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着紅苕長大

　　吃着紅苕長大

　　單位里一位年長點的同事，從農村親戚家專門帶回了一蛇皮袋紅苕送給我，我就隔三差五地用它煮點粥吃。今天下午有點時間，我又洗了幾根紅苕，配着帶點糯性的大米，微火熬了兩個小時，一屋子的苕香味，晚飯時我和兒子兩個吃的是津津有味。

　　兒子自幼在縣城長大，雖然沒有見過紅苕是怎麼生長的，但並不妨礙他喜歡這種食品。只是我們在給他做紅苕時，總是簡單地採取煮紅苕粥的方法，他沒有享受到我們小時候那麼花樣繁多的吃法，總是有點遺憾。

　　我們這些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小時候正是物質生活很貧乏的時代。但那時我們這裡缺糖缺餅乾，唯獨不缺紅苕，是紅苕滿足我們那正在旺盛生長着的味蕾。我們把它當水果。紅苕剛剛成熟還未採挖時，我們一些小夥伴經常偷偷地溜到村裡的地里，刨幾根，在小溪里洗去泥土，那鮮紅的苕皮刺激得我們口水直流，大家都大口大口地吃着。紅苕收穫的季節，每天上學的時候，我們每人口袋裡都要裝着一根或兩根紅苕，有時還是烤熟的，剝開來那個香味，讓你覺得那就是人間美味。紅苕稍微窖藏一陣后，甜味更濃，口感更爽。我後來在吃過板栗后，突然發現我記憶中的那些窖藏過的紅苕，就跟板栗的甜味和口感是一樣的！大人們製作紅苕的方法就更多了，紅苕煮粥，紅苕燜飯，清蒸紅苕，等等。還有家家都必須做的，就是把紅苕切成片晒乾，或把紅苕蒸熟后切片晒乾，春節時用油炸成苕片（我們那裡叫苕果），既可以拿來招待客人，又可以滿足小孩子的饞嘴。我母親年年把苕片藏起來，但藏得再隱蔽，我也會翻箱倒櫃扒樓梯把它找出來，每次裝一口袋，偷偷地生吃。到年底母親準備炸苕果時，總是發現只剩下了不到一半。蔬菜缺乏時，大多數人家還將紅苕切成絲，炒着當菜吃，只是它澱粉太多，一點也不下飯。我們那裡還有一種把紅苕做成紅苕粑的吃法，我小時候還見過。大人們把洗凈的紅苕在一個內壁上刻有一道道齒線的陶盆（我忘記了它的名字）來回用力摩擦，紅苕就變成了漿汁，然後把搗碎的紅苕漿做成粑或蒸或炸，那是我記憶中最甜美的一種吃法。是啊，我們這些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哪一個不是吃着吃着紅苕長大的？那時的農村，哪一家不是都有一個儲存紅苕的地窖？

　　很多的時候，紅苕的誘惑力對於我來說實在是太大了。小學時，我看過歌劇電影《洪湖赤衛隊》后，對赤衛隊長劉闖的那把小刀很喜歡，就是後來劉闖摔飛刀殺死叛徒黃金彪的那把小刀。男孩子都喜歡舞刀弄槍，我照着電影里的樣子，利用一個午休的時間，自己在家裡叮叮噹噹地打出了一把，覺得像極了劉闖的那一把。我揣着小刀歡天喜地地去上學，路上碰見同班的一個同學，我拿出來炫耀，同學一見也是愛不釋手，好說歹說，一定要我給他，我當然是不願意。到後來，他拿出來口袋裡的兩根烤苕，毫不費力地就將我心愛的小刀換了去。

　　我的第一次烹飪經歷也和紅苕有關。那還是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由於奶奶已經過世，爺爺和父親在另一個鄉鎮的手工業聯社當著手藝人，平時就是母親帶着我和弟弟在家。母親每天都要出工掙工分，每天的三頓飯就成了我們家的難題。那天晚上母親要到村裡打穀場上夜工，但我和弟弟兩個人卻飢腸轆轆要吃晚飯。母親考慮來考慮去，決定讓我和弟弟自己做一頓蒸紅苕。母親把紅苕洗乾淨，放在鍋里，加上適量的水，蓋上鍋蓋，然後讓我們開始燒火。母親反覆叮囑我：等紅苕蒸得能夠用插進筷子時紅苕就熟了，就把灶里的火滅了，可一定要把火滅乾淨了啊！我和弟弟並排坐在灶膛下，興高采烈地往灶膛里添着柴火，還沒聞到苕香味，就迫不及待地揭開鍋蓋，拿着筷子看看紅苕熟了沒有，在經過無數次地揭鍋蓋，鍋里那個最大的紅苕終於被我手裡的筷子鏨成兩截時，我和弟弟高興得跳了起來！

　　不久前看到《中國國家地理》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番薯改變歷史的生命之薯》，詳細介紹了番薯進入我國后給我國帶來的巨大變化。番薯別名很多——紅薯、山芋、甘薯、地瓜、紅苕、白薯……，是在明萬曆1593年進入我國，直接原因是當時南方沿海“山多地少，土地貧瘠零碎、人地矛盾劇烈，而神奇的番薯似乎轉為這方大地而生——它適應力極強，無論是濱海沙地還是丘陵山地都能生長。它粗生賤養，既耐旱又抗澇，災后可以立即恢復生機；它產量極高，當時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下地也有五六千斤…”“一至成熟，終歲足食”……“在大約200年的時間裡，征服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文章還說明，“以番薯為代表的美洲高產作物的引進，大大提高了土地蓄養人口的能力，是中國明清以來人口高速增長的重要幕後推手之一”。《中國人口通史》一書更是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番薯就是清朝中期以後人口繼續得以高速增長的基本原因。看到這裡，我終於明白了，紅苕這個本名叫番薯的東西，對我們中華民族的人口再生產是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不然我們到現在還做不到“人口眾多”。

　　只是番薯或者紅薯等，都是比紅苕要好聽的名字，為什麼我們這裡偏偏要叫它紅苕？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一提“紅安苕”了。不錯，我是紅安的，我們這裡就盛產紅苕，我們這裡產出的紅苕就叫“紅安苕”。據說在武漢的偏街小巷就有烤苕賣，正是用“紅安苕”做招牌，生意還不錯。這說明“紅安苕”的質量還是很好的，“紅安苕”的名聲還是很響的。但“紅安苕”的名字被城裡人叫多了，內涵就起了變化——把“紅安苕”當成了紅安人的代名詞，裡面有了一些鄙視。現在，我們紅安人自己也經常說自己是“紅安苕”，裡面多是自我調侃。究其原因，壞就壞在一個“苕”字，很多地方把人腦袋不開竅，為人不靈光，或者堅持原則、只知道埋頭苦幹叫做“苕”，張口閉口“你個苕貨”。實際上這一點也不關紅苕的事。紅苕生命力頑強，不擇地域，不擇氣候，插一根秧苗就能長出綠油油的一畦，給人類提供豐富的食品來源。這是“苕”嗎？這是無私的奉獻啊！紅安地狹人稠，資源貧乏，交通不便，紅安人只有靠吃苦耐勞，奮發苦幹，才能過上基本的生活。戰爭年代，紅安犧牲了十四萬英雄兒女，因為紅安人堅信，只有犧牲才能換來新生活。改革開放后，紅安人撒遍了天南海北，五洲四海，因為他們樸素地明白一個道理，只有適應社會的變遷，只有適應不同的環境，才能創造財富，才能過上小康的日子。他們的品質與紅苕何其相似！紅安人不是“苕”，是堅韌，是執著。從這個角度講，我倒不再反感把紅安人叫做“紅安苕”了，我想，應該將“紅安苕”這個品牌註冊，將“紅安苕”的文化進行挖掘，讓它給紅安人帶來更多的精神和物質財富。

　　無論從歷史和現實來看，紅苕是徹底地融入了我們的文化，我們再也離不開它了。

　　湖北省紅安縣公安局張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