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後的傾訴

　　二十年後的傾訴

　　甲午風雲

　　由於家庭破裂，我與愛女婧婧迄今已分開整整20年了。期間，除了1996年為轉學到過我的身邊幾天外，此後再也沒有聯繫；我通過多方求助，也曾弄到她的電話與號碼，並且都是以她的弟弟名義與之聯繫，但均遭到拒絕。

　　對此，10年前我是理解她的，因為她那時還小，在其母親面前惟命是從，加之她的母親善於製造謊言。而如今，她已步入而立之年，已具備明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且經濟不再受制於人，為什麼還是山河依舊呢？

　　我曾在武鋼工作21年，於1992年調回原籍。婧婧的母親是我帶隊的知青，下鄉時我22歲，她18歲。也許是緣分，也許是老天捉弄人，我們竟演繹了一段現實中的“第二次握手”！

　　下鄉的當天，在幫助搬卸行李時，我正巧搬的是她的箱子。後來，我們幾十人在一家養殖場度過了半年，之後遭遇大招工，帶隊幹部和知青一起回到了單位。上班后，我們雙方都有那個意思，但一直沒有挑破。直到有一天（招工后的當年臘月），我家中來電報催我回家，我才到她家去要她的照片——我知道電報說父母病重是假，要我回去相親是真。我去索要照片，既是想弄一個“證明”，給父母一個交待，同時也想藉此機會把話說穿。

　　那是一個雪后的下午，她獨自一人在家。因為要馬上去趕火車，所以我進去后不久便說出了來意。她沒有拒絕，只是說沒有像樣的。確實，在影集里翻了半天，都感到不中意。末了，她隨意跳了一張，正準備遞給我時，她的爸爸回來了！我心裡咯噔了一下，草草與他聊了幾句，就匆匆離開了他們家。

　　後來才知道，我從她家出來不久，她也出門去找了她的好友冬花一同趕到火車站。也許就是幾分鐘的誤差，等她們踏着泥濘氣喘吁吁地來到火車站時，我乘坐的火車已不見蹤影。

　　果然，父母要我回家，就是給我相親。我是50年代的“特保兒”，二老對我的婚事異常着急。這樣的招數過去用過多次，但我回是回了家，卻一個也沒答應，有的連面也未見。因為那時規定結婚年齡是男27、女23，或加起來50歲。這一次讓我動搖的原因是，對方是一名中醫且醫術小有名氣。我是獨子，又遠在外地工作，而父母是當地出了名的老病號，找個做醫生的妻子照顧二老，與他們與我都是好事。我們倆同齡，見面后還有不少共同語言，彼此印象不錯，於是就把戀愛關係定了下來。

　　返回單位后，冬花向我敘述了那天她們到火車站的情形，說她們來回走了上十里的泥巴路；我也如實講了我回家的情況，末了我嘆氣道：看來是我們有緣無份哪！

　　轉眼到了1980年。這年8月，我由宣傳部調到廠辦搞秘書，主要負責領導講話和工作計劃、總結的起草，同時還兼任小車調派和公章管理。事有湊巧，期間婧婧的媽媽被借到勞資科幫忙辦理老職工退休頂職事項，經常要到我那裡加蓋廠里公章。於是，我們幾乎每天都要打交道。更巧的是，此前我們雙方都與自己對象拜拜了。

　　說心裡話，至今我還是非常留念那位醫生，她溫和知禮且善解人意。我們關係確定后，雖然我不在家，但她經常獨自一人搭車去看望二老，並帶去食品和藥物。有一次，他還買了一部收音機和一個小物件。這個物件是幫助老年人穿針用的，老媽對此事一直念念不忘：這姑娘太心細了！誰知有一天，醫生突然來信說，我不贊成你調回來，如果你堅持你的觀點，那我們就算了！

　　後來再次回家探親才知道，醫生堅決要分手，其主要原因是我的一位本家小叔多了嘴。本家小叔與醫生同在一個街道上，當他得知我們的戀愛關係后，就與熟人們說，我的侄兒從小就是個神童，怎麼找這樣的人（他是指醫生過去曾與人談戀愛並懷過孕）。其實，她的這段情況我知道，雖然我也是一個很傳統的人，但還是理解並接受了她。沒想到，本家小叔的一句話，把我們的戀愛關係給斷送了。

　　婧婧的媽媽長得的確漂亮，曾被人稱為“廠花”、“黑牡丹”。初次或短期接觸，她會給人一個熱情、勤勞、有教養的印象。她第一次到我們老家，是以出公差的名義拐回去的。我隻身到河南去后，她在家裡又是挖菜園，又是到較遠的地方挑井水，洗衣做飯忙得不亦樂乎，再加上流利的普通話，着實讓二老高興，讓鄰居們羨慕。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她的蠻橫、狡詐的本性逐步顯現出來。這裡列舉二三。

　　吃飯是極為平常的事，但我們在這種小事上經常是搞得不可開交。比方是喊吃飯，如果是我做好了喊她，她可以一推再推最後再發一通火；如果是她做好了喊我，必須即刻就到，否則就是一頓像對待小孩一樣的喝斥。有一天早餐，盤子里的鹹菜吃完了，我就直接用筷子在鹹菜罐里夾，她馬上來了一陣喝斥，弄得我莫名其妙。她說，你的筷子有溫度容易把鹹菜搞壞。我說，不就是一點鹹菜嗎，用不着發那麼大的火。誰知她更火了，把我又是一陣喝斥。實在是忍不住了，我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扳，“不吃了！”誰知她先把碟子往地上摔去，然後向我撲來要打人。當時她已有身孕，我不便與她周旋就出門去上班了。當晚，她的大弟弟上門問罪，說我為什麼打她姐姐，並要我給他下跪！

　　1996年為婧婧轉學到我家，第一餐飯就發生爭執，她媽又對我先動起了手——呼嘴巴子！敢在離異之後的他鄉如此妄為，其緣由有兩條：一是本性再現，二是自私的伎倆。

　　自從我們分居后，除了要錢，婧婧的媽一般是不讓她到我那裡的——怕婧婧親近我而疏遠了她！這次轉學是婧婧要求的，婧婧的媽依然心存疑慮但又不能公開反對。於是，便來了個緩兵之計——先說是等婧婧一放暑假就過來，可一直挨到8月底才成行；緊接着再來個見面后的“下馬威”，轉學自然而然就夭折了——真是一舉多得的妙招：表面上沒阻止轉學，實際效果達到，你當爸爸的為轉學所付出的一切全部作廢！

　　去年，有人告訴我，婧婧尚未成家，據說是她的媽不想她離開她！我感到異常驚詫：天底下竟有這等自私的母親？！

　　婧婧的媽的性格形成我分析原因無外乎三條：一是傳承其父（“我是眼中容不得砂子的人”是他的口頭禪），二是在家的長期壓抑（包括其父蒙難時的壓抑），以至於我成了她的發泄工具；再就是她父親的唆使（其父已作古，我是先打嘴巴后說話）——她是一個孝女，只要是她父親說了的，明明是錯也要附和。（她與老爸是統一戰線。有一次，她的媽媽被她氣急了用頭撞牆。她媽常說，我是你媽不是你的大姐！）

　　說到壓抑，我起初是比較理解的。她的父親是1958年由鞍鋼舉家調到武鋼的，開始乾的是電工，60年代後期負責廠區周圍農村用電的收費。其間，免不了要發生禮尚往來。哪知，時間久了，來往多了，有好事者便舉報他利用職權索要農民的財物。“文革”期間這可是不小的罪名呀！於是，廠里在俱樂部開了他的批鬥會，並把糧油、縫紉機等物進行了展覽示眾。從此，他與家人成為被大家唾棄的對象。可以說，在我與他們家建立親戚關係之前，他們家的人一直沒能抬起頭來。

　　我們從“第二次握手”到結婚，其間只有8個月的時間。1981年“五一”，武鋼舉辦了首場浩大的集體婚禮，有100多對青年男女加入。當時，團委、計生辦的負責人找我們作動員時，她們家裡反對，我們也感到太突然——思想和經濟上都沒有什麼準備。團委書記對我說，你可是老書記呀，要支持我們的工作！並表示女方家的工作他們來做，資金缺口由她個人想辦法。能順利參加集體婚禮，有一個人起了關鍵作用——婧婧的媽媽的姥姥。當時，來自遼寧本溪的姥姥在這裡長住，是貴客也是惟一“拿得住”婧婧她姥爺的人。幾經勸說，老太太終於出面說話表示支持參加集體婚禮，才使我們順利地上了廬山。

　　我們單位參加集體婚禮的共有8對，其中有4人是我帶隊的知青。當天，有人看天像說，我們中間有幾對的婚姻走不到頭！也是湊巧，我們中的小侯夫婦，婚禮之後在上廬山之前就分道揚鑣了。

　　其實，我們的廬山之行也並非是一帆風順。在當時，照相機是件稀物，絕大多數家庭沒有這玩意兒。我是借的技術科的，也是我們單位帶去的惟一的一部。其間，除了我們倆之外，免不了也要給同行者照幾張。就為這，我們的“戰火”幾乎是朝息夕發。

　　原本是想維繫這段婚姻的，儘管參加集體婚禮的當晚我就挨了她一嘴巴，儘管中間經常磕磕碰碰，儘管她曾給我移情別戀的感覺，但礙於面子和政治前途，我一直委曲求全，不做抗爭。導致我痛下決心的是一次突發事件——

　　1989年的年底，當時單位之間熱衷於相互邀請搞什麼座談會。那天，廠里一共接到四五份請柬。我便利用廠辦主任的職權，把頭頭們都支到縣裡或市裡，自己騎自行車到了唇齒相依的鎮政府。因為彼此關係熟悉，酒桌上免不了要飲幾杯。後來，我以晚上家中有客做由，提前回到了家中。

　　家中請客並非捏造的理由——先天晚上我到家門的哥哥家，碰上從老家來的另一位本家哥哥。多年未見，請他到家做客是理所當然。於是，便敲定次日晚到我家小坐。回到家，我向“一把手”稟報了此事。雖然她沒反對，但丟過來一句話：買菜做飯你自己弄！

　　從鎮上回來后，我就開始摘菜、淘米，忙得屁顛屁顛的。期間，她還三不知幫幫手，但是不時遞來一句埋怨話。說多了，我就煩了，加之中午又喝了酒，我就放出一句：不要你幫忙，晚上的客照樣請！誰知這句話激怒了她，一扭身，她就哭着跑回了娘家！（過去她是經常這樣，一有摩擦她就往娘家跑，且每次都是我去向她的父母賠不是，然後再把她接回來——以我的失敗而告終！）有鑒於以前，當時我並沒把她的行動當回事：大不了等客人走了，我再去重複以前的“程序”！

　　誰知，事情並非我的意料。不一會兒，她的父母先後來到家中興師問罪。接着，他們逐個給廠里的頭頭打電話，硬是把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及幾位副職都請來了。廠長在北京開會，竟把他的夫人也給請來了！

　　領導是他們請來的，當然是他們先說。於是乎，婧婧的媽的口如同決口的黃河，陳芝麻、爛穀子統統地倒了出來，當然也免不了添油加醋，顛倒黑白。於是我說，年底了，領導們都忙，你說簡單點。其間，我把此話重複了3次。說第三次時，婧婧的姥爺開始發怒了。他把茶杯使勁向桌子上一扳，“怎麼，你不讓我的姑娘說話！”見他把杯子扳碎了，我也順手拿起一隻杯子往地上一甩，“誰不讓她說話，我是要她說簡單點！”他起身就向我踢過來，閃過之後我直呼其名地說：“xxx，你今天要麼樣，我奉陪！”這話又激怒了另外兩人。於是，婧婧的姥姥抄起了菜刀，婧婧的媽媽拿起了有機玻璃尺。

　　混戰中，我挨了幾腳，一位副廠長因為拉實架，腳也被崴了。一玻璃尺砍偏了，只砍在牆上的掛歷上。第二天我發現，被砍穿的掛歷後面，水泥牆還有1公分多深的口子！至今我還在後怕，如果那天我不是被拉進另一房間，我的命很可能就此完結了！

　　事後，婧婧的姥爺似乎有些後悔，期間也免不了一些調解者。可是這一次我誰的面子也不給，我流着眼淚對調解者說，我現在是忍無可忍了，過去她把“離婚”當歌唱，我是要麼不說，一旦說了就必然堅持到底！其間，婧婧的媽媽在外散布了許多無中生有的謠言，想從另一方面制服我或是從政治上扳到我，結果證明她是徒勞的。而她呢，再婚再離，又再婚又再離，這多少可以說明點什麼吧。廠里有位老工人的兒子離婚後，想與婧婧的媽媽在一起。老工人說，“他（指我）那麼有本事就弄不住她，你是想自討苦吃呀；你要是和她在一起，我就撞死在你面前！”（為了再現本來面目，我只能實話實說了）

　　婧婧的媽媽經常（包括婚姻關係保持時）用來打擊我的有兩枚“重型炮彈”（她自認為）：一是花心，二是嫌她生了個姑娘。

　　愛美之心人皆有，但我的“愛美”僅僅是喜歡和欣賞，甚至熱衷與之交往，而絕不是佔據或擁有——這是我一貫的原則。廠里有個女孩叫國香確實長得漂亮，可以說是迄今我見過的最漂亮的異性。還在我單身時，她就與我有所交往，主要是借書或是要點稿紙什麼的。由於年齡相差上十歲，加上又是同姓，我壓根沒朝其他方面想。有一次，她要我為她寫一篇演講稿，比賽得了一等獎，從此來往就多了一些。婧婧降生后，我到市區買糖果，是同國香一起去的。中間的照相、在暗室洗印照片，我都是中規中矩，未越雷池一分——對天發誓！

　　嫌婧婧是個姑娘，那更是無中生有！婧婧的媽的依據就是，我曾說要把婧婧丟到火車站去。此話我是說過，但是是在她哭鬧不休時說的——哪個做父母的未曾嚇唬過自己的小孩？！其實，她一出生，我逢人就說，拿個金男孩我也不換；她喜歡唱歌，一有新歌我就通過電視機一句一句地為她抄錄；爺爺奶奶也很高興，說婧婧是個福娃——爺爺奶奶都健在——我們家上幾代第一胎都是男孩，但都是出世后爺爺奶奶不全！1987年，婧婧的媽媽因患肌瘤被做了子宮全切手術。出院后的當晚，她媽哭着說，本來她還想再生一胎的，這下沒指望了！我安慰她說：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既是能生政策也不允許；你現在又是計生幹部，更要帶頭執行政策！

　　如果我是花心，如果我嫌婧婧是個姑娘，有一次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成就自己的“夙願”——

　　1988年的一天晚上，因又有摩擦再次驚動了左鄰右舍，包括婧婧的姥姥一共來了六七人。當時，我和幾位男士在外屋，婧婧的姥姥、媽媽和幾位說客在裡屋。突然，婧婧的姥姥氣沖沖地走了出來，口裡說著“要死要活隨你便”之類的話。一時間，我們都勸起了她姥姥，她媽媽仍呆在裡屋。

　　等一陣話後轉回時，有人突然驚呼，“哎呀，婧婧的媽怎麼啦！”於是，我們全部湧進了裡屋。這時，只見婧婧的媽躺在地上，旁邊有一個小藥瓶。我上前一嗅，是敵敵畏味，便馬上背起她就向外跑！

　　因為停電，醫院的水管里沒水！這時的我，顯得異常冷靜。在與調度室通電話請他們催促外部送電之後，又分別給臨近的住戶打了四五家電話，請他們以最快的速度拎一桶水到醫院來——因為洗胃需要不少的水！

　　事後，她們家放風說，如果婧婧的媽媽沒有搶救過來，就要與我打官司！若是我誠心要她死，隨便動下歪心思，婧婧的媽還有今天嗎？矛盾的轉化升級我又不是直接原因，他們又能把我告成什麼？！他們真是太忘恩負義、太不講道理了。

　　廠里許多人知道，是我與他們結成親戚之後，才使他們家及其家人再次挺身做人——

　　以前中斷來往的東北老鄉，開始與他們家恢復關係；婧婧的姥爺由車間調到廠安全科當專職安全員；她的大舅上班，工種隨他們挑選；她姥姥調到與廠領導家屬一起共事的花圃房。退休那年，她想到外旅遊，是我找到行政科的負責人，把本來已經通知本人的旅遊指標，又收回來讓給她姥姥；婧婧的媽媽本是一個普通工人，後來轉為國家幹部，一度成為灸手可熱的計生幹部崗位（我調走不久，她被調到招待所）……

　　更讓我至今不能釋懷的是，他們家來個小屁孩也要專車接送，而我的年邁多病的父母，來去都是坐班車、火車或是搭乘便車！

　　而他們，尤其是婧婧的媽媽、姥爺，不僅沒有感受到這一點，反而不斷把這個小家庭推向深淵。

　　臨在調離之前（手續已全部辦妥），許多好心人仍在勸我不要走，我說我是“睜着眼睛向懸崖走——因為那裡有我的年邁多病的父母！”由於婧婧的媽媽的霸道，父母每次過來，都是住不了幾天就氣走了，有時是流着眼淚離開的。1982年初，老媽本來是專程過來照顧婧婧母女的，可沒等婧婧降生，老人卻住不下去了。

　　大家的勸阻不無道理。20多年的奮鬥，不僅奉獻了青春年華，而且一切成果都要“歸零”，一個呼風喚雨的“政要”，從此回歸到寄人籬下的角色。

　　調回原籍后，填表職務一欄只能寫“辦事員”，連科員都不是；工資上午講的是95元，下午就變成了89元！（地方上就是這麼隨意！）既是這樣，我仍然每月給婧婧匯30元的生活費。也就是說，我們這邊的3人（父母和我），每月只有59元的收入。後來，隨着工資的增長，我也將匯款標準提高（儘管之後娶妻添丁，儘管吃了幾年“低保”），最高達到70元（部分匯款存根至今還存在家中）。2000年，婧婧上大學，我拼湊了1000元給匯了過去。這些，婧婧也許是不知道的。

　　離婚後，我幾乎是凈人出來的。當時在法庭上我說，只要是婧婧隨我，其它條件我全部依她媽媽。分割財產時，考慮到婧婧的學習與生活，該我要的彩電、洗衣機我都沒要。調離臨走前，我還特地將200元錢交給了攝像的小周，要他把婧婧的學習與生活拍下來寄給我。後來，我製作了一個家史似的專題片，片中敘述了婧婧的爺爺、奶奶和我對她的思念之情。其中的一段小詩摘錄於後，聊作本文的結尾：

　　每當聽到爸爸的喊聲，

　　我總以為是愛女婧婧，

　　雖然我知道可能性太小，

　　但也要疾步出門去找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