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讀《浮士德》與《堅硬如水》之我見（下）

　　（比較文學）　　淺析中西方文化中的惡魔意向比較

　　——讀《浮士德》與《堅硬如水》之我見（下）

　　青山依舊

　　提要：在閻連科的《堅硬如水》里我看不到一點深層意識，看不到作家對文革這麼一個歷史悲劇引發的深刻思考。我覺得這樣一個問題，不是作家的問題——閻連科跟歌德比，跟托馬斯·曼比，也是比不過的，不是去比他們，我覺得根本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它是中國今天處於一種文化的急劇轉變當中確實碰到的難題。

　　七、

　　看得出來，閻連科在創作《堅硬如水》之前肯定是研究過歌德的，因為他這個故事從理論和模式上看可以說是從歌德的《浮士德》衍化過來的。另一位德國現實主義作家托馬斯·曼的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也是從歌德的《浮士德》衍化過來的，但卻比《堅硬如水》高明、深刻得多。歌德的浮士德是跟魔鬼約定的，托馬斯·曼比歌德小一百二十多歲，但他書中的音樂家也是跟魔鬼約定的，中國當代現實主義作家閻連科比托馬斯·曼又小了八十歲，他書中的“革命造反派”似乎也是被魔鬼誘惑的。但是，歌德的浮士德走出了自己的世界，走出了自己的書齋，魔鬼陪他到世界上去遨遊，打破各種時空去尋找理想與幸福。托馬斯·曼的音樂家已經沒有辦法走出這個世界了，因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個時候法西斯主義已經籠罩德國了，整個歐洲也已經變得黑霾沉沉、生命力全無了，音樂家在世界上蕩來蕩去，什麼也找不到，最後只得又回到書齋，就在書齋里用十幾年時間創作了兩部音樂大作。而閻連科的造反派高愛軍卻心靈極度空虛，那種具有文化底蘊和藝術價值的事他幹不了，於是只能變成一個小丑，只會去搞打砸搶，搞爆炸，搞亂愛，最後變成了階下囚、犯罪分子，直至死亡。這就是為什麼在德國會出現那麼深刻的里程碑式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巨著，而到了中國卻會變成一種滑稽的人物、一種像高愛軍那樣亂躥亂愛的小丑似的人物。

　　在《堅硬如水》里，我看不到一點深層意識，看不到作家對這麼一個歷史的悲劇引發一種深刻的思考。這個高愛軍根本就沒有文化，那個德國的浮士德是有一整套的文化的。可是，我們中國的惡魔沒有文化襯底，除了性慾，性慾也是鬼鬼祟祟的，老是在地下。所以，這種文化是非常非常薄弱的。當我們去反對一個舊文化的時候，我們拿什麼東西來作為我們的精神支柱？我們沒有。我們沒有一個文化的根，讓我們來選擇拿一個什麼東西來反對另外的東西，我們只能憑一個感性的東西，對高愛軍來說就變成了瘋狂性愛。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們對面前的敵人不清楚，我們對反對的東西不清楚，我們對依靠的東西也不清楚。我想我們中國的那種惡魔式人物，為什麼它在破壞中就產生不出一種力量來呢？實際上高愛軍後來也是看穿了的，他發現造反也是虛假的，最後就緊緊抓住一點性愛的東西，因為這個東西是惟一真實的，他能抓住。但是這樣一個感性的東西，一個跟生命連在一起的東西，他對它並沒有進行更深入的解剖。如果這個人真是一個戀愛至上者，你乾脆把你自己的東西拿出來，我覺得也是了不起的。可是高愛軍在表現這個問題時，恰恰把這個東西醜化了，把它變成了一個滑稽、醜陋、無聊的東西。即使是愛情，即使是性慾，他也不能上升到一個崇高的境界，他沒有依靠。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在德國是一個崇高的悲劇式的人物，到我們中國就變成了一個鬧劇式的小丑。我覺得這樣一個問題，不是作家的問題——閻連科跟歌德比，跟托馬斯·曼比，也是比不過的，不是去比他們，我覺得根本問題是文化的問題，它是我們今天處於一種文化的急劇轉變當中確實碰到的難題。

　　談到對文化轉型的焦慮，我在這兒不得不提到魯迅先生，因為他提出的許多問題，在現代的生活中至今都可能沒有解決。魯迅是具有超越性的思想家與文學家，非常深刻的人，他的批評性的思考，他所觸及的問題，往往帶有根本的性質，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魯迅去世已經七十多年了，他所提出和思考的一些課題還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探討。一個民族要生存要發展，除了物質方面、科技方面要站得住，要發展，精神文化建設決不可或缺。打個不恰當的比方，英國人寧可失去整個印度，也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印度人人寧可失去兩個邦，也不願失去一個泰戈爾。這樣說未免有點誇張，但從本質上來講是深刻的，就是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它需要有精神的支柱，有批判性的文化的觀照。文化的東西不一定實用，卻是一種必要的靈魂的依靠，有了它才覺得踏實，才覺得生活有品位。否則，物質再豐富，也可能是行屍走肉。

　　所以，《堅硬如水》中的高愛軍，他的這種悲劇實際上也是這個問題，就是說當他一下子面對一個巨大的傳統要去反對的時候，他自己失落了，滿腹空空的，他拿什麼去反對？那個時候，我看到的只是一個外在的跳來跳去的小丑，他既缺乏一個外在的堅強形象，又缺乏一個內在的文化襯底，所以他要跑也跑不掉，要飛也飛不上天，要想做悲劇也悲不起來，要想做傻子卻傻得還不夠，沒什麼東西給他做的，無所謂失望，也無所謂絕望。他本來就是一個隨風吹來吹去的不安定的東西。中國的傳統棄之不顧，西方拿來的東西又沒有一個積澱的過程，雙重的匱乏，如何產生偉大的寫作？當然，這跟我國經歷了幾十年的政治運動有關，這幾十年，中國人對自己的傳統、對自己腳下這塊土地的蔑視和摧毀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它已經給新一代造成了一個錯覺：我們這個國家已經沒什麼好東西了，好東西都得靠拿來。科學技術上，有這樣的看法不奇怪，文化和精神上也這麼看，那就很荒謬、很悲哀了。

　　因此，魯迅先生上個世紀初所思考、所焦慮的問題，直到今天仍然牢牢地困擾着我們，警示着我們。所以，當今中國社會面臨文化的急劇轉變當中確實碰到的這種難題，而且是巨大的難題，僅靠小說家閻連科一個人去思考是不夠的，我們每一個作家也得焦慮，也得思考，共同為中國的文化轉型和文化振興出一點力。我想，這或許才是值得我們今天深刻反省的東西。

　　八、

　　談到中國文化的轉型、振興與發展，我又找了一些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章來閱讀。馬克思認為，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經濟基礎的變化決定上層建築的變化。當某一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某些局部變化，被其決定的上層建築也要相應地發生局部變化；上層建築是被經濟基礎決定的，但它並不是消極地反映經濟基礎，相反，上層建築一經建立起來，就對經濟基礎發生大的反作用。這一反作用集中表現為一定的上層建築總是為鞏固和發展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

　　恩格斯也說過，“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歷史和現實表明，一個民族的覺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覺醒；一個民族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化的自覺。可以說，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不僅關係到文化自身的振興和繁榮，而且決定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在中華民族尋求復興的漫漫征程上，中華文化如何振興這個問題，伴隨國運的沉浮，回蕩在一代代中華兒女的心頭。

　　毛澤東在回顧中國近代的百年史時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只有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根本解決了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基礎上，以先進理論為指導，喚起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偉大覺醒，最終突破“三千年之未有變局”，億萬人民復興之夢日漸清晰，中華文化的振興終於有了現實可能。

　　像《堅硬如水》中的主人公高愛軍，表面上看文化水平不高，文化內涵也不深厚，但是他的奮起造反也是有文化訴求的，他反對的是儒家文化，那麼他用什麼東西來反對儒家文化？可惜的是，他沒有。不光是他沒有，即使是在“文革”中佔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沒有一個很好的傳統。馬克思是從黑格爾的政治經濟學出發的，他有一套傳統。但是，在中國，在現代，當我們的經濟已與國際接軌、正在搞全球一體化的時候，卻有人拚命反對自己以前的東西，比如儒、釋、道文化等等。這麼一來，我們反對了自己的東西，我們就沒有自己的東西了。就是說，文革時期及文革之前的中國和世界是不一樣的，中國跟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是有差距的。在歐洲，托馬斯·曼面臨的是他自身的文化問題，所以當他知道自己的文化腐爛了的時候，他也是從自身腐爛的文化當中，滋生出一種自己的文化。中國因為相當長一段時間受欺負、被半殖民化，是弱勢文化。弱勢文化的人往往趕快把自己的東西拋棄，引進西方的強勢的東西，包括馬克思主義。但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文化真空，因為西方的東西要變成自己的東西，是要經過一個很長時間的磨合的，否則就會水土不服；而且強勢文化能不能成為自己文化的一個方面，還得需要經過長期的實踐來檢驗、來證實的問題。所以中國一百多年來我們就有這個問題，一會兒流行什麼了，我們就學什麼，下一波又有人說這個過時了，又流行新東西了，不斷地像走馬燈似的在換。為什麼這麼轉換？因為我們始終沒有自己的東西，沒有自己的人文傳統，沒有自己的人文要求。要求也是西方人的要求，問題也是西方人的問題，而試驗場在這裡。回顧一百多年來的文化現象，梁啟超學了西方的東西進來，十年不到，就被“五四”一代拋棄了；胡適帶了西方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進來，過了沒幾年，馬克思主義來了，把胡適當小丑拋棄了。中國社會總是處於這樣一個急遽變化的形態之中。即使是在中國現代社會處於主流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其領頭人從陳獨秀到瞿秋白到李立三到王明到毛澤東到鄧小平，也是一代代地被遺忘被邊緣化了。每個人、每種新思潮都被後面一個更新潮的東西扔掉了，更新更強的人一進來就把前面的人否定了，後者有時候甚至宣布前者為小丑。

　　毛建國后在經濟上搞過大躍進，中國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但中國工業化的基礎都是那時候打下的，中國當下在世界上立足的經濟基礎基本上都是在那時的遺產上繼承、建設、發展起來的。但毛時代同樣有問題，就是內生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無法在中國形成良好的內循環。以中國當時的整體能力已經無法讓產業進行升級，不能升級的中國產業最終到了文革後期走向了停滯，中國經濟面臨崩潰的危險。於是，鄧小平主政后，改革開放就有了經濟復興，中國經濟終於融入了世界經濟的大循環中。但改革開放的副作用如今我們也看到了，比如貪污腐敗、物慾橫流、人性冷漠、道德低下等等，這些副作用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制度建設不健全、人的整體文化素質層次較低所致。但是，翻看歐美髮達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歷程，其實現在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歐美髮達國家以前同樣發生過，而且他們經歷的那個過程比中國還要慘烈。這幾乎是人類的通病，即私有化制度下必然的一個結果，但是私有化制度是人類發展的共業，即人類的整個文明發展必然迎來一個大分工時代，而大分工在原有的人類制度基礎上根本行不通，那麼就必然有私有制社會模式下的社會大分工。

　　社會主義是什麼？是在人類大分工、私有化后的一次公有化制度的探索。這種探索，是必須建立在足夠強大的分工和足夠強大的科技、產能的基礎上的。如今，我們正在補課過程中。但是，我們補課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西方也沒有什麼現成的理想模式。所以我們仍要瞄準社會主義的方向，利用資本主義遊戲里的一些規則，來完成我們自己的歷史使命。這樣，在經歷一輪社會大分工、大發展后，才會有機會進入更理想的社會主義。這就是一個發展中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最終是否演化出理想的結果來，取決於整個中華民族的努力。中國的崛起不僅經濟要發展，文化也要發展，要轉型，還要升級。

　　九、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發憤圖強，國家實力日漸強盛，發展到今天，中國經濟已有相當成就了。當GDP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國已經製造了全世界25%的冰箱、30%的洗衣機、40%的襪子、50%的摩托車、55%的彩電、60%的青霉素、65%的體育用品、75%的鐘錶、80%的拖拉機、95%的拉鏈和紐扣時，但別忘了，中國製造出口的幾乎每一台顯示器都標識着：Intel inside（英特爾核心技術知識產權是別人的）。 一百所孔子學院如種蔥般在各國建立，憨態可掬的孔夫子取代了熊貓，成為新時期中國的形象代言人。也許只有當“中國製造”的產品真正運行着“中國文化製造”的軟件，才意味着中國軟實力真正匹配了一個大國的和平崛起。五千年中華文明為何不敵好萊塢？光靠申報世界遺產是沒用的，要把五千年文明融化在當代產品中進行置入式營銷，讓全世界為我們的文化買單。全球的中國態度里缺乏對中國文化的情感消費和尊敬，彷彿中國的文明史不是五千年而是改革開放后的這三十多年。不能怪西方人誤解我們，輕視中國文化資源的正是我們自己。一方面仗着沉睡中的文明及經典妄自尊大，一方面趨附於西方所引領的文化潮流，這是大多數國人所選取的文化姿態。經濟上，“中國製造”已經以量取勝了，這是兩百年來前所未有的勝利。現在是時候了，中國需要把五千年文明從箱底取出來，進行史上最大的一次改版和創新。

　　中國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在文化上一度是非常強勢的國家，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格局中，我們突然發現，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地位再也沒有原有的輝煌了。經常出國的朋友就會發現，中國人現在是有錢了，可是他走到哪裡，都不太受人尊敬。花再多的錢，也改變不了我們在文化上的弱勢地位。為什麼在1840年以前還是非常強勢的中國，到今天會落後到不被人家尊重、甚至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境地？表層的原因是中國的科技和生活素質落後了，深層的原因，我想還是出在文化上。

　　現在到了該反思自身文化問題的時候了。如果找不到一個文化的出口，來滿足中國人對現代社會的想象，中國人精神的斷裂、心靈的荒蕪，就勢在必然。近幾年，在美國、在歐洲、在世界其他地方，中國遊客幾乎是所有遊客中最肯花錢的，但中國人的精神風采，卻沒有給人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象，在社會公德的維護上，中國人明顯要遜人一籌，可見一個國家光發展經濟是不夠的，經濟的強盛，並不會馬上帶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政策如果對路，經濟發展可以立竿見影，但文化發展不同，它需要有很長的時間醞釀、生長，才會見成效。應該承認，這些年，中國民眾和中國決策層，都開始意識到文化的傳承和文化的開放同等重要，只是，在具體建設上，還缺乏真實、廣泛的回應。很多人估計都看過韓劇，韓劇里的很多人情、禮儀，都學自中國，但這樣一些美好、溫暖的東西，在當代中國反而難見蹤影了，這是一種很深的悲哀。歷次狂飆突進的政治運動，剿殺了中國文化中溫暖、謙和、堅韌的部分，粗野、虛假之風盛行，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也還大有市場，這種不堪的狀況是怎樣發生的？真是可悲。

　　我發現，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困境是，我們一直處於一個精神的荒原、文化的荒漠之中，找不到信念，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這時，除了抓住物質和享樂，大家還能怎麼樣呢？一個心靈無從安妥的時代，惟一的真實就是物質了，所以，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物質在中國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文化的失落反而顯得無關緊要了。和物質相關的話題，無非就是慾望、發財、消費和縱情享樂，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比比皆有的景觀。由此可以看出，以富國強民、物質發展為單一宗旨的發展戰略，必然造成現在這種文化困境，別人一想到中國，就想到中國的物質產品，而不太會想起，中國是一個生產過孔子、老子、唐詩、宋詞和《紅樓夢》的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古國，那麼多優秀的文化產品，都被人忽略了，這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情。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不僅西方對中國有了很大的誤解，就是中國人自己，也不太看重自身的文化傳統了。很多中國人，恨不得每天講英語、吃西餐，以西方禮儀問好，他們甚至覺得中國身份就像是一個恥辱的記號，這是一種非常醜陋的思潮，它們是怎樣泛濫成災的？真是可憐。

　　如今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它可以讓人不分南北，不分膚色和意識形態，不用帶着一絲害羞或內疚，高舉着消費主義的旗幟，大力追求商品運作和廣告包裝最成功的貨色。當代中國文化的關鍵詞是：發行量、點擊率、收視率、票房率、旅遊人次和廣告經營額。當代美國軟實力的關鍵詞是：好萊塢電影、有線電視、流行音樂和快餐業連鎖店。中國滿足於關注度和統計數字的增加，而美國一下下實打實地擊中全世界的軟肋。軟實力不是免費午餐，不是形象工程，而是讓人帶着情感、帶着景仰、帶着忠誠和信賴來消費的真金白銀。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別文化的存在和國別政治一樣，具有獨立的“不可全球化”的意義。中國創建軟實力的前提，先要從如何讓中國人更樂於接受、消費、信服自己的傳統和產品做起。尊重自己的傳統，不是要花錢對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味搞保護大興土木，而是要活用起來，融入現代文化工業成品。支持文化產業的舉措，與其通過行政手段捏合那麼多的地區壟斷性傳媒集團，不如推出更利於民間投資和文化能量釋放的政策。畢竟，經濟不能離開文化和創新的價值走得很遠，文化也不能離開市場經濟的產品形態“走私”出去。 中國的文化出口逆差還在持續，我們還需要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文化長征。

　　十、

　　著名電影學者周鐵東在武漢大學演講“中國電影與海外市場對接”時說，中國電影要走出去必須剔除“文化魚刺”。最明顯的例子，是在國內席捲13億票房的《泰囧》在美國上演時門可羅雀，《赤壁》、《金陵十三釵》等大製作在美國也不吃香。中國電影走出去必須對“文化魚刺”進行剔除，把魚做成魚肉、魚丸，才能讓外國觀眾方便“吃”。周說，魚刺就是影片過於中國式的說教。《一代宗師》為求海外票房，剔除了中國哲學的部分（剪了二十四分鐘），加了很多字幕，看似一種降低智力的處理，但有魚味沒有魚刺，把電影娛樂化了、產品化了，讓更多人理解，讓電影成為商品，就好推銷了。周鐵東說，“動畫片最容易獲得全球觀眾，它最能克服文化差異，穿透市場邊界。但《喜羊羊與灰太狼》等動畫片普遍存在低幼化問題，比如《花木蘭》，中國人拍成忠孝故事，因為這是中國文化符號，美國人則定位女權主義、自我實現、男女平等，徹底地全球化了。動畫片現正步入黃金髮展期，中國資本市場活躍，電影投資此起彼伏，人家差錢，我們不差錢，最簡單的動畫片往往最大眾。”

　　所以，在這個全球化消費時代，我們對文化應有一種新的認識，它不是宣傳，不是說教，而是要盡量以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形象來傳達一種精神，一種價值，一種觀念。這個社會當然不能缺了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就像有人在寫通俗小說，也要鼓勵有人進行藝術探索一樣，它們之間是可以並存的。文化傳播和文化輸出，尤其是面對西方讀者時，最忌諱的是以新聞聯播或政府報告的口吻去向別人宣傳中國文化，文化如果沒有一點親和力，再美好的價值觀也無法讓人接受。美國及日本的一些文化符號為什麼能夠滲透到中國小孩心裡，主要還是得力於他們找到了一種能吸引小孩的方式或形象。美國的《變形金剛》、《功夫熊貓》和《哈利波特系列》，日本的《千與千尋》、《哆啦A夢》和《名偵探柯南系列》，為什麼中國的小孩甚至大人都覺得好看呢？我想，一種形象的創造，能讓千千萬萬的孩子都覺得可愛，日日難忘，念念在茲，這當然是有智慧和想象力在裡面的。二十世紀全球文化輸出中心是美國，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就是二十世紀是一個美國夢的時代。美國夢告訴大家,美國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家，可以讓人自由發揮自己的才能，可以沒有重負地去開拓新機會，它的經濟高速成長與它的夢想是吻合的。中國現在的經濟成長也很好，這個高速成長也可以打造出一個中國夢，要創造出一套對中國夢的文化想象，章子怡就是，她小時候看電影肯定覺得那些好萊塢明星都高不可及，但後來，所有的大明星都在電影節上跟她平起平坐，這些大明星們都對她說：“你是未來之星。”這就是中國夢。世俗文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種低端、豐富的文化資源。傳統文化的精髓要通過大眾文化的出口才能流傳出去。一個馬雲，一個李娜，一個章子怡，比一萬個孔子都有效果。我們要告訴世界，二十一世紀將會成為中國夢的時代！

　　發展文化產業的核心，是發展大眾文化、通俗文化，文化產業的主力恰恰不是精英文化。你想讓一種文化的聲音傳達給大眾，沒有大眾化的形式、沒有富有吸引力的形象，大眾怎會喜歡？大眾文化就是那些不是專業讀者、不是專業聽眾和專業觀眾的人都能欣賞的文化，因此，我時時提醒自己，既然從事與文化有關的工作，就要具有寬大包容的心態，要警惕自己的趣味，不能自視甚高，不能太過單一，因為過度個性化的東西，不叫文化，文化總是要表達共性的東西，既然有很多人喜歡，那麼，這種文化即便不是你所喜歡的，你也要學會尊重，學會包容。有尊重，有包容，文化才有多元的發展空間。像現在的網絡文化、淘寶文化，包括各種選秀活動，有廣泛的大眾性，有些我也未必喜歡，但只要它對社會無害，我們就不能居高臨下地去批判它。胡錦濤曾說，要提升外交能力，使我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我想也是這個意思。“親和力”和“感召力”，也可用於文化發展，沒有這兩點，要吸引人就很難。可惜，我們現有的文化產業，很多人為了維護一種政治正確、文化正確，完全忽視受眾的心理，也不去研究接受者的趣味，更不重視文化形象的獨創性，這樣的文化生產和文化傳播，怎麼能抗衡美國文化和日韓文化的入侵？文化是用來交流的，而交流是要有合適的載體的，這個載體是什麼？就是形象。最有效的交流就是一個人被形象所吸引，並被這個形象所感動。中國要真正崛起，不僅僅是硬實力的崛起，也需要有軟實力的崛起，沒有軟實力的參與，中國的崛起就是不完全的。說到底，除了要讓世界認識中國人的製造能量，也要讓他們認識中國人的內心世界。何以每一次中國發生大事件，都會在國際上引起那麼多的誤讀、誤解，因為對於很多西方人來講，中國還是一個陌生的國家，他們不了解中國的歷史，更不了解中國人的內心。不了解一個人的內心，肯定就不理解這個人所擁有的文化；他對你的文化沒有興趣，他肯定就不會消費你的文化，更不會對你的文化、你的民族表示讚賞。誤會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此之前，由於中國急於解決億萬百姓的吃飯問題，埋頭於經濟發展，並以物質生產為核心，佔領國際消費市場，這種發展模式已經造成了其他國家對中國人的誤解，以為我們是一個物質豐富、精神貧乏的民族，如今，世界的發展模式正在面臨巨大的轉型，中國不能再無視這個問題，不能再擴大別國人對我們的誤解，而是要及時通過一種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來傳達中國人聲音，並讓更多的人來了解中國人在想些什麼，中國人愛什麼，恨什麼。一種國際認同的建立，將幫助中國人在一個更大的視野里重新定位自己，同時也將重塑中國的國家形象。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一個基本的起點。新的旅程，必須從這裡開始。

　　十一、

　　關於文化價值，從哲學角度來說，莊子以為“人皆知有用之用，卻不知無用之用也。”所謂無用之用，對中國人來說，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精神世界的一切。無用之用往往是個看不見的存在，只有在缺席的情況下，才會讓人意識到它的作用。有用之用可以安身，無用之用可以立命。如果就此進一步思考，有用之用彷彿使用價值，無用之用則是文化價值。我們習慣從使用價值角度判斷一切，由此往往遮蔽文化價值，我們的價值觀是殘缺而不完整的。我們喜歡從功利的角度判斷有用還是無用，這就會排斥看不見的精神世界。

　　中國文化的精髓是有無相生。中國這一個世紀的發展，太重“有”，而蔑視“無”。尤其是“文革”以來，把所有“無”的層面，神、鬼、祖宗等，儒、佛、道家文化等，包括一些不切實的思想和宗教信仰都絞殺乾淨，彷彿這個世界只有物質才是真實可靠的。一味地務實，沒有了務虛的人，也不尊崇那些務虛的工作，結果，人就成了現實的囚徒，匍匐在地面上，而無法從他身上站立起一個有想象力的價值世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巨大的生存智慧和平衡感，就在於它一直是有無相生的。有，實在的世界；無，心靈的世界，二者同構在一起，才是世界的完整面貌。可是，世界並不是從有到有，許多時候，它還是從無到有、從有到無的。也就是說，除了物質，還有精神問題；除了慾望，還要關注慾望的升華；除了滿足自己，還要有善意，有人文關懷，想到“他人的痛苦”。除了過現實生活，有時也需要像古人那樣不時地做內心的遨遊。這樣的人生才是豐富的、完整的。但是，一種崇尚有、蔑視無的社會思潮，使很多人的人生觀變得以實用為最高目標，如今各大學的文、史、哲這些系別，報考的人並不多，而一些技術性、實用性強的系，反而爆滿，以致四年大學讀下來，一份簡單的工作總結都寫不好的學生，英語比漢語說得好的學生，大有人在。一個只重“有”不重 “無”，只務實不務虛的民族，前途是堪憂的。溫家寶說，一個民族要有“仰望星空的人”，也是出於這種擔憂吧。他的話是借用了康德的話。康德說，有兩樣東西令他敬畏，一個是內心的道德律，一個就是頭頂的星空。沒有這種對“無”的想象力，文化就不會有創造性。文化發展的重要法則之一就是無中生有，有無相生。中國在過去這些年，向世界證明了我們對實有世界的創造力，現在到了該以文化軟實力的崛起為契機，向世界證明自己創造無的能力了。

　　過去我們給世界的印象是一個物質中國的印象，而中國的情懷、中國的感情、中國的想象方式都處在靜默之中。一個曾生產唐詩、宋詞、《詩經》和《紅樓夢》的國度不應該是這樣的，我們應該知道物質的強大不足以改變民族的命運，更不能改變民族的想象。我們應該生產全球性的文化品牌，我們應該製造有全球感召力的中國文化形象，我們要生產圖書、影片、社會科學、思想，我們不但要出口電視機，而且要出口世界觀。我們要向大腦尋找資源，向社會和精神去尋找資源，一句話，要提高我們國家的軟實力。

　　如此文前面所述，歌德創作的浮士德，其自強不息探索真理、追求美的過程，是掙脫中世紀愚昧狀態，克服內在與外在矛盾、創建資產階級理想王國的啟蒙過程，體現了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屬於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今天的中國作家尚未創作出能與浮士德匹敵的典型人物和精品，來體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升時期的意識形態。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文化建設方面，我們要落後歐美許多。但同時也要看到，中華民族創造了豐富燦爛的歷史文化，在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與建設大潮中，當代中國人用青春書寫着改革創新、開拓奮進的當代文化。因此，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們努力奮鬥，中華文化完全可以自立於世界文化之林，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福克納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中說：“人的不朽，不只是因為他在萬物中是惟一具有永不衰竭的聲音，而因為是他有靈魂——有使人類能夠同情、能夠犧牲、能夠忍耐的靈魂。詩人和作家的責任，就在於寫出這能同情、犧牲、忍耐的靈魂。詩人和作家的榮耀，就在於振奮人心，鼓舞人的勇氣、榮譽、希望、尊嚴、同情、憐憫和犧牲精神，這正是人類往昔的榮耀，也是使人類永垂不朽的根源。詩人的聲音不應僅僅是人為的記錄，而應成為幫助人類永垂不朽的支柱和棟樑。”中國的作家缺的正是這種精神。我們這塊土地有如此深重的苦難，也有如此燦爛的榮耀，這麼多人在此生生不息，活着，死去，留下了太多的故事，也留下了太多的嘆息，可在現有的作家中，還遠沒有寫出真正震撼人心的故事，也還沒有挖掘、塑造出這塊土地上真正得以存續的精神。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學多是揭露、批判，寫法上也多是心狠手辣的，它們對黑暗和醜陋的描寫，達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深度和廣度，如現代作家賈平凹、閻連科、余華等多會創作黑暗、腐敗、陰毒的人物，即使如去年剛剛獲獎的小說《塗自強的個人悲傷》，讀起來卻令人極其虐心，許多讀者在網上批評說，塗自強是活活被作者寫死的，一個多麼上進的農村青年，上大學考研找工作，積極樂觀努力，珍惜每一次機會，感恩每一個好人，按理說這樣的人，應當有好的前景，但身居高位的名女作家方方硬是冷酷地把塗的考研夢撕碎，接着讓他父親氣急而亡，母親受傷無錢醫治只得出家，他自己也患上絕症一步步走向死亡……其實現實中的中國社會也有相當的溫暖，國家財力大幅度向貧困地區傾斜，高校設綠色通道免費教育，廉租房面向大眾，全民有醫療保障，法律制度取代人情關係等等，讓階層不再固化，下層的人們看到上升的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做夢和實現夢的機會。我認為文學終究不僅是揭露的，不僅是對黑暗的認識，它也需要有光明和希望的聲音，也需要探求“人類永垂不朽的根源”。

　　文化是一種精神和價值，它也是一個生命體。如果文化跟生命、生活沒有關係，跟我們內心的追求沒有關係，這種文化就會漸漸枯萎。中國文化中有很多東西是需要拋棄的，比如魯迅先生所批判的奴性、劣根性，以及一些扼殺人性的封建禮教，包括在民眾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這些，都是和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我認為，所有的文化最終都是為了讓我們生活得更好，因此，那些妨礙、影響我們生活得更好的文化，那些讓我們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光明、甘願放棄奮鬥默默等死的文化，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竭力反抗。我以為，我們每一個作家都要認清時代和人民賦予的使命，全身心地貼近人民群眾，高擎民族精神火炬，竭盡全力去創作出自強不息、充滿活力、對現實生活懷有巨大熱情、對社會主義理想擁有堅定信念、超越歌德所創造的浮士德精神的現代文學形象；竭盡全力去創作更多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文學典型和文化精品，奮力開創文學發展的新局面，為推動中國文化的轉型和振興而努力奮鬥。

　　參考文獻：

　　1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78

　　2愛克曼《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3董問樵《〈浮士德〉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7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5鄭克魯等《外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餘匡複《〈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傳》1999

　　7王黎紅《論〈浮士德〉中善與惡與美與丑的辨證關係》1999

　　8傅守祥《理性悲劇〈浮士德〉：有人類靈魂與時代精神的發展史》2004

　　9閻連科《堅硬如水》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

　　10聶偉《空間敘事中的歷史鏡像迷失——<堅硬如水>閱讀筆記》2002

　　11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新華社2007-10

　　12謝有順《我看中國文化的現狀和未來》2008-4

　　（總計23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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