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穩定促動現代法治

　　　　 2001年1月10日 00:58 郝鐵川

　　著名經濟學家蕭灼基近日說，未來的10至20年將是我國中產階層形成的重要時期。如果蕭先生的此番預言果能兌現的話，那麼，未來的10至20年將是中國法治躍上一個新台階的重要時期。

　　西方法治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穩定或成熟的現代法治只能產生於一個社會關係相對穩定的時期，而一個社會只有產生了中產階級或階層，才能表明社會關係相對穩定。即：隨着社會的財富、社會公平觀念的普及，社會流動頻率的加快以及權力與財富的分離，社會人群結構愈來愈呈現出“橄欖型”，即在收入和財富佔有方面，社會頂層的巨富者和社會底層的絕對貧困者都是極少數，出現了一個作為社會結構穩定基礎的“中產階級”，他們的人數佔總人口的40％以上。關於“中產階級”雖然有不同的定義，但一般是指從事腦力勞動的行政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商業營銷人員以及職員、店員、教師、文秘等。“中產階級”的理論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社會學學者中一直有很大爭議，最重要的是認為它部分地背棄了馬克思的階級定義和忽視了制度變量的分析。不過，我們也應一分為二地看到，中產階級的理論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參考價值的觀點：即在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過上比較寬裕的中等水平的生活，社會結構才能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現代法治所賴以生存的主要社會基礎方能具備。所以然者何？

　　第一，中產階級或階層比較求穩怕亂，此種心態與現代法治的連續性、穩定性價值追求相吻合。

　　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的初期，往往是按公民財產的多少或納稅的多少來規定其選舉的有無，這固然暴露了資產階級民主虛偽的一面，但我們還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即：資產階級剛剛奪取政權，首要任務是穩定社會秩序，加快經濟發展速度、醫治戰爭創傷等。哪一個階級或階層最要求此呢？當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富有者。所以資產階級政權首先讓這些人擁有選舉權，把國家的命運交給這些人。後來隨着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產生了，資產階級政權才實行普選制。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建議，他說，成年人每人一張選票，表面看起來很平等，但實際上每張選票的含金量是不相同的，一個18歲的青年人遠沒有一個中年人成熟。中年人承上啟下，最要求社會穩定，穩紮穩打；老年人雖求穩定，但容易保守；青年人雖求進取，但容易激進。所以，中年人的選票含金量最高，應該讓每個中年人同時擁有兩張選票。

　　中產階級者固定的收入、穩定的生活，其革命性雖不足，但其保守性、穩定性則有餘，與現代法治的價值一拍即合。

　　第二，中產階級或階層比較追求體面的生活，看重信譽，此種心態與現代法治誠信、良心守法的價值追求相吻合。

　　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思想家管子就說過：“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精神文明雖有其相對獨立性，但說到底需依賴於物質文明。法律作為精神文明的一部分，需要有一定的物質支撐，一個人、一群人、多數人如果身處水深火熱之中，飽受饑寒交迫之苦，可你還要求他們安於現狀，逆來順受，短時期尚可，長時期斷然難行。一個人、一群人、多數人如果無法支付打官司的成本費用，他們怎會信服法律！法律作為制度文明的一部分，在運行實施過程中更離不開物質的保障。總之，法律與道德不一樣，後者的運行總體上是無償的，而前者的實施是有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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