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作家畢飛宇

　　在秋末一個溫暖的下午，廳文聯通知我參加“畢飛宇見面會”。說實話，當時我真有一點疑惑，這個畢飛宇究竟是何許人也！帶着好奇心和求知慾，我上網查了相關資料，畢飛宇，男，1964年出生於江蘇興化，獲得兩次魯迅文學獎，並有長篇小說《青衣》被拍成電視劇……省內這麼有實力的知名作家，居然連聽都沒有聽說過，我為我的無知感到內疚。為了彌補過錯，我迅速趕到幾家新華書店對畢老師的作品進行全面搜索，好不容淘到了《平原》、《哺乳期的女兒》、《玉米》、《青衣》等幾本代表作。

　　初讀畢飛宇的《青衣》，我不禁聯想到19世紀西方文學中“世紀病患者”和俄國文學中“多餘人”的形象。在想象與現實中掙扎的筱燕秋，不也是當今中國的一個“世紀病患者”嗎？現實的不容與她自身詩性的、異化的追求，造就了她一段生動的獨角戲。隱藏在作品背後的，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與審視。畢飛宇以一種看似平淡的語氣敘述故事，常常使用一些讓人意想不到的比喻，喚起讀者複雜的情緒，引發讀者深刻的思考，甚至讓讀者感到心靈的震撼。那種“飛翔的語言”樸素無華，卻字字珠璣。

　　帶着對文學創作的種種疑問，我踏上了開往南京的列車，開始了我的文學尋夢之旅。下午14時的見面會，我12點就徘徊在省廳大門口熟悉環境。見面會終於開始了，畢飛宇老師一身休閑裝且保留着一頭短髮，顯得很乾練，與我心中印象的作家不大一樣，不過這樣讓我更能易於接受和靠近。

　　也許我們都是人民警察，也許是我們對畢老師太崇拜，以致整個見面會並不像地方文學青年那樣瘋狂，氣氛顯得拘謹而嚴肅。畢老師說：“你們是人民警察，如果你們對我進行‘拷問’，我一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部‘招供’，請你們‘拷問’我吧！”一句詼諧和幽默的話語，就像他的文學作品一樣，總是讓讀者帶着一種愉快和輕鬆的心情。南京市公安局蔣書余是我們省廳公安文學老前輩，出版了多本詩歌集，以一首“飛語”的詩歌朗誦，把見面會引向了深入。

　　畢飛宇老師開始從“語言”入手，坦陳了自己在文學創作上的成長經歷，使一個高踞於文學聖壇之上的著名作家來到我們這些普通讀者面前，儼然一個鄰家大哥。當談到《紅樓夢》時，他以一個“鳳姐徐徐走來”中的“徐”字，讓他解讀出多少曹雪芹隱而不露的真意，着實讓我佩服他對語言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對“紅學”的研究，正所謂：“評點派”提供的是史料價值；“索隱派”追索的是故事的言外之意；“考證派”側重於對資料的研究；“批評派”引入了西方美學批評理論；劉心武熱衷的是雲里霧裡的探佚……畢飛宇抓住的是中國文字的玄妙，從而讀懂曹雪芹的弦外之音。難怪魯迅先生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畢老師讓我們再次領略了中國文學的博大精深。

　　緊接着，畢老師談到他創作“玉米”、“平原”和長篇小說“青衣”等著名作品的坎坷過程，也是我最想要知道的。他說寫小說其實並不難寫，主要是把身段放得很低一些，在創作“青衣”作品時，就是在讀了《京劇知識一百問》之後，又去採訪那位京劇老藝人，才讓一個鮮活的筱燕秋立在自己的面前了。

　　聽着畢老師繪聲繪色的描述和通俗易懂的講解，我的眼睛不充許我眨一下，生怕錯過一兩細節，我手中的筆也不充許我停一下，生怕漏掉一兩句關鍵語段。三個小時下來，我根本沒有機會提問，但大家的問題已經充分代表了我的心聲，我知道畢老師最喜愛的作品是《紅樓夢》、《水滸》，最喜愛的作家是列夫·托爾斯泰；我明白了小說的“邏輯”很重要、不要輕意讓種子（靈感）失去生根發芽的機會、要盡量讓自己的作品複雜一些、要尊重自己的情感變化、要學會做到“恰當的詞用在恰當的地方”；我還懂得了要寫好自己的作品不妨先了解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寫作是一個勞累、痛苦、快樂的過程、要處理好讀書與寫作的關係……

　　畢老師與我們就文學創作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了坦誠的交流與探討，他對當前我國文學的社會責任、語言的美學價值的精闢見解，讓我深受啟發。有人說，與大師對話，哪怕只是一兩句，其收穫可能勝過埋頭讀一年書。與畢老師的對話，確實讓我受益匪淺，也讓我覺得與小說的距離近了，與文學的距離近了，與大師的距離近了。此時此刻，我想借蔣書余老師這首詩來表達我對文學的熱愛和對畢飛宇作家的景仰：你的高度/就是語言的高度/保持着飛翔的姿勢//飛翔的語言/帶着玉米的氣息/飛向大地//飛翔的語言/流淌着乳汁的芳香/飛向母親河//飛翔的語言/哪怕在沒有光亮的世界/也那麼的有滋有味//而我，守望安寧/有了玉米和乳汁/不知疲倦，望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