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文化成就了一個大家族

　　福建邵武一中 黃邵輝

　　信馬登程往異方，任尋勝地振綱常。

　　足離此境非吾境，身在他鄉即故鄉。

　　早暮莫忘親囑咐，春秋須薦祖蒸嘗。

　　漫雲富貴由天定，三七男兒當自強。

　　“走”的氣息撲面而來。走吧，去尋找哪山好水好人更好的地方；走吧，到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成家立業；走吧，到哪人文昌盛的地方去實現自己的理想；走吧，到哪窮山惡水之地去開拓，去體現自己的價值；走吧，到哪繁華簇錦之地去奮鬥，去施展自己的才華 ¨¨¨

　　每讀一次黃峭的《譴子詩》，每一次的感受都不同。作為南平十大歷史名人之一的黃峭，這位生活在唐末五代時期的一代俊傑，在他八十歲生日的那天，在他的家鄉——邵武和平坎下，召開了一次家庭（擴大）會議。正是這一次會議，黃峭以其睿智的眼光、軍人的膽魄和自強的信念，循循善誘，為家族定下了今後發展的基調——走。

　　在這次會議上，黃峭首先用堯帝“多壽則多憂，多男則多懼”的名言，與自己年輕時的親身經歷來說明一個家族長年聚在一起的弊端，並進而要求二十一個兒子中除各房留一長子以侍奉母親左右之外，其餘十八子都要走出去，信馬由韁，愛到哪裡就到哪裡立業。面對親人的不解，黃峭又用“燕雀怡堂而殆，鷦鷯巢林而安”來比喻，強調一個家族如果長年聚在一起，又長期處在平安之中而不思進取，那是很危險的。其姻親也用“池內之魚，應遜雲間之鶴”來說明一個人只有“走”出去，才能鍛煉才智，大展宏圖的道理。最後黃峭留下了本文開頭的這首詩贈送給兒子們，並要求兒孫們以後憑詩與《家譜》相認，頻來而不拒，久間而不疏。

　　“走”文化由此形成。黃峭的兒孫們自此由和平走了出來，走到了祖國四面八方，走到了世界各地，走出了一個有1000多萬人口的大家族。

　　反觀與黃峭同一時代，共同生活在邵武和平的上官家族,又是另一番景象。

　　據《天下上官是一家》文史資料介紹，上官洎是上官家族在邵武和平的開基祖（上官洎與黃峭是朋友關係，黃峭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上官洎的孫子上官仁郁）。自此，上官家族經不斷發展，“從唐末至兩宋期間簪纓不斷，冠蓋相續，成為千古佳話。據閩樵上官氏宗譜記載，受皇帝奉贈者有洎、有質等17人，受門蔭為官7人，榜眼（本狀元）1人，進士有凝、恢等62人，舉人27人。兩宋期間共有朝官顯臣達160多人，曾有‘鍾靈毓秀禾坪地，天下世家上官族’之美稱”。此種景象有楹聯“宴罷宮花滿壁，朝回牙笏盈床”為證。

　　但是，這樣一個群體性人才輩出，榮耀與輝煌並存的家族在宋末元初之時，改朝換代之際，遭到元兵的燒殺抄斬，上官氏居住的石馬街官坊墟變成一片瓦礫，邵武和平這支極具輝煌的望族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從此墜入低谷。究其由發展高潮走向低谷的原因，或許可以列出多條，但這個家族始終聚居在一起，沒有“走”出去，則是其繞不過去的原因之一。須知，雞蛋要分放在幾個籃子里才安全。

　　我國著名學者潘光旦先生分析嘉興望族始終得以延續的原因之一就是：走。他是這樣分析的：“人口分子中間，流動性太大的固然不能成就什麼事業，而安土重遷的人又大都固步自封，唯有在相當的戟刺之下能自動地選擇新環境的人，才真正能有為有守，一樣成家立業，也只有這種人才能維持久遠；時和景泰，他可以進而博取功名利祿；時難年荒，他可以退而株守田園，韜光養晦。在以家族制度為重心的中國社會裡，這種人似乎特別佔便宜，因為無論社會秩序如何的不安定，他總有一個可以退守的老巢”（轉引自魯西奇《移民：生存與發展》，該文載於《讀書》1997年第3期）。黃峭早在唐朝末年，在“相當的戟刺之下”，就有了這樣的見識與舉動，其“走”文化創建的意味特彆強。也正是在這濃厚的文化熏陶下，他的第九個兒子黃化後來成為寧化“客家黃”的開基始祖，其裔孫黃僚又成為梅州黃姓的始祖神。也是在“走”文化的熏陶下，黃峭後裔子孫，人丁興旺，名人輩出。黃峭後裔占整個黃姓人口的三分之一強，進而形成了如今“黃流數千里，一脈上千萬”的局面。現在，邵武黃峭後裔聯誼會每年接待前來祭祖的後裔就有幾萬人。“走”文化的魅力由此可見。

　　寫到這裡，“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的樂曲聲在我的耳邊回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