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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弟溥傑鮮為人知的經歷

手機:M版  分類:舊聞舊事  編輯:小景

末代皇弟溥傑鮮為人知的經歷 標籤:為人民服務 遇見未知的自己 面試經歷 工作經歷

  他看到了乾隆皇帝的遺詔

  溥傑生於1907年,比末代皇帝溥儀小1歲,溥儀個子較高偏瘦。而溥傑較矮偏胖。少年溥傑和溥儀一次在宮中追逐玩耍,偶然鑽進了養心殿的東廂房,無意中,溥傑發現了殿堂正中佛龕後邊的一捲紙,當兄弟倆打開這一塵封了多年的紙卷后,發現這竟是一份乾隆皇帝的遺詔,紙包上赫然書寫着“後世如有開啟者,便不是我的子孫”。在溥儀的“聖旨命令”下,溥傑打開了這一紙卷,原來裡邊藏着的,竟是雍正皇帝殺害兩個弟弟的密詔!聰明過人的乾隆之所以將這一密詔嚴密包藏起來,並另寫了遺詔,言稱“後世如有開啟者,便不是我的子孫”,顯然是遵從“子為父隱”的舊封建禮教。乾隆又選擇了適當的時機,為兩位叔叔做了平反昭雪,在平反這件冤案的同時,也掩飾了雍正殺害他兩位弟弟的真相,實可謂用心良苦。

  最先得知“9·18事變”即將爆發

  1929年,溥傑到日本學習語言,1931年酷暑的一天,溥傑即將回國休假,一位名叫吉岡安直,在鹿兒島的軍隊任少佐的日本人(後來當了溥儀的“御用掛”),熱情邀請他去鹿兒島遊玩。吉岡安直對溥傑畢恭畢敬,熱情洋溢,天天陪着四處亂轉,幾乎遊玩了鹿兒島的每個角落。幾天之內,兩人的關係飛速發展,由普通朋友升溫到了“莫逆之交”。臨別之際,吉岡擺了一桌豐盛的酒席為溥傑餞行,杯盞交錯之間,吉岡突然語氣鄭重地對溥傑說:“目前東北的張學良對日本很不親善,弄不好將來東北會有重大事情發生。請你哥哥自己好好保重吧。”7月10日,溥傑從日本返回天津,立即將吉岡的話原原本本地稟告了溥儀。當時溥傑並不明白這番話的意思,只是如實轉告,而溥儀聽了,也沒有什麼過激的反應,只是隨意說了聲“知道了”。溥傑不放心地追問“日本人對東北是否有陰謀”,溥儀也對此緘口未言。暑假后,溥傑又回到日本,事隔不過一個多月,“9·18事變”果然爆發了。此時,溥傑才對吉岡的預言如夢方醒。

  從“政治婚姻”到美滿婚姻

  1937年,正在日本讀書的溥傑與日本姑娘嵯峨浩結婚,他們的婚事,是一樁由日本關東軍炮製的“政治婚姻”。嵯峨浩的父親的祖母,是日本明治天皇的生母中山一位局的侄女,所以嵯峨家與天皇有着不解的血緣關係,來往相當密切。正是其顯赫的門第為日本關東軍所看中,在眾多日本女子中挑選了嵯峨浩。在以本庄繁大將為首的日本關東軍的操縱及精心策劃下,溥傑與嵯峨浩見了面,並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成就了這一段政治聯姻。婚後,日本關東軍曾指令偽滿從溥儀的財務賬上,專撥50萬元公債且以每月利息作為溥傑夫妻生活的專款費用,而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訪問”偽滿時,也曾秘密召見溥傑,親手贈送1萬日元,並叮囑此事不能告訴任何人。如此的關懷備至,不由使人們的心理上,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猜測,懷疑嵯峨浩是間諜的說法,一時充斥着帝宮內外,而溥儀當時就持懷疑態度,並屢屢警告溥傑要謹慎處理夫妻關係,甚至連溥傑的乳母,也不放心讓他吃妻子挖的野草根,唯恐被她毒害。周圍人的影響壓力,流傳的風言風語,一度也使溥傑坐卧不寧,處處對妻子留着心眼兒。這種心存疑慮的狀態,一直持續了很久。但令人欣喜的是,溥傑與嵯峨浩的愛情,最終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這對因政治而走在一起的夫妻,經歷了多年的相濡以沫與相互扶持,竟歪打正着地成了一對令人羨慕的神仙眷侶。

  替溥儀捉刀

  1945年,在溥儀、溥傑兄弟倆被扣留在蘇聯期間,溥傑對自己的前途有着明確的主張,絕不想盲目追隨溥儀,也不願留居蘇聯,他的計劃是先去日本暫時安身,然後從長計議地實施“復辟”的夢想。而與他相反,溥儀的“如意算盤”是先留在蘇聯,再設法以此為跳板逃向歐美國家,另尋他路。為了不讓蘇聯人把他送回中國(主要是想逃避中國政府對他的懲罰——至少不被中國政府以漢奸罪而槍斃),溥儀屢次上書斯大林,其中第一封就是溥傑為他捉刀草就的。信中打着“為蘇聯效忠”的幌子,要求“永遠留居蘇聯”、“全心致力於蘇聯社會主義理論和其他科學的研究”。眼見幾次“致斯大林書”都未見迴音,溥儀又出新招,一次,一位中校進屋,溥儀見身旁沒有人,便把他拉在一邊,求他向斯大林彙報,要求“加入蘇聯共產黨”,結果被斷然拒絕了。

  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緣起於撰寫認罪性的“回憶錄”。感到親筆撰寫有難度,遂“欽定”並經戰犯管理所認可,找來溥傑“捉刀”,這便是一部“奇書”問世的緣起。溥傑的文才一向比溥儀高,是所里公認的“秀才”,而創作的衝動,更使他一發不可收拾。他抓緊一切時間,終日伏首於案頭,全身心地投入了寫作,對於不熟悉的史實,向所里要求提供參考資料,為了真實地反映溥儀的心態,還常與溥儀相互切磋,交流意見。兄弟倆的共同寫作,也是一個觸及靈魂的過程,溥儀總是琢磨着如何在“寫作”中隱瞞事實,給自己“塗脂抹粉”,扮演成一個“受害者”的形象,以逃避歷史的罪責,而溥傑卻堅持“秉筆寫史,不事粉飾”的寫作原則。兄弟倆觀點不同,常常在寫作中引發爭論乃至對立。在這種激烈的紛爭中,溥傑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挺直腰板,批評溥儀的觀點,最終說服了溥儀承認錯誤,如實地敘述歷史。經過了一番嘔心瀝血的寫作,這部“奇書”的初稿,終於誕生於溥傑的筆下。書中充滿了懺悔的字眼,並有不少罕見的史料線索,具有特殊而寶貴的歷史價值。油印本一問世,這部由末代皇弟執筆的“末代皇帝自傳”,便以其獨特的魅力,傳閱開來了。

  特赦順序發生了變化

  1959年,最初,撫順戰犯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是溥傑而非溥儀。賀龍元帥曾找溥傑與溥儀談話,勉勵他們好好做人,給兄弟倆吃了“定心丸”。而溥傑還曾被所方鄭重其事地找來談話,讓他做好兩手準備,其實這就是蒙赦的“潛台詞”。特赦溥傑,似乎已成了定局。但當金源所長風塵僕僕從北京領證回來,卻變了卦,他領回的特赦證書不是溥傑而是溥儀。是什麼使溥傑弟兄倆的特赦順序發生如此戲劇性的突變呢?一語定乾坤的,並非尋常人物,而是毛澤東主席。當特赦名單送呈到他的手裡時,毛主席看后頗不以為然,提筆批示道:“要放,就先放‘皇帝’,共產黨有這個氣魄。”由於毛主席點了“將”,特赦溥傑變成了特赦溥儀——而且成了第一個被赦之人。溥傑於1960年獲釋。

  (摘自《末代皇弟溥傑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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