隕落在短暫里永遠的絕唱（何忠華）

　　文/何忠華

　　我有時不敢去想象，因為這總是過於凄涼，因為這是命運對文學劃出的一道深深的悲殤。

　　縱觀整個文學史，在我們對幾千年的文學長河的一瞥中，一個現象讓我們為之震驚----文學史上那些耀眼的巨星，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剛剛在文學的天地里樹起一座座豐碑，便早早的隕落了。這是文學的必然，也是千年文字的悲傷。文字失去了他們的知音，人間也便少了千年的傳唱，也埋沒了那些尚未綻放便永遠沉寂在地下的遙遠的絕響。

　　讓時間回到從前：從民國到清明，清明到宋唐，宋唐到晉魏，晉魏到漢秦，即使上溯到戰國春秋，也是一樣。不論是亂世的金戈鐵馬，還是盛世的國泰民安，似乎都改變不了那些文學巨匠短暫一生的命運。魯迅，徐念慈，龔自珍，徐渭，唐寅，秦觀，李煜，杜甫，蕭統，賈誼……這些，一顆顆璀璨的星星，不到花甲之年，便靜靜的在遙遠的夜空中睡去。

　　的確，這不是偶然。總的來說，有這麼幾類。

　　第一，這是知識分子民族責任的負擔和正義使命的結局。這一類文壇巨星，在民族大難臨頭之時，大義凜然，為民族的命運而鬥爭，在鬥爭的失敗中成為犧牲品，黯然逝去。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這裡的匹夫，很多時候，中堅力量往往會變成知識分子。說到知識分子，就還必須澄清一下，我所說的知識分子，不僅僅是學識的淵博，更重要的是在於有責任感和良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宋代大儒張載的名言，一個學識淵博者，如果連以上四點中的任何一點都不具備，甚至，連這樣的情懷和胸襟都沒有，一切的努力，只是為了自己的私慾的話，那麼在我看來，還不是知識分子，而只能稱其為“知道分子”。這樣的人，僅僅是比一般人多有一些知識罷了，從良知的角度說，還配不上“知識分子”，假如這樣的人也成了其中的一員，那麼無疑是給歷史上的知識分子抹黑。無論是近代的屈辱史，還是古代混亂的封建史，國難當頭，首先站出來的，就是這些有良知的讀書人。在他們的心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已經成為深深地烙印，民族的危機來臨之時，他們會挺身而出，即使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惜，因為在他們內心深處，這是他們學習聖人之道的使命和責任。

　　岳飛，雖為武將，然而說它是文人，想必也不為過，在南宋危急之時，毅然率領岳家軍北上抗敵，男兒壯志，豪情滿胸，揮筆寫下《滿江紅-怒髮衝冠》，即使最後落得“莫須有”而含冤而死的結局，也要在沙場上戰至最後一刻。文天祥豪情萬丈，在民族千鈞一髮之時，依然在最後的抗爭中寫下“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千古傳誦的名句。在高官厚祿的誘惑和嚴酷刑罰的威逼之下，波瀾不驚，從容赴死。一代文壇領袖陳子龍，領導文人做最後的鬥爭，在明朝滅亡之後，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像岳飛、文天祥以及陳子龍這樣的文人，都是在挽救民族之中早早的便逝去了。然而，這樣的精神並沒有因為他們的早逝而嚇到後來者因而被他們帶進墳墓，反而激勵了更多的文人在民族的危急之時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從而促使他們的後繼者多如牛毛。譚嗣同，秋瑾，鄒容，陳天華，聞一多等等一大批知識分子，為爭取國人的自由和利益英勇就義，永垂青史。

　　第二，還有一類人，也是心繫天下，他們出口成章，吟詠成誦，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為天下人的福祉而操勞，為天下的百姓擔憂，終憂勞成疾，最終結束他們短暫而光輝的一生。

　　不問蒼生問鬼神，賈誼為大漢天下擔憂，終撒手人寰。杜甫處在大唐王朝走向衰落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卻不是自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他想到的，還是那些為衣食住行發愁的窮苦人。他們心懷天下，詩情由心而發，吟成千古絕唱。蘇軾一生為大宋的繁榮努力，直至到死。一生歷經多少磨難，鳳翔求雨，西湖築堤，抗西夏，奔南海，身心俱疲，憂勞成疾，雖不是早逝，但其一生顛簸，所受之磨難，亘古少有，實屬罕見。若非東坡超俗曠達的人生態度和弟弟蘇轍的幫忙，恐怕也逃脫不了早逝的命運。像他們這樣的人，一生多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奔走呼號，最終身心疲憊，轟然倒下。這樣的人，翻開中國文學史，絕不在少數。

　　第三，為自己效忠的朝代和君主殉葬。這類文人，他們中的很多和第一類人是重複的，但是要區分的是，前一類人往往是在戰鬥中犧牲，一般都是參加直接的戰爭的，而後一類人，一般不會直接參与前線戰鬥，在自己效忠的朝代或君主滅亡后，隨着政治力量的改變，統治權利的更替，便也跟着自盡了。這一類人，不好怎麼去評判。有的是對新的政治的厭惡，有的是對舊的故主的不舍，有的是愚忠，有的是在兩種政治思想的激烈碰撞中在思想上受到極大的打擊和摧殘，致使他們放棄了自己的生命。

　　這一類人中，典型的便是清末的一代文學巨將王國維。他一生都認定了自己是清王朝的人，受到溥儀的請召進宮，卻被和溥儀一起趕出紫禁城，這對王國維來說是莫大的恥辱。後來清華大學邀請他在大學任教，他也是徵得溥儀同意後方才上任的。致使後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勝利、北伐軍逼近華北之時，王國維留下“經此事變，義無再辱”的一紙遺書，拖着標誌清王朝的長辮，投昆明湖而盡，時年五十一歲。王國維是“忠清”，他忠於清朝，而又不為其充當鷹犬和走狗，也不為其宣走哀號，堅守着自己作為讀書人固有的氣節。他感謝宣統皇帝對自己的知遇之恩----王國維一介秀才，宣統帝任命他為“南書房行走”，享有“食五品俸”和“賜紫禁城騎馬”的待遇，這對古代科舉之下的讀書人來說，無疑是天高地厚之恩，光宗耀祖之事。故在清王朝兵敗之際，他羞憤交集，從容的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說王國維傾向於忠於朝代，那麼方孝孺則是更傾向於君主。當明成祖朱棣揮軍南下，發動“靖難之役”，一舉奪了建文帝朱允炆的皇權而自己做皇帝的時候，他絕望了，寫下“建文五年，永樂篡權”八字，把自己的親朋家族也一起帶進了墳墓。在這裡，我並希望把方孝孺這樣悲慘的過多的歸結於他的“孤高自傲，意氣太盛”之上，當然，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似乎說這是明成祖朱棣的暴君的使然，似乎更合理。

　　在統治權力的更替之中，像方孝孺和王國維這樣的人亦比比皆是，幾乎每個新的統治力量上台的時候，都會有一批遺臣為自己效忠的朝代和君主殉葬。而這樣的遺臣情節，雖不是文人所獨有，卻是在文人尤其是古代的讀書人中是比較突出和根深蒂固的，即便是那些投靠新的統治的人，內心多半也是無比矛盾和愧疚，這一點，也許錢謙益倒是最典型的代表。

　　第四，對於文人來講，雖然不都是“自古文人相輕”者，但幾乎所有人都會陷入無休止的文壇鬥爭的漩渦中，古代如此，今人更甚，比起習武之人的相互切磋和打鬥較量，文人的爭鬥似乎更加令人難以捉摸，也顯得更為繁雜。很少有人願意，並且能從這個鬥爭中脫身，洒脫在九霄雲外。而很多人在這樣的鬥爭中耗費了大量的精力，有的甚至一生都在這樣那樣的就都中無法脫身，損耗過度而喪命。

　　文壇上的鬥爭，我並不去評價，因為這雖有糟糕的一面，但是我們也因該看到積極的一面，正是因為各家各派的相互爭鬥，才加快了文學的發展，尤其是文學理論的進步。在文壇上，這樣的鬥爭比較複雜。有派別之間的爭鬥，有思想之間的衝撞，有為某個觀點相左而口誅筆伐着，也有為篇文章而引起軒然大波的，有君子與君子之間的論道切磋，也有小人和君子之間的激烈較量，當然，更好笑的是小人和小人也會相互撕咬，亂作一團。當然，如果有人心懷不軌，人心不正，和這樣的人碰上了，那就沒有什麼積極作用可言了，他們會想法設法，毀你名譽，斷你錢財，打擊報復，無止無休，直到你筋疲力盡而亡，這樣的事，在文壇上已經是見多不怪，想想真有點讓人頭皮發麻。

　　有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就有人反對古文運動；有黃庭堅江西派大旗招展，就有反江西派人聲鼎沸；有人提出主法，就有人堅決反對用法；有人提倡自由而為，就有人力挺行文規範；有人提出人性解放，就有人堅決擁護儒家傳統……在這些鬥爭中，名目繁多，緣由也不可細數。這些鬥爭，魏晉時相對和緩一些，到了唐代，就急劇上升，宋代更是超越了文的爭鬥上升到生活和肉體的廝殺，明清時期，可謂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鴉片戰爭以後至解放以前的百十年間，更是把這種文人之間的鬥爭演繹到了極致。

　　到宋代，這樣的鬥爭就已經超出了文的範圍，甚者則會變成人身攻擊。最典型的就是蘇軾。有人反對他以詩為詞，反對他的豪放詞，有人對他的詩風詞風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大為不屑，除了口誅筆伐，行文征討外，還進行人身陷害。這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這也是蘇軾身處文壇的使然。尤其是蘇軾的性格和文風結合在一起的時候，蘇軾以及他自己的詩文與一部分人的矛盾就急劇上升了。公元1079年，文學史上最黑暗一天，蘇軾這個曠世第一奇才子因詩文被誣陷入獄，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烏台詩案”，也開了幾千年來文字獄的先河，此後無數人因詩文喪命，傷亡無數。若不是太祖的定下的祖訓，蘇軾恐怕早已冤死獄中，暴屍街頭了。蘇軾遇到的，正是一幫貪如狼，狠如柴，猛如虎，毒如蠍的小人。他們對蘇軾的作品猛烈批評和詆毀，不惜進行大量的歪曲。三旨宰相王珪、奸臣蔡京及其黨羽等一大幫文人對蘇軾及其蘇門以下的讀書人發動猛烈進攻。秦觀、黃庭堅等多人遭到打壓和排擠，他們的仕途也和蘇軾差不多走成了一樣彎曲的坎坷。

　　蘇軾在這樣的鬥爭中是屬於幸運的，蘇轍幫他，親朋好友也多次相助。但是很多像他一樣不拘一格，在文壇上揮灑自如的人，就比他慘得多了。明朝，這個極盡瘋狂之能事的朝代，新思想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新思想想家也是異軍突起，諸如徐渭、李贄等是大名鼎鼎，之後的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袁氏三兄弟也是如雷貫耳。但當時就是這幫心思想家（袁中道後期已經思想倒退），受到各種勢力的攻擊，異常兇猛。徐渭便是首當其衝，致使其四處碰壁，但徐渭並不因此妥協，致使最終喪命於這場思想的爭鬥中。後來的李贄也是如此，遭流放，鋃鐺入獄，最終在獄中自盡。徐渭和李贄，雖都年逾古稀，然其悲慘的結局是在這樣的鬥爭中的典型代表。袁宗道和袁宏道也身陷鬥爭門，著書立說，剛剛活過半百之年，便一命嗚呼，其中自然有別的原因，但文藝鬥爭的影響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為世人所清楚的，是近代思想解放以來的各種奇葩鬥爭。上至文學界的泰斗，下至只會舞文弄墨的文壇邊角料也參與其中。大家最熟悉不過的，就是魯迅。現在很多人說，魯迅文章寫得好，就是過於孤高，並且指出他最大的缺點就是嘴賤。

　　站在客觀的立場上，說這些人不懂，似乎有點不禮貌，但說這群人是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就很貼切了。魯迅是會罵人、善於罵人，並且罵過很多人，他罵人似乎成了一門藝術，有人還把他罵人的文章編製成冊，也有人把魯迅罵人的技巧進行總結和歸納，得出八條結論，具體我不在此不詳細展開。但是要說魯迅喜歡罵人，那就屬於不實了。當你讀完他和別人的罵戰和恩怨時，可曾發現，是誰先先罵誰，為何而打起口水仗，道理在哪一方等等諸如此類的思考。魯迅的論敵多如牛毛，而最鮮明的就是大奸似忠的杜荃，杜荃罵了魯迅，就在江湖上銷聲匿跡，從此退出了文壇，主要原因就是自己的文章站不住腳。為大家所熟記的，是郭沫若，關於兩人罵戰的文章，都有幾十篇之多。魯迅一生之中，除了疲於奔走，還要花很大一部分精力來應對這些是是非非，他自己也說，這是必須面對的。最終身體損耗過度，加之 肺病的侵襲，1936年10月19日，年僅55歲的魯迅與世長辭。

　　第五類，死於政治鬥爭。這一點，在古代比較突出，古代的人，讀書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入仕，而那些極具天才的文人也很少有例外。入仕之後，就免不了參與到政治的鬥爭中。北宋時期，最著名的的就是熙豐黨和元祐黨之間的爭鬥。而這兩個集團之間的主要力量，又並非是那些純粹的政客，而多是文學界的頂樑柱。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等，在這場鬥爭中消耗了過多的精力。因為在鬥爭中不少奸勢力的參與，許多人遭到毒手，命喪黃泉。這樣的黨派鬥爭，在明清時也是極為常見，並且有不少人因此喪生。而如曹植這樣的更為直接的捲入政治鬥爭而成為犧牲品的，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六，文字獄的禍害。這一禍害對於文人來說無疑是最殘酷的，明清之際，受此毒害之人不計其數。前面說過，自蘇軾烏台詩案開了文字獄先河以來，文字獄在此後的歷史中，每況愈甚，至清朝康雍乾時達到頂峰，世人已是耳熟能詳，在此就不多說了，並且鑒於這一條不具有普遍性----在漢唐時候並不曾有，而且在地域上並不像先前幾點可以向外推廣，所以不再細說。

　　第七，就是非常人思維的使然。這並不是正對所有文人，但是在文壇上，很多有過成就的奇才子，會有一些非正常行為。這一類人以詩人居多，他們的思維和行為，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這一類人往往到一定的時候，會選擇安靜的了解自己。詩人海子卧軌，顧城的瘋狂殺妻行為等等，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夠理解的。而這樣的人在詩人這個群體中，這樣的人也是屢見不鮮，出來他們兩個外還有諸如朱湘、和戈麥（1967-1991）等等。

　　為何文人大多都會不長壽，我歸結了以上七點。當然，也有一些其他說法，說是有的人天生身體差，做不了別的，只能從事寫作，所以早逝，諸如此類的說法並非沒有根據，但不是完全站得住腳，僅供參考。簽上七點，出第五點局限於時間和朝代外，其餘六點均可以向外擴展，在海外其他國家同樣使用，這是文人這個群體天生的使然。它不同於其他藝術領域的諸如書法家、美術家那樣的藝術家一樣屬於長壽派。尤其是書畫家，更是藝術界長壽的代表，齊白石、傅抱石、歐陽詢，柳公權、顏真卿（被害時75歲，如不被害應該會是長壽）、關山月、黃賓虹、李苦禪、李可染、張大千、婁師白以及啟功和畢加索等等，幾乎成大家都是長壽者，至於為何長壽，我做了另外一篇文章分析，在此不細說。

　　早逝的，多是一些在文壇上成就比較大的人物，也許正是應了那句“力量越大，責任越大”的話，承受的太多了。作家多早逝，這不僅僅在中國，放到外國，那些璀璨如星辰的文學巨匠同樣有很多是如此，普希金，雪萊，幾次，拜倫……

　　當然，遇上政治相對穩定的年代，加之其他一些音素，長壽的作家也會比較多，比如賀知章，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櫆和姚鼐）以及巴金（1904-2005，享年101歲）等長壽者也就不足為奇了。

　　文/2014年8月18日 於和誠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