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第二次握手》終極版發行想到的

　　文/英子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曾經轟動全國的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終極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在北京的簽售活動上，年過70的老作家張揚像青春作家一樣被粉絲熱捧。看到這篇報道，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那已經塵封的“地下讀書”歲月又浮現在眼前。

　　20世紀70年代前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中世紀”。神州大地捲起“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飆，對文化進行全面的掃蕩，徹底的革命。在“破四舊、立四新”的革命行動下，一切中外的文化藝術都被打上“封、資、修”和“大毒草”的烙印，全部毀滅殆盡。那些作家、藝術家都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文人，成為“牛鬼蛇神”，要接受靈魂洗禮和勞動改造。經濟生產全面停滯了，文化生產徹底停止了，“讀書無用論”大行其道，中國人生活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極度貧乏之中。到了“文革”的中期，對文化出版的管制稍稍的鬆動一點，這時候出版了一些工農業生產技術類、醫藥類、地圖和詞典等文化類的書籍。為了開展“大批判”和“改造思想”、“反修防修”的需要，也重印和出版了一些文學藝術類的書籍，如“四大名著”和魯迅的作品，但更多的是那些反映階級鬥爭的革命文學作品，最著名的有表現農村題材的《金光大道》、《艷陽天》、《虹南作戰史》，工業題材的《沸騰的群山》，解放戰爭題材的《桐柏英雄》和抗美援朝題材的《激戰無名川》等等。

　　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流行的年代，讀書是要受到嚴厲批判的。但是，黑暗總是遮擋不住光明。雖然“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波濤洶湧，但是，還有學習文化的暗流在涌動。在青年人的心裡，依然萌動着青春的激情，還有對文化知識的渴望與嚮往。由於嚴厲的文化專制恐怖，沒有人敢於公開讀書，只能是轉入“地下”秘密閱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多青年組織了“地下”讀書會，我們也把那些劫後餘生的書籍拿出來，在家裡和要好的同學串換着閱讀並交流讀書體會。在工作單位，我們幾個愛讀書的青年工人在勞作之餘，經常偷偷聚在一起，找個安全的地方，互通信息、傳借書籍。有一次，我把一本書帶到單位去，準備借給我們的青年工友，不小心讓領導看見了，馬上叫我交出來，我不得不把書交到他的手裡，他翻看了一下，原來是蘇聯小說《普通一兵》，這才網開一面把書還給了我，但警告我不許看別的書籍。在那種極端惡劣的社會環境下，我們大家自嘲是“地下讀書者”。

　　社會的文化需求催生了私自出售和交換書籍的市場。這個市場就在市新華書店的路南小馬路上，我們經常去那裡買書和換書。可是，好景不常。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和一個朋友去那裡買書，那天天氣非常好，“書友”也特別的多。我買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我一直想要的1961年版的《世界文學》。大家正在互相交流讀書心得的時候，忽然來了一群身穿藍色制服、荷槍實彈的“人保”（‘文革’時期公安局改為‘人民保衛組’，警察簡稱‘人保’），厲聲宣布取締我們的“非法”行為。有幾個眼尖腳快的“書友”迅速逃跑了，我們這些反應遲鈍的，都被抓了起來。“人保”勒令我們靠牆站成一排，把書捧在胸前，到新華書店辦公樓里登記上繳，我幾次想趁“人保”不注意，把那本《世界文學》藏匿身上，然後矇混過關，但是，在那些表情冷若冰霜的“人保”面前，終究還是收回了這個念頭，乖乖地把那幾本書全部上繳了。後來，多虧了一個親屬走了後門把那幾本書給我要了回來。多少年後，在影視劇里看到二戰時，戰俘被押進集中營的畫面，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曾經的那一幕。但願這極其荒謬的歷史活報劇不再重演。

　　面對嚴酷的文化專制，一些年輕的文學愛好者不僅僅局限於“地下閱讀”，更是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偷偷的開展“地下文學”的創作，並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會上傳播。《第二次握手》就是其中之一。在那偷着創作、偷着流傳和偷着閱讀的年代，我借到這個手抄本后，用了整整一個晚上的時間就讀完了。書中主人公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深深感染了我，使我們感到在冷漠疏離的社會中還有愛和溫暖的存在，也看到了在假惡丑的現實環境中還有真善美的高尚情懷。

　　關於這部書的作者，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是誰，只是覺得他很了不起。到了70年代後期，“文革”結束了，苦難的歷程終於過去，神州大地迎來了春天。《第二次握手》終於見了天日，從地下傳播的手抄本到正式出版發行了，我們為此感到歡欣鼓舞。到這時才知道張揚這個名字，也知道他為了這本書遭受了牢獄之災，甚至被定為處以極刑的苦難遭遇。

　　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從手抄本的傳播到終極版的發行，見證了我們國家四十多年的文化發展歷程，歷史從思想愚昧、社會荒誕、文化沉淪的時代，進入到尊重知識、追求真理、崇尚科學的時代，這是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