙於面子和政治前途,我一直委曲求全,不做抗爭。導致我痛下決心的是一次突發事件——

  1989年的年底,當時單位之間熱衷於相互邀請搞什麼座談會。那天,廠里一共接到四五份請柬。我便利用廠辦主任的職權,把頭頭們都支到縣裡或市裡,自己騎自行車到了唇齒相依的鎮政府。因為彼此關係熟悉,酒桌上免不了要飲幾杯。後來,我以晚上家中有客做由,提前回到了家中。

  家中請客並非捏造的理由——先天晚上我到家門的哥哥家,碰上從老家來的另一位本家哥哥。多年未見,請他到家做客是理所當然。於是,便敲定次日晚到我家小坐。回到家,我向“一把手”稟報了此事。雖然她沒反對,但丟過來一句話:買菜做飯你自己弄!

  從鎮上回來后,我就開始摘菜、淘米,忙得屁顛屁顛的。期間,她還三不知幫幫手,但是不時遞來一句埋怨話。說多了,我就煩了,加之中午又喝了酒,我就放出一句:不要你幫忙,晚上的客照樣請!誰知這句話激怒了她,一扭身,她就哭着跑回了娘家!(過去她是經常這樣,一有摩擦她就往娘家跑,且每次都是我去向她的父母賠不是,然後再把她接回來——以我的失敗而告終!)有鑒於以前,當時我並沒把她的行動當回事:大不了等客人走了,我再去重複以前的“程序”!

  誰知,事情並非我的意料。不一會兒,她的父母先後來到家中興師問罪。接着,他們逐個給廠里的頭頭打電話,硬是把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及幾位副職都請來了。廠長在北京開會,竟把他的夫人也給請來了!

  領導是他們請來的,當然是他們先說。於是乎,婧婧的媽的口如同決口的黃河,陳芝麻、爛穀子統統地倒了出來,當然也免不了添油加醋,顛倒黑白。於是我說,年底了,領導們都忙,你說簡單點。其間,我把此話重複了3次。說第三次時,婧婧的姥爺開始發怒了。他把茶杯使勁向桌子上一扳,“怎麼,你不讓我的姑娘說話!”見他把杯子扳碎了,我也順手拿起一隻杯子往地上一甩,“誰不讓她說話,我是要她說簡單點!”他起身就向我踢過來,閃過之後我直呼其名地說:“xxx,你今天要麼樣,我奉陪!”這話又激怒了另外兩人。於是,婧婧的姥姥抄起了菜刀,婧婧的媽媽拿起了有機玻璃尺。

  混戰中,我挨了幾腳,一位副廠長因為拉實架,腳也被崴了。一玻璃尺砍偏了,只砍在牆上的掛歷上。第二天我發現,被砍穿的掛歷後面,水泥牆還有1公分多深的口子!至今我還在後怕,如果那天我不是被拉進另一房間,我的命很可能就此完結了!

  事後,婧婧的姥爺似乎有些後悔,期間也免不了一些調解者。可是這一次我誰的面子也不給,我流着眼淚對調解者說,我現在是忍無可忍了,過去她把“離婚”當歌唱,我是要麼不說,一旦說了就必然堅持到底!其間,婧婧的媽媽在外散布了許多無中生有的謠言,想從另一方面制服我或是從政治上扳到我,結果證明她是徒勞的。而她呢,再婚再離,又再婚又再離,這多少可以說明點什麼吧。廠里有位老工人的兒子離婚後,想與婧婧的媽媽在一起。老工人說,“他(指我)那麼有本事就弄不住她,你是想自討苦吃呀;你要是和她在一起,我就撞死在你面前!”(為了再現本來面目,我只能實話實說了)

  婧婧的媽媽經常(包括婚姻關係保持時)用來打擊我的有兩枚“重型炮彈”(她自認為):一是花心,二是嫌她生了個姑娘。

  愛美之心人皆有,但我的“愛美”僅僅是喜歡和欣賞,甚至熱衷與之交往,而絕不是佔據或擁有——這是我一貫的原則。廠里有個女孩叫國香確實長得漂亮,可以說是迄今我見過的最漂亮的異性。還在我單身時,她就與我有所交往,主要是借書或是要點稿紙什麼的。由於年齡相差上十歲,加上又是同姓,我壓根沒朝其他方面想。有一次,她要我為她寫一篇演講稿,比賽得了一等獎,從此來往就多了一些。婧婧降生后,我到市區買糖果,是同國香一起去的。中間的照相、在暗室洗印照片,我都是中規中矩,未越雷池一分——對天發誓!

  嫌婧婧是個姑娘,那更是無中生有!婧婧的媽的依據就是,我曾說要把婧婧丟到火車站去。此話我是說過,但是是在她哭鬧不休時說的——哪個做父母的未曾嚇唬過自己的小孩?!其實,她一出生,我逢人就說,拿個金男孩我也不換;她喜歡唱歌,一有新歌我就通過電視機一句一句地為她抄錄;爺爺奶奶也很高興,說婧婧是個福娃——爺爺奶奶都健在——我們家上幾代第一胎都是男孩,但都是出世后爺爺奶奶不全!1987年,婧婧的媽媽因患肌瘤被做了子宮全切手術。出院后的當晚,她媽哭着說,本來她還想再生一胎的,這下沒指望了!我安慰她說: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既是能生政策也不允許;你現在又是計生幹部,更要帶頭執行政策!

  如果我是花心,如果我嫌婧婧是個姑娘,有一次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成就自己的“夙願”——

  1988年的一天晚上,因又有摩擦再次驚動了左鄰右舍,包括婧婧的姥姥一共來了六七人。當時,我和幾位男士在外屋,婧婧的姥姥、媽媽和幾位說客在裡屋。突然,婧婧的姥姥氣沖沖地走了出來,口裡說著“要死要活隨你便”之類的話。一時間,我們都勸起了她姥姥,她媽媽仍呆在裡屋。

  等一陣話後轉回時,有人突然驚呼,“哎呀,婧婧的媽怎麼啦!”於是,我們全部湧進了裡屋。這時,只見婧婧的媽躺在地上,旁邊有一個小藥瓶。我上前一嗅,是敵敵畏味,便馬上背起她就向外跑!

  因為停電,醫院的水管里沒水!這時的我,顯得異常冷靜。在與調度室通電話請他們催促外部送電之後,又分別給臨近的住戶打了四五家電話,請他們以最快的速度拎一桶水到醫院來——因為洗胃需要不少的水!

  事後,她們家放風說,如果婧婧的媽媽沒有搶救過來,就要與我打官司!若是我誠心要她死,隨便動下歪心思,婧婧的媽還有今天嗎?矛盾的轉化升級我又不是直接原因,他們又能把我告成什麼?!他們真是太忘恩負義、太不講道理了。

  廠里許多人知道,是我與他們結成親戚之後,才使他們家及其家人再次挺身做人——

  以前中斷來往的東北老鄉,開始與他們家恢復關係;婧婧的姥爺由車間調到廠安全科當專職安全員;她的大舅上班,工種隨他們挑選;她姥姥調到與廠領導家屬一起共事的花圃房。退休那年,她想到外旅遊,是我找到行政科的負責人,把本來已經通知本人的旅遊指標,又收回來讓給她姥姥;婧婧的媽媽本是一個普通工人,後來轉為國家幹部,一度成為灸手可熱的計生幹部崗位(我調走不久,她被調到招待所)……

  更讓我至今不能釋懷的是,他們家來個小屁孩也要專車接送,而我的年邁多病的父母,來去都是坐班車、火車或是搭乘便車!

  而他們,尤其是婧婧的媽媽、姥爺,不僅沒有感受到這一點,反而不斷把這個小家庭推向深淵。

  臨在調離之前(手續已全部辦妥),許多好心人仍在勸我不要走,我說我是“睜着眼睛向懸崖走——因為那裡有我的年邁多病的父母!”由於婧婧的媽媽的霸道,父母每次過來,都是住不了幾天就氣走了,有時是流着眼淚離開的。1982年初,老媽本來是專程過來照顧婧婧母女的,可沒等婧婧降生,老人卻住不下去了。

  大家的勸阻不無道理。20多年的奮鬥,不僅奉獻了青春年華,而且一切成果都要“歸零”,一個呼風喚雨的“政要”,從此回歸到寄人籬下的角色。

  調回原籍后,填表職務一欄只能寫“辦事員”,連科員都不是;工資上午講的是95元,下午就變成了89元!(地方上就是這麼隨意!)既是這樣,我仍然每月給婧婧匯30元的生活費。也就是說,我們這邊的3人(父母和我),每月只有59元的收入。後來,隨着工資的增長,我也將匯款標準提高(儘管之後娶妻添丁,儘管吃了幾年“低保”),最高達到70元(部分匯款存根至今還存在家中)。2000年,婧婧上大學,我拼湊了1000元給匯了過去。這些,婧婧也許是不知道的。

  離婚後,我幾乎是凈人出來的。當時在法庭上我說,只要是婧婧隨我,其它條件我全部依她媽媽。分割財產時,考慮到婧婧的學習與生活,該我要的彩電、洗衣機我都沒要。調離臨走前,我還特地將200元錢交給了攝像的小周,要他把婧婧的學習與生活拍下來寄給我。後來,我製作了一個家史似的專題片,片中敘述了婧婧的爺爺、奶奶和我對她的思念之情。其中的一段小詩摘錄於後,聊作本文的結尾:

  每當聽到爸爸的喊聲,

  我總以為是愛女婧婧,

  雖然我知道可能性太小,

  但也要疾步出門去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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