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學大寨”的印記

　　“農業學大寨”的印記

　　神龍

　　學習大寨呀趕大寨

　　大寨紅旗迎風擺

　　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樣啊

　　自力更生改變那窮和白

　　堅決學習大寨人

　　敢把那山山水水

　　另呀嘛另安排

　　幹起來幹起來

　　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幹起來幹起來

　　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

　　學大寨,趕大寨,一首60年代中期家喻戶曉的群眾歌曲，把我帶入了對學大寨年代的回憶之中。

　　大寨，原本是山西省昔陽縣一個貧窮的小山村。農業合作化后，社員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他們的先進事迹。並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號召全國人民，尤其是農業戰線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後，全國農村興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成為我國農業戰線的光輝榜樣。1978年，隨着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改革開放的號角在中國大地吹響，農村實行農田責任制，土地分產到戶，“農業學大寨”也就隨之而終止。

　　農業學大寨運動前後經歷了15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歷時最長的一次運動。

　　我經歷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從1964年學大寨開始，到1967年夏天，這個時期在校讀書，接觸的新聞傳媒極少，每天早上6點半，學校組織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從廣播里聽到了學大寨，大街上的標語，幫助加深了記憶。

　　1967年夏天，初中畢業，回家當了農民，直接投入了“學大寨”勞動，親身感受了學大寨的魅力，紅旗獵獵，喇叭聲聲，車歡人叫，熱鬧非凡，場面壯觀。每個人干起活來都不示弱，“農業學大寨”的宣傳標語隨處可見。1968年秋後，參加黃壁庄水庫建設大會戰，這是石家莊地區的學大寨戰場，自己被評為勞動模範，大會發言，登台領獎，也着實榮耀了一把。並因此而被推薦進入供銷社工作。

　　真正對學大寨運動的感受，當屬調入縣委機關的1974年到1978年。這一時期，是全國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高潮時期，又遇戛然而止的急轉彎。

　　1974年11月，調入縣委后，抽調在學大寨辦公室工作。這是全縣的中心工作辦公室，主要力量是從縣委辦、宣傳部、組織部抽調。

　　當年，特別是1975年9月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後，全縣學大寨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縣委從縣直機關抽調大批幹部職工，組成學大寨工作隊，進駐農村推動工作。尤其是冬春季節，平整土地、改河造地、挖渠打井、建方田等，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遍地開花，全縣社社有工程，村村有戰場，到處是戰天鬥地的壯觀場面。

　　紅旗招展，人海人山，炮聲隆隆，喊聲震天。這是當年“農業學大寨”工地的真實寫照。

　　為了改變我縣貧水狀況，縣裡決定，傾全縣之力，開“三渠”、引“三水”入元。引崗渠、引槐渠、長村水庫及“八一”水庫防滲工程，是那幾年全縣主戰場（引甘渠項目沒有動工），施工隊伍由各公社從村抽調強壯勞力組成。民工吃住、報酬由各村自理，整個工地參戰民工最多上萬人。

　　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學大寨，趕昔陽，正定欒城做榜樣，大幹兩年過黃河（糧食畝產500斤）！大幹五年過長江（畝產800斤）！”地區對縣，縣對各公社、各村，逐級下達趕超目標，並以農田建設工程和糧棉產量衡量決定各級幹部升降，落後的地方限期改變面貌，從上到下提出了帶有政治高壓的口號：“一年不行，兩年行不行？三年、四年總可以了吧？！”意思是最多限期三年、四年改變面貌，不然迫降或走人。在全縣幹部群眾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縣委周書記，因實事求是上報糧棉產量，元氏縣排名靠後，在全縣1000多名四級幹部參加的學大寨會議期間，被地委突然調動，含淚而走。高壓之下，一些村搞“幫忙田”，少報種植面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一些村浮誇虛報產量，成了“高產窮隊”。一些村在“想過江，種高粱”的驅使下，大量種植高粱，又因高梁營養品質和適口性差，國家徵購不要，只好苦了社員。

　　那幾年，各級幹部帶頭參加勞動,“與貧下中農划等號”，提出了縣鄉村幹部參加勞動的“一、二、三”。即：縣級幹部每年必須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一百天，公社（鄉）幹部必須勞動二百天，大隊（村）幹部必須勞動三百天.還制定了考核辦法：每個幹部自帶記工本，縣鄉村三級幹部在哪個生產隊參加勞動，就由哪個生產隊的隊長簽名記工，每年一匯總，彙報到縣革委辦公室。開會時，縣領導還要檢查幹部手上有沒有繭子。實際上，這個標準定得太高，一般都達不到，因此，生產隊長通情達理，對參加勞動的縣幹部都熱情地說：“領導來，就是無窮的力量。”只要到工地勞動，就算一天。說實話，那時候三級幹部參加勞動形成了制度，只要有時間，就自覺參加。幹部參加勞動期間，一律到農民家吃派飯，每天付給管飯的家庭四毛錢，一斤二兩糧票。農民看到幹部們幹活都挺累的，都願意做點好吃的，全家人和幹部一起吃。那時候，農民們不習慣叫幹部的職務，一般喜歡在姓前加上“老”字，叫“老張”、“老李”什麼的。幹部和社員一家在一起說說笑笑，邊吃邊談，也挺高興，密切了關係，還能了解到實情。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密切聯繫群眾的作風，幹部群眾充滿一股豪氣和衝天的幹勁，形成了攻堅克難的無窮力量。“大幹加苦幹，建成大寨縣”、“下雨當流汗，颳風當電扇”、“天上的月星，夜戰的明燈”、“貧下中農學哲學，雄心壯志震山河”等口號。因此，遇到困難大家都能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儘快克服。比如，解決蘇陽公社“三庄”缺水，隔山十幾里，從蘇村修建九龍口揚水站，解決了春夏播種無水難題。跨越三縣的“引崗渠”，鑿洞，劈山，架橋，挖溝，硬是靠人工，奮戰幾年，從百十里之外，把水引來，真是受益匪淺。

　　那幾年，縣學大寨辦公室任務繁重，忙得不可開交。向地區學大寨辦公室每天一次口頭電話彙報，每周一次書面彙報。縣裡的現場觀摩會、電話會、經驗交流會、分片彙報會，隔三差五不斷，而且大部分是起早貪黑。我們辦公室一般除留一人值班守電話外，兩人搭伴，騎自行車下去了解工作進度，總結先進典型，解剖落後原因。為組織籌備各種會議，趕寫領導講話、典型材料，經常晝夜“連軸轉”。騎車下鄉每天來回少則三、四十里，一般六、七十里，到山區村至少要100多里。全縣200多個行政村，基本上每月轉一遍。山區的牛家莊、佃戶營、楊家寨，平原的萬年、院家村、大陳庄、西尖中等都是當年的先進典型，好幾個村支部書記成績突出、貢獻大後來轉為國家幹部。

　　轟轟烈烈地農業學大寨運動，已經成為歷史。但從整個運動方向看來，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一是發揚自力更生精神，糾正了“等、靠、要”的思想，幹部群眾的精神面貌大變，農業生產也有了較大的發展。二是大搞農業基本建設，改變了生產條件，如我縣的引崗區、山區的改河造地、小型水利工程、平原的方田建設、機井建設等對後來多年的農業增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三是基層幹部參加生產勞動，聯繫群眾，不搞特殊化，這種作風，值得永遠保持。運動中“左”的方面，除了不適當地搞階級鬥爭，傷害了相當一批幹部外，主要的還在於，脫離實際地去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搞“窮過渡”，限制農民搞家庭副業和發展集市貿易等。在好些地方，不注重科學，不顧群眾利益蠻幹的事，也時有發生。如河道裁彎取直、建設“人造平原” 等等舉措，勞民傷財、得不償失。一些“左”的東西儘管後來得到糾正，但是，發展農業的一個根本問題是農業生產經營體制問題。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國農村改變了人民公社的體制，推行了適合我國目前國情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得以很好地發揮，農業生產有了極大的進步。

　　農業學大寨，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但在我的腦子裡，仍然若隱若現。全縣近70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特別是山區、半山區，那個時期留下的印記隨處可見：水庫、坑塘、大寨田、河壩、水渠、揚水站......每當看到這些現在還默默奉獻的基礎設施，總能感受到那種“戰天鬥地、熱火朝天”的場面，那種“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依然在激勵、感染着象我之類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