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起國民善心的並非慘烈地震本身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在很短的時間內，人們的善心有如滿月的潮水，洶湧澎湃，面對如此熱烈而高昂的善舉，於是有人認為是地震造成的災難喚醒了人們的良知，是人們自發的對物傷其類的苦難的憐憫，是人們內心深處的原善被震破宮包后的爆發！

　　對於以上說法，我不能說沒有道理，因為鐵的事實擺在面前，譬如小學生班長在回答“為什麼自己跑出來后還返回廢墟救同學”的提問時，他回答說：“我是班長。”河南十位憨厚的農民知道四川地震后，自發地給災區送去了第一批救災物資；個企老闆得知四川地震后，購買大型機械設備日夜兼程奔赴災區；上海普通市民拍賣住宅認捐；拉煤老人頃其所有向災區捐款；眾多志願者向災區輻湊而至；身為災民的人們舍小家顧大家奮力自救……

　　所有這些，都體現了人們的良知，表現了人們對災區人民痛苦的憐憫，說他是人們內心深處原善的覺醒也並不為過。

　　然而，我又覺得，真正喚起民眾善心並讓善心能夠充分表達的，並非慘烈地震本身，而是因為——

　　從政治層面說，我們國家近些年的民主政治建設，雖然還有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總的來說要比以前昌明得多，或者說正在向著昌明邁進。國家領導集體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已不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的話語擺設，總書記、總理不顧個人安危，在第一時間親臨受災一線，察看災情，安撫群眾，指揮、部署抗震救災，領社會良善風氣之先，對此曾有先哲說過：一個社會風氣的好壞，是由這個社會的領導者所帶領的。由此說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執政為民的理念及其身體力行的榜樣作用，為人們善心的覺醒，為推動社會的善舉向縱深發展是功不可沒的。

　　設立哀悼日，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平頭百姓，向死難者致哀，充分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對國民的尊重。

　　正因如此，廣大人民群眾在這種昌明政治下，找到了主人翁的地位，不做看客，與中央形成良性互動，才使得善舉有如錢唐江的海潮，一潮高過一潮。

　　從新聞傳播層面說，由於政治的相對昌明，新聞媒體採訪報道的自由度隨之提高，其間各種媒體不遮不掩的實事報道，讓人們第一時間了解了災情，了解了苦難，資訊的發達和透明使非災區與災區的人們一樣感受到了切膚之痛，網絡更是為國人提供了自由表達的話語平台，這就使得人們從幕後走向了前台，無論地處塞北，還是南疆，雖處災區之外，但都成了抗震救災的參與者，這恐怕是本次大地震與幾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的最大區別。

　　從經濟層面說，改革開放這些年來，經濟的發展讓人們富裕了，地震給了富裕起來的人們一個奉獻愛心回報社會的機會。試想：河南的十位農民，他們若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就是再有愛心，也不大可能憑兩條腿去跨越難於上青天的蜀道，再怎麼也不可能成為第一批捐贈人；拉煤的老人，若沒有對明天預期收入的基本把握，傾其所有的一捐是斷斷不可為的，而這種對明天預期收入的基本把握又恰恰來自於他看好的社會經濟和社會保障，也就是說是較好的社會經濟和一定的社會保障給了老人以底氣！幾十萬志願者自備路費和生活，參與救援真真是“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他們若沒有一定的經濟作為支撐的話，恐怕也只好是每天在電視機前抹眼淚的獻愛心了。

　　從組織層面說，這次地震發生后，災區各級政府儘管全力以赴，終因交通通信電力中斷和人員損失慘重，加之震后的各種矛盾突出，其執政能力有如遭受洪水冒頂的大壩，驟顯單薄。是時，中央政府迅即反應，靠前設置抗震救災指揮部統領救災工作，為災區的各級政府有效地開展工作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從而避免了災區陷入叢林法則狀態的可能，一個有序的救災場面讓人們覺得獻出一片愛心是值得的。再有，中央政府和災區政府對善款使用的透明，讓人們看到了善心結出的善果，從而又催生出更多的善心，使愛的涌潮不斷地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