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紅”

　　舉頭三尺有神明，說的是一個人不能做壞事、做虧心事，即使你做的這件事沒有任何第三者在場，即使你的偽裝爐火純青，但頭頂的神明都一一看在眼裡。我知，還有天知地知。再高明的犯罪，都會留下蛛絲馬跡，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再好的偽裝，也有被戳穿的時候。做了壞事，良心會因此受到煎熬，終究是要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價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文化生活還相對貧乏，電影就成了年輕人精神的大餐。那也是中國農村電影的黃金時期。每個鄉鎮，都有一個電影院。一般一個晚上放一場，特別好的電影還提前到白天放。票緊張時，還有倒票的，也就是議價票，比從電影院賣出來要貴一毛兩毛錢。也有一票難求的時候。電影院，盛況空前，算是最熱鬧的地方。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經常有一些賣瓜子和其它一些小吃的，生意十分火爆。

　　那時，普通老百姓最洋式的交通工具，莫過於自行車了。摩托車是在八十年代末才大量出現的。騎自行車，和穿喇叭褲、花襯衫一樣，是那時年輕人的一種時髦。一路鈴鐺，招搖過市，響得人心花怒放，會招來無數羨慕的目光。那愜意，真讓人有些飄飄然。

　　工作的地方離電影院並不遠，抄近路走比騎車還要快。但為了炫耀，我們往往七八上十人，騎着車，浩浩蕩蕩地秀向電影院。

　　電影院有專門放車的地方，也有人幫着看自行車。寄存一次自行車，五分錢。有一段時間，偷自行車鈴蓋成風，純屬於惡作劇。你取我的，我拿你的，不亦樂乎。車鈴蓋被摘，並不影響騎車，但它破壞了車的完美。

　　一次，看完電影，我的自行車鈴蓋卻不翼而飛，找看自行車的，他竟然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還教唆我說，別人拿你的，你就不曉得拿別人的。我覺得也對，就順手擰下旁邊一輛自行車的車鈴蓋，心安理得地擰在我的車鈴上。

　　可是，騎着自行車，總感到別彆扭扭的，總覺得別人看我的眼光顯得異樣。某一個丟了鈴蓋的人，朝天海罵，也疑心那是在罵我。結末給我的教訓是，一個人不能做虧心事，一旦做了虧心事，內心就再也坦然不起來，就會疑神疑鬼，不得安寧。

　　沒人指名道姓地懷疑我、罵我，我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疑心呢？因為我做過，覺得懷疑的、罵的，就是我。對於這種捕風捉影、對號入座的情形，鄉下有一種很形象的說法，叫“認紅”。所謂“認紅”，本義就是一個人撿到錢，張三、李四、王五都恰好掉了錢，都認為那錢是自己的，都爭着去認領。引申為不是說甲，甲卻對號入座，認為是在說他。有點無事找事、不打自招和自認霉頭的意思。

　　生活中，這樣的事，可謂屢見不鮮。人與人之間的誤會，嫌隙，往往因此而產生。

　　有一段時間，我寫散文、寫小說，出了幾個集子。我不否認那裡面的人物、事件在生活中都有原型，但我肯定地說我絕不是依葫蘆畫瓢，也沒有刻意去寫誰的意思。依葫蘆畫瓢是紀錄，不是創作。創作，就有虛構。因此，文學來自於生活必然又高於生活。

　　一次，一位一向關係不錯的同事，忽然對我表現得不友好，總是找我的茬，甚至出言不遜，我感到非常詫異，莫名其妙。在我再三追問之下，他才憤憤地說：“我們倆平時關係不錯，你怎麼還在文章中那樣敗壞我？”還說了一些很傷感的話。我又好氣又好笑，賭咒發誓說我的確沒有居心不良，說那是文學，是創作，他仍不依不饒。十幾年交情就這樣完了，我後悔不及。我找出書一看，原來確有幾個生活細節是取材於他，而故事基本是虛構的。他這就是典型的“認紅”。我被他誤會，真的有些冤枉。看到有些影視，煞有介事地在片頭顯示“本故事純屬虛構，請勿對號入座。如有雷同，純屬巧合”之類的話，這樣做雖然可笑，但想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凡“認紅”都是事出有因，不是空穴來風。換句話說，批評者可能批評的是一種社會現象，並不針對誰，但說者無心，聽者卻有意。因為這種被批評的社會現象，在聽者身上有所表現，甚至很嚴重，於是，就把所批評的事攬在了自己身上，把無心的說當做了有心的臧否。批評的某種現象，恰好觸動了“認紅”的聽者心中的隱私、忌諱，把“巧合”當成了有針對性的攻擊。

　　據說禿子最忌諱的就是別人說什麼瓜，什麼燈泡。人通常是這樣，越忌諱什麼，就越怕別人談論什麼。做過強盜的，最討厭別人提殺人放火的事，這是不光彩的老底。曾經異常貧困而後暴發的人，最不喜歡別人談論他的往事，那是他心中的屈辱和痛。偷過情的女人，自然也就怕談男女間的混賬事，怕有朝一日也會真相大白於天下，鬧得身敗名裂。這就是通常說的做賊心虛。

　　記得有這樣一件事，我印象特別深刻。一次，單位放假，我因為有事提前上班，遇到一位沒有回家的同事。同事的家離單位並不遠，我很奇怪，便好心地問他為什麼不回家。同事當即翻臉，說我是太平洋的檢察——管得寬。吃了癟，心裡挺鬱悶。後來，風言風語說他與某個有夫之婦好上了，我才明白原委。其實，我只是碰巧撞上他，什麼都不知道。同事以為我在譴責他抑或譏諷他，所以才有那麼強烈的反應。想想，同事那心態還是挺小人的。都啥年頭了，誰還稀罕你那點男歡女愛的破事？

　　我想起魯迅，在世時，常被人誤會，其實全是“認紅”惹的禍。他所揭露、鞭撻的民族劣根性，是一種普遍性的東西，每個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那麼一些。如果人人都對號入座去“認紅”，魯迅該是全民公敵了。無數人尊敬他、愛戴他，因為這些人知道，魯迅針對的是事而不是人。

　　認“紅”，既可笑，又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