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怪傑辜鴻銘軼事

　　一九二一年，英國名作家毛姆遊歷中國時特地慕名求見辜鴻銘，想一睹尊容，請他講解《春秋大義》。為此特地托一位英國洋行的同胞說情，等了幾天也未見迴音。去問怎麼回事，同胞說，他寫了一張條子，讓辜氏前來拜見，不知為什麼一直未見辜氏影子。毛姆一聽才知事情被弄糟了，於是親筆擬了一封短簡，恭恭敬敬地表達仰慕之意，求賜一見，辜氏這才答應與他見面。

　　辜鴻銘為什麼令外國人如此着迷呢？

　　辜鴻銘（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於馬來亞檳榔嶼。名湯生（TOMSON），又號立誠，別署漢濱讀易者、讀易老人。晚年自稱東西南北老人。曾祖為當地華僑首領，父辜紫雲，在檳榔嶼為英商布朗經營橡膠園，母為歐洲人。因從小聰明伶俐，被布朗收為養子。一八六九年，十三歲時，辜氏隨養父布朗赴歐留學，接受系統的西方教育，后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為中國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學生。辜氏先後留學歐洲十一年，廣泛涉獵西方文學、哲學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臘等多種語言，這在早期留學生中也十分罕見。

　　一八八O年，辜鴻銘學成返回檳榔嶼，在新加坡當地殖民地政府任職。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維新派人物馬建忠，一席長談后辜氏思想發生極大轉變。自稱“三日傾談”“使我再一次變成一個中國人”。從此開始從西學轉向中國文化。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張之洞幕府，擔任幕僚，先後近二十年，從此迷上傳統的儒家文化，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忠實信徒。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請辜鴻銘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英國文學。這個時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時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義》德譯本出版，在德國掀起一股“辜鴻銘熱”，丹麥著名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在《辜鴻銘論》中稱他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從來還沒有一個中國人被西方如此認可，並得到這樣高度評價。就連李大釗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稱“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這一時期的辜鴻銘可以說達到了他聲名的頂點，真正是炙手可熱，所以辜鴻銘的狂與怪也就不足為奇了。

　　辜鴻銘出名，不僅因為他的學貫中西，也不僅因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語，還因為他奇特的外貌和許多特立獨行的做法。談到這位學界怪傑，周作人曾這樣描寫道：“北大頂古怪的人物，恐怕眾口一詞的要推辜鴻銘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連他的包車車夫，也是一個拖帶大辮子的漢子，正好與主人形成一對，成為北大門前的一道風景。當年還是北大學子的羅家倫後來回憶說：“我記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條大辮子，是用紅絲線夾在頭髮里辮起來的，戴了一頂紅帽黑緞子平頂的瓜皮帽，大搖大擺地上漢花園北大文學院的紅樓，頗是一景。”

　　關於辜鴻銘在北大授課的風采，最有發言權的，當數他的親炙弟子羅家倫。“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國文字名滿海內外，而又以怪誕見稱的，那便是辜鴻銘先生了。後來我到北京大學讀書，蔡先生站在學術的立場上網羅了許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雖然是老復辟派的人物，因為他外國文學的特長，也被聘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因此我接連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講的‘英國詩’這門課程。到了教室之後，他首先對學生宣告：‘我有三章約法，你們受得了的就來上我的課，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進來的時候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要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第二章，我問你們話和你們問我話時都得站起來；第三章，我指定你們要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們全班的同學都認為第一第二都容易辦到，第三卻有點困難，可是大家都懾於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異議。”（羅家倫《回憶辜鴻銘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於從小未接受嚴格的傳統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盡如人意，不僅譯文有時顯得生硬，板書也常常出錯，“因為辜先生的中國文學是他回國以後再用功研究的，雖然也有相當的造詣，卻不自然。這也同他在黑板上寫中國字一樣，他寫中國字常常會缺一筆多一筆而他自己毫不覺得。”（羅家倫）

　　辜鴻銘一向恃才傲物，目中無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無幾，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個。也許是因為蔡元培請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對蔡元培一向十分維護，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運動后，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辭去北大職務，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鴻銘也走上講台表示挽留之意，講話時突然來一句：“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說法在當時卻很不合時宜，若是換了別人，早挨了眾人一頓批，但因為他是辜鴻銘，而且又是為了表達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沒人與他計較了，反倒鬨笑起來。

　　接受傳統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漸漸趨於保守，甚至對舊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戀，但在具體表現上又特立獨行。

　　“辛亥年清廷遜位后，有一批遺臣，組織一集體名曰‘宗社黨’，辜鴻銘亦為此中一分子。時宣統仍擁有皇帝名義，曾下詔諸遺老剪去髮辮，遺老們都奉詔，但辜的辮子卻留下不剪。中國在男人蓄辮時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辮子，那是長在青少年頭上的，頭髮很長很多而黑潤，但辜鴻銘的頭髮卻稀少而短，半黃半黑，結成髮辮，其細如指，都在後腦勺上，彎彎曲曲，十分怪異。他卻毫不以為怪，昂然出入於大庭廣眾之間，遺老們遵命剪髮后，全世界只有一條男辮子保留在辜鴻銘的頭上，因此便使這一條髮辮成為辜鴻銘的特別標誌了。”（周君亮《追憶怪才辜鴻銘》）

　　辜鴻銘雖行事怪誕，卻有自己的原則。袁世凱時代，“安福部當權時，頒布一個新的國會選舉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參議員是須由一種中央通儒院票選的，凡國立大學教授，凡在國外大學得學位的，都有選舉權。於是許多留學生有學士碩士博士文憑的，都有人來兜買。”（胡適《記辜鴻銘》）一位姓陳的來運動辜投他一票，辜說，別人票二百元一張，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張。對方還價三百，最後雙方經討價還價，以四百元成交。選舉前一天，陳某把四百元和選舉入場證都帶來了，再三叮囑辜氏第二天務必到場。“等他走了，我立刻趕下午的快車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錢全報效在一個姑娘——你們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兩天工夫，錢花光了，我才回北京來。”（胡適《記辜鴻銘》）後來，那人趕到辜家大罵他無信義，辜拿起棍子，大罵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錢來買我！你也配講信義，你給我滾出去！從今以後不要再上我門來！”（胡適《記辜鴻銘》）這是辜親口對胡適講的故事，可信度非常高，記在胡適的文章中，這件事一時傳為笑談。

　　辜氏對洋人態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複雜性。也許因為在西方太久的緣故，對西方人的人性中的醜惡的一面了解越深，越鄙視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這一點也與那些崇洋者大相徑庭。在北大時期，他最看不慣那些自以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開表示他的輕蔑。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鏡，寬袍大袖，昂然坐在沙發內，誰也不理睬。他對於外國教授，特別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氣”。（周君亮《追憶怪才辜鴻銘》）一次一位外國教授看到他一條小辮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聽。辜問清他是教文學的，故意改用拉丁語與他談話，對方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說：“你教西洋文學，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鴻銘。

　　林語堂還講過一個故事：“鴻銘好出人意外，向來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電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鴻銘出其不意，拿他手裡的煙斗，向前面禿髮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鴻銘只拿煙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聽命。”（林語堂《辜鴻銘集譯〈論語譯英文〉序》）

　　對外國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氣。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電車，忽遇兩個英俊的洋場少年，見他這樣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訕笑他，辜聽了十分惱火，立刻用極流利的英文罵了過來，兩少年大吃一驚。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對方狠狠罵了一通。兩人無地自容，狼狽而逃。

　　辜對洋人的反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雖然辜鴻銘在蘇格蘭受過外國教育，有許多外國朋友，但他並不喜歡西方人。在革命之後，他更加不喜歡他們。因為他把革命歸因於西方的影響。他憎恨把那種同中國精神相對立的民主理想介紹到中國。他寫道：‘這種崇拜暴亂的教義是從英國和美國輸入中國的。它引起革命和現在民國這場惡夢。’現在，這種崇拜暴亂的教義‘正在威脅和毀滅當今世界文明中最有價值的財富’——真正中國精神。他還認為，如果不立即放棄這種暴亂崇拜，它‘不僅會毀滅歐洲文明，而且會毀滅世界文明’。”（庄士敦《廢帝溥儀召見辜鴻銘》）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對學生男女同校上課的事。有一年，辜主講北大英文課時，當時男女剛剛實行同學，他忽見座位中有女生，大異，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懷疑別人聽不懂，當女生讀給他聽后，他仍以音不對把人趕出教室。下課，辜即找到蔡元培，說“教室中忽發現女性，男女授受不親，請辭去教職”。一時傳為笑柄。（事見王森然《辜鴻銘先生評傳》）

　　辜氏性格中除了狂、怪，還有十分幽默的一面。

　　“有一次，鴻銘應外國友人的宴飲，來賓中只有他是華人，於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后大家談論中西文化，席間有人問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裡？’辜答以：‘剛才諸君互相推讓，不肯居上座，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競天擇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旨，則今天這一席酒菜勢必要等到大家競爭一番，俟勝敗決定，然後坐定，才能動筷子了。’他這妙論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陳彰《一代奇才辜鴻銘》）

　　一九二七年秋，辜鴻銘自日本返回北京，擔任張作霖顧問，不久被擬定為山東大學校長。可惜未能上任，即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來源：《民國教授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