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語不驚人死不休

　　辜鴻銘在西方獲得赫赫之名，多半由於他那機智有餘、火花四濺、酣暢淋漓的英文實在太出色。

　　當年，歐美人在中國簡直就如同洋菩薩，到處受到尊敬，辜鴻銘卻對這種崇洋媚外的現象十分反感，他決定不失時機地羞辱白人，以證明中國人才是真正優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電影院看電影，想點着一支一尺長的煙斗，但火柴已經用完。當他認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蘇格蘭人時，他就用煙斗和蓄有長指甲的手指輕輕地敲擊那個蘇格蘭人的光頭，一副傲形於色的樣子，以不容拒絕的口氣說：“請點着它！”那個蘇格蘭人被嚇壞了，以為撞煞，遭遇了中國黑道上的老大。蘇格蘭人自知開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搗出火柴，抖抖索索地點着辜鴻銘的煙鍋。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團煙霧，同時也吐出了心頭積鬱的那口鳥氣。辜鴻銘在洋人面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於他的機智幽默，某天，辜鴻銘在北京椿樹衚衕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鴻銘辯才無礙，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穩操勝算，也能在東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他面對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樣的高段位選手，他也能贏。

　　中日甲午海戰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居停期間，他與張之洞有過接觸，作為見面禮，辜鴻銘將剛出版不久的英文譯本《論語》送給伊藤。伊藤早有耳聞——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的。”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只好微笑頷首。

　　辜鴻銘生平喜歡痛罵洋人，反以此見重於洋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裡，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洋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要二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生逢亂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鴻銘那樣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傑，罵遍天下強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語尖酸刻薄，不肯假貸，不留情面。慈禧太後去世后四年，辜鴻銘寫過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愛好》的文章，讚揚慈禧太后“胸懷博大，氣量寬宏，心靈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無可挑剔的人”。但這並不表明，他對慈禧太后就沒有微詞。鄂中萬壽節時，湖廣總督府大擺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編愛國歌。

　　辜鴻銘對同僚梁星海說，有愛國歌，豈可無愛民歌？梁星海便慫恿他試編一首。辜鴻銘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誦道：“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話音剛落，滿座為之嘩然。

　　近世人物中，辜鴻銘最看不起袁世凱，因此後者挨罵的次數最多，也最為不堪。1907年，張之洞與袁世凱由封疆外任同入軍機，辜鴻銘也做了外務部的員外郎。有一次，袁世凱對駐京德國公使說：“張中堂（張之洞）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辦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處理公務無須學問幫襯。辜氏聽了這話，便以戲謔的語氣嘲笑袁世凱不學無術，他說：“當然，這要看所辦的是什麼事，如果是老媽子倒馬桶。自然用不着學問；除倒馬桶外，我還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到的。”當時，有一種說法眾人皆知：洋人孰貴孰賤，一到中國就可判別，貴種的洋人在中國多年，身材不會走形變樣，賤種的洋人則貪圖便宜，太快朵頤，不用多久，就會腦滿腸肥。辜鴻銘借題發揮，用這個說法痛罵袁世凱：“余謂袁世凱甲午以前，本鄉曲一窮措無賴也，未幾暴發富貴，身至北洋大臣，於是營造洋樓，廣置姬妾，及解職鄉居，又復購甲第，置園囿。窮奢極欲，擅人生之樂事。與西人之賤種到中國放量咀嚼者無少異。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人謂袁世凱為豪傑，吾以是知袁世凱為賤種也！”

　　1919年，張勳六十五歲生日時，辜鴻銘送給這位尸居餘氣的“辮帥”一副賀壽聯，上聯是“荷盡已無擎雨蓋”，下聯是“菊殘猶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滅亡了，那頂官帽已經全無着落，但還留下一條好端端的辮子，足可笑傲於這個寒光閃閃的時代。撇開這副對子精神內涵不談，借喻確實極為貼切生動。辜鴻銘用蘇東坡《贈劉景文》一詩中的名句做壽聯，與其說是誇讚張勳的遺老骨氣．還不如說他是別有深意，純然作為自我表彰。畢竟張勳帶頭上演過復辟鬧劇，他那條辮子已經臭名昭著，而辜鴻銘的辮子，大家無論是否情願，確實承認它具有傳統文化的符號意義，當新文化運動蓬蓬勃勃之際，稱它為“傲霜枝”，雖有點滑稽。但還不算是比擬失倫。

　　詼諧的人很可能嚴肅，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鴻銘生平最看不慣官場里的蠅營狗苟。以段祺瑞為首的安福系軍閥當權時，頒布了新的國會選舉法，其中有一部分參議員須由中央通儒院票選，凡國立大學教授，或在國外大學得過學位的，都有選舉權。於是，像辜鴻銘這樣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餑餑。有位留學生小政客到辜家買票，辜鴻銘毫不客氣，開價五百元，當時的市價是二百塊。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鴻銘優惠一點。降至四百，少一毛錢不行，必須先付現金，不收支票。小政客還想討價還價，辜鴻銘就大吼一聲，叫他滾出去。到了選舉的前一天，辜鴻銘果然收到四百元鈔票和選舉入場證，來人還再三叮囑他明天務必到場。等送錢的人前腳一走，辜鴻銘後腳就出了門，他趕下午的快車到了天津，把四百塊錢悉數報銷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兩天後，他才盡興而歸。小政客早就氣歪了嘴巴，他趕到辜家，大罵辜氏輕諾寡信。辜鴻銘二話不說，順手綽起一根粗木棍，指着那位留學生小政客，厲聲斥責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幾個臭錢來收買我！你也配講信義！你給我滾出去！從今以後，不要再上我這裡來！”小政客懾於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頭鼠竄，逃之夭夭。

　　在京城的一次宴會上，座中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國記者逮住這個空當乘機採訪辜鴻銘，他提的問題很刁鑽：“中國國內政局如此紛亂，有什麼法子可以補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開出一劑猛葯：“有，法子很簡單，把現在所有在座的這些政客和官僚，統統拉出去槍斃掉，中國政局就會安定些！”想想看，他這話往報紙上一登，還能不炸鍋？還能不招致各路強梁的忌恨？

　　辜鴻銘曾在課堂上對學生講過：“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可見他對蔡元培頗為尊重。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紅樓開會，主題是挽留蔡元培校長，大家都無異議，問題只是具體怎麼辦，拍電報呢，還是派代表南下。大家都講了一番話，辜鴻銘也登上講台，贊成挽留校長，他的理由很特別——“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這麼一說就顯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場和意見一致，才沒人選擇這個時候跟他抬杠。

　　在北大當教授，辜鴻銘並沒有把本分之中的傳道授業解惑當回事，他第一堂課要學生將講義翻到page one（第一頁），等到最後一堂課他還是要學生將講義翻到page one。授課時間全在嬉笑怒罵中過去，但他的嬉笑怒罵全是學問。辜氏的課上座率極高，並不遜色於胡適多少。以怪論聳人聽聞，以嘲罵語驚四座，以詭辯獨擅勝場，眼瞧着那些青年聽眾兩眼發直，撟舌不下，被牽着鼻子走，這才是辜鴻銘樂此不疲的事情。又有誰比北大的學生更合適做他的聽眾？要領會他的幽默諷刺，必須有點悟性。胡適初至北大任教時，辜鴻銘根本沒把這位二十七八歲的留美博士放在眼裡，他批評胡適講的是美國中下層的英語。與高雅不沾邊。胡適開哲學課，更讓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歐洲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會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辜鴻銘在課堂上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住他們的飯碗。他們的飯碗可跟咱們的飯碗不一樣，他們的飯碗很大。裡邊可以裝汽車，裝洋房，裝姨太太。又說，現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們所用的名詞就站不住腳，譬如“改良”一詞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還改個什麼勁？莫非要改“良”為“娼”？

　　有一次，他向學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擁護君主制度，中國社會大亂，時局不寧，主要原凶是沒有君主。他舉出一個小小的例子。以證明此言不虛：比如講法律吧，你要講“法律”（說時小聲），沒有人害怕：你要講“王法”（大聲，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個“王”字就絕對不行。說到王法，還有一個笑話，辜鴻銘討了一位中國太太，還討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們對他很好，但有時也會聯手對付這位古怪老頭，因此辜鴻銘多少有點懼內，別人抓住這個題材調侃他時，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還有王法么？”

　　辜鴻銘經常將孟子的那句名言掛在嘴邊，“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辯滔滔，亦詭辯滔滔，其雄辯與詭辯如山洪暴發。勢不可扼，難以阻截，當之者莫不披靡，不遭滅頂之災不得解脫，英國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都曾領教過他的厲害。有一次，辜鴻銘在宴席上大放厥詞：“恨不能殺二人以謝天下！”有客問他二人是誰，他回答道：“是嚴復和林紓。”嚴、林二人均在同席，嚴復涵養好，對辜鴻銘的挑釁置若罔聞，林紓則是個暴脾氣，當即質問辜氏何出此言。辜鴻銘振振有詞，拍桌叫道：“自嚴復譯出《天演論》，國人只知物競天擇，而不知有公理，於是兵連禍結。自從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莘莘學子就只知男歡女悅，而不知有禮義，於是人慾橫流。以學說敗壞天下的不是嚴、林又是誰？”聽者為之面面相覷，林紓也無從置辯。

　　儘管辜鴻銘與其日本夫人和中國夫人相處得都很和睦，在家裡也不像普遍的中國男人那樣喜歡頤指氣使，作威作福，但他腦子裡並沒有女權的影子，他對女性的輕視往往出之以詼諧。譬如他用拆字法將“妾”字解釋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時作手靠也。他曾將此說告訴兩位美國女子，對方立刻加以駁斥：“豈有此理！照你這麼說，女子倦時又何嘗不可將男子作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們甚為得意，以為這樣子就可輕易駁倒辜鴻銘，使他理屈詞窮，啞口無言，她們太低估自己的對手了。辜鴻銘果然祭出他的殺手鐧，這也是他被人傳播得最廣的一個幽默：“你們見過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可曾見過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與此說相類同。他還在北京大飯店的宴會上戲弄過一位英籍貴婦。那位貴婦跟他搭訕：“聽說你一向主張男人可以置妾，照理來說，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氏大搖其尖尖的腦袋瓜，連聲否定：“不行不行！論情不合，說理不通，對事有悖，於法不容！”那位英籍貴婦正要提出質詢，辜氏又反問道：“夫人代步是用黃包車？還是用汽車？”她據實相告：“用汽車。”辜氏於是不慌不忙地說：“汽車有四個輪胎，府上備有幾副打氣筒？”此語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貴婦頓時敗下陣來，面紅耳赤，嗒然若喪。

　　（摘自《新文化與真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