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的平衡

　　內心的平衡

　　炎熱的七月，流火的季節，今年更是名不虛傳。因為血壓一直不太穩定，為了避免麻煩，所以我大都蜷縮在家中。除了非辦不可的事情，其他的都是一拖再拖。無所事事之時，倒又想起了在2007年這個季節里所辦理的一個案子。這個案子讓我時時可以回憶起來的原因，是在多年的律師生涯中最特別的對一個案子的參與，我竟然接受了雙方的委託，並且還是各方相安無事……。

　　這次是一個殺人案子，兇手是一名剛滿十五周歲的初中二年級男生，被害人是同學校的一名初中三年級男生。案發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兩個學生因瑣事發生糾紛，被害的這名學生耿耿於懷，在下午放學后騎自行車到了校門外回家的路上，攔住對方不讓走，口角幾句，遂即從書包里掏出一把砍刀；對方一看不妙，也遂即從書包里掏出一把匕首。雙方各揮舞兇器刺向對方，倒是拿匕首的這名學生眼明手快，只一刺，便正中對方心窩，結局不用說就是拿砍刀的這名學生當場斃命。

　　一看出了人命，在場的學生都嚇呆了。殺人的學生也嚇得軟癱在地上起不來。也不知道是誰報的警，時間不長，警車就呼嘯而至。殺人的學生見到警察，倒清醒了，急忙上前伸出雙手，請求銬住自己，聲明是自己惹的禍。

　　因為案件稍微一偵查就很瞭然，於是很快就轉到了檢察院。我就是在這個時候接受了嫌疑人家屬的委託。

　　審查了相關材料后，我認為首先要和公訴機關的承辦人對案件的性質進行溝通和協商。理由也很簡單，第一是未成年人；第二既然是未成年人，要說故意殺人，還達不到這個智力水平；第三，這起案件只是學生之間的瑣事所引發的糾紛，還屬於偶然性的。所以，根據全部情況綜合評定，我認為此案定性為涉嫌故意傷害罪最為合適。公訴機關的承辦人認可了我的意見，案子很快就轉到了法院。

　　開庭審理那天，天氣炎熱，法官、公訴人、數十位法警以及在下面旁聽的上百名的各方家屬，和我一樣無不是汗流浹背，我拿起材料當扇子扇起來。開庭大約有二十分鐘，法庭的空調好像才反應過來。

　　首先是刑事部分，當公訴人發表完公訴意見之後，我作為辯護人講了幾點請求法庭從輕處罰的意見。除了被告人是未成年人，沒有殺人的故意之外，還有具有自首性質的情節請法庭特別考慮。我說的自首性質的情節，公訴人很快就提出反對，稱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自首的情節。我辯稱，根據被告人主動承認是他殺人的事實，主動請求出警民警給他加戴刑具的行為，證明了他具有投案自首性質的情節，當然並不符合法定的自首定義。請注意，因為他是未成年人，憑他的智力不可能知道要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才算自首（本案表象是被動的，因為警察到現場后才投案），但他的思想和行為卻表明了他就是按照這個自首的思路實施的。當然我說的是自首性質的行為，並不是說他真的有自首的行為。

　　刑事部分結束，就是民事賠償部分。受害人家屬的賠償要求明顯高於法律規定的範圍和金額，我代理被告人家屬據理力爭。最後法庭進行調解，也沒達成一致意見。

　　審理后，沒幾天時間，刑事部分就作出了判決，被告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害了一條人命，才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受害人家屬接受不了，全家人及親戚二十幾個人跪在法院的大院里進行抗議。法官和法院領導經過幾天的反覆勸解，才算平息下來。民事部分，受害人家屬則在判決前撤回了訴求，決定請律師另行起訴。

　　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審判中，辯護人或代理人的身份非常尷尬，替殺人犯辯護，除了和公訴人辯論，還要和受害方家屬辯論，無疑會使受害人家屬產生敵意。雖說我在剛開庭時很謹慎的先說了一句：“作為被告人的辯護人，首先對受害方家屬表示慰問，但為被告人辯護，是我的職責，請諒解！”而這句話實際上起的作用並不大，因為法庭審理期間受害人全體家屬無一不是對我怒目而視。可以想象，受害人家屬對判決的結果不服氣，好像順理成章地又遷怒到我的頭上。他們撤回民事賠償的要求另行起訴，就是認為可以請律師來壓過我的代理意見，而使他們可以得到更多的經濟賠償。

　　果不其然，接到傳票和受害人家屬的起訴書一看，要求賠償的數額就是增加了，並且在法律程序規定的時間內，很快就開庭了。

　　法庭上，受害人家屬的代理人神態嚴肅，振振有詞，一聽就是一位很有經驗的律師。當我問他：“你憑什麼加上了精神撫慰金這一項，並且一下子就要求十萬元？。”

　　他回答：“按照現在法學界公認的司法理念，對受害人家屬進行數額相應的精神損害賠償，可以減輕受害人家屬內心的痛苦，才能化解矛盾的延續，才可以增加社會的和諧。”

　　“請對方代理人聽清楚了，”我以提請的口氣說道“司法理念不等同於現行法律。司法理念是不斷增加的和改進的，但是只有形成法律條款才可以採用，就是說司法理念在形成法律之前，只是保留在學術討論的狀態，和法律的使用完全是兩回事。”

　　我說完這些話，審判長用讚許的目光看着我，說道：“請說出不能要求精神賠償的依據。”

　　於是，我就把刑訴法的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解釋一口氣說了出來，證明由刑事案件帶來的民事訴訟中，不支持精神賠償的法律依據。

　　受害人的代理人對我的辯論無話可說，就低下頭翻閱材料，而受害人家屬則是對我更加的怒目而視了。在他們心中，我的刑事辯護，讓殺人兇手只判了有期徒刑十年，遠遠不能相對應兇手的罪行；而現在又極力反對他們提出的增加部分的民事賠償要求，再就是讓他們的代理人一敗塗地，怎不對我仇恨有加？

　　開庭臨結束時，審判長說了一句安撫受害人家屬的話：“我本來想偏向你們，可是你們的代理人辯不過人家的代理人，我也沒辦法啊！”

　　這句話，無疑是把我推向了前沿，也更讓受害人家屬的代理人無地自容了。

　　我為了緩和局面，主動對受害人家屬和他們的代理人提醒了一句：“其實你們想增加賠償，還有一個機會，你們可以和你們的代理人商量，把學校追加為被告。”

　　我這句話剛說完，受害人家屬就毫不客氣地立刻反駁我：“你別亂出餿主意，這和學校有啥關係？你還不如明說你是替兇手說話的，哪裡會為我們考慮？”我的話被戧了回來，無奈就甩出了一句“你們認為我是胡說的，可問你們的代理人去，他心裡最清楚。”

　　這時幾個法官主動走來把我和他們相隔離，示意我趕快離開……。

　　時間不長，這份民事判決就下達了，理所當然的肯定了我的意見。我拿着這份判決，心裡卻是無比的沉重。按說，我代理的官司應該說是勝訴了，可是給受害人家屬卻再次造成了一個無可避免的打擊，他們是怎樣的心情呢？

　　然而，在我忐忑不安之時，卻意外地接到了受害人父親的電話。電話中他對我十分的客氣，簡直是恭維了。原來他們去領這次的民事判決書時，見到審判長就打聽我的情況，審判長就如實公正地評價了我。他們就給審判長要了我的電話，回家商議怎麼辦。商議的結果，就是請我代理起訴學校。我問他為何不請原來的那個律師，他說那個律師不認為可以告學校。他們又諮詢了其他律師，都和我的意見相同。我想這個律師應該是為了自己的面子不願認錯吧，因為他原本是應該把學校一塊兒起訴的。

　　很奇怪，真是想不到的順利。我代理受害人家屬起訴學校后，學校領導竟主動找法庭調解了，調解的結果是願意承擔賠償責任。

　　直到此案的完全結束，我才長舒了一口氣。心裡總算平衡了，要不回想起來，總是有點惴惴不安的感覺。

　　2012年7月22日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