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憶錄

　　（接上篇）

　　五年下鄉五年下井 十年求索終進考場

　　1968年11月,我被分配到宜章縣長策公社大屋堂大隊插隊落戶,一個月後遷移到郴縣棲鳳渡公社廖王坪大隊,四年後又遷移到資興縣香花公社香花大隊.一直到1973年底招工,這五年非常艱難,其間的主要經歷寫在我的第一篇回憶錄《為了忘卻的記念》里.

　　在下鄉插隊的日子裡,生活可以用“物質匱乏、勞作艱苦、精神苦悶、壓抑彷徨，”來概括.同學們遇到一起時，會吟唱各種版本的《知青之歌》，其中要數南京五中1966屆高中畢業生任毅創作的那首《知青之歌》最先廣為流傳，歌曲的旋律深沉憂傷，歌詞中如“…告別了媽媽，再見吧故鄉,未來的道路多麼艱難，曲折又漫長，生活的腳印深淺在偏僻的異鄉…”經常會使呤唱者流下淚來，由於這首歌流傳很廣，最後居然被莫斯科廣播電台向全世界轉播，引起高層震怒，任毅被捕入獄判刑十年，直至79年才平反出獄。這首歌至今仍可在互聯網上搜得到，確實是不可磨滅的歷史啊。

　　知青下鄉后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在1973年還衍生出一段歷史故事：福建莆田的一位小學教師李慶霖(此人本身就是個傳奇悲劇人物)看到自己的兒子下鄉后吃盡各種苦頭,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不知通過什麼關係居然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中,毛居然還給李慶霖親筆回信並寄了300元錢.信的全文如下：“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這封信成了中央高層調整知識青年政策的契機,並最後促成知青全部返城.

　　如果硬要說我下鄉的收穫,那就是在漫長的求索、期望、等待中,自己的意志和身體受到了苦行僧式的磨練,沒有被壓垮壓死.兩次招工未果的經歷,使我想到自己有可能這輩子就在農村了,於是自學了中醫和油漆工,企圖用以作為今後在農村的謀生手段.後來我就有了半拉子的油漆工手藝,中醫就只能說懂點皮毛而已了.

　　1973年底,我被招工到了資興礦務局周源山煤礦,分在采一隊成了一名井下採煤工,終於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

　　採煤工的工作辛苦而危險, 1976年7月27日,我所在的採煤班發生冒頂事故,班長何榮繼等七人不幸遇難.我當時因受傷沒去上班因而逃過一劫.我平時工作認真,隊里的領導和工人對我印象不錯,這為我78年高考開始未上榜而後又被錄取的逆轉打下了基礎.

　　五年農村五年礦工,其間也有幾件事引發自己對大學的思考和向望,1973年,遼寧的張鐵生在選拔工農兵大學的入學考試時交白卷(在試卷上寫了一封信),被譽為“白卷英雄”.他的這一壯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媒體廣為推崇.1975年出了一部名為《決裂》的電影,劇中有這樣一個經典片段:一所大學的黨委書記反對入學考試，他舉起一位只上過小學、手上長滿老繭的青年人的手高呼：“這就是上大學的資格！” 我當時就想:我這個採煤工手上的老繭也不薄啊！

　　1977年,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宣布了愚昧文化時代的結束.已經停止了近12年的高考隨即恢復.77年的高考是當年12月舉行的.由於當時的極左思維仍有很大市場,我到礦部報名參加高考被拒,理由是年齡太大了.過了不到半年,78年的高招又開始了,這一次招考明文規定對我們老三屆的學生不限年齡、不限婚否,各單位要積極支持考生報考,我才取得了考試資格,參加了78年的高考.

　　錄取遭攔截 險途遇陽光

　　78年的高考在資興礦務局子弟中學設了考場.在網上查到那年參考的人數全國有六百多萬,錄取是三十萬（而現在2014年全國高校畢業生是727萬）.全國統一試卷,考試科目是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政治五科,每科滿分100分,總分500分.憑着自己的功底,我在畢業12年之後走進考場,仍取得了總分379分的好成績. （據說是資興縣第二名）當時礦務局教育處在礦務局大院門口張榜公布了總分在260分以上的考生名單,總共就十餘人.（後來組織部門清理個人檔案里的材料,把考試卷子交還我本人,我把這些卷子作文物保存起來了）

　　一個多月後,二百多分的考生陸續接到了錄取通知,而我卻沒有消息.我的一個高中同學當時是某高中的教師,他的考分是380多分,被南京工學院錄取了,（南工現名為東南大學,文革前就是十九所教育部直屬院校之一,是一所知名重點大學.）

　　當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未召開,以階級鬥爭為綱仍是一面大旗.我對沒有接到通知早有預感,但還是心中難受又毫無辦法.

　　又過了半個月左右,我突然奇迹般的接到了湖南師範學院郴州分院（后更名為郴州師專）的錄取通知,我去學校報到時學校已開課一星期了,而我並不屬於那年擴招的範圍,因為擴招的同學是我進校后一個多月才入校的.對這個奇迹,一直到我退休才有人為我揭曉答案.

　　原周源山煤礦教育科的李科長和原資興礦務局教育處的黃幹事在他們退休后把他們親歷此事的經過先後告訴了我.

　　1978年10月份,郴州地區招生辦來了兩個人,和礦務局教育處的黃幹事一起到礦里調查我的情況,是礦教育科李科長具體負責接待的,調查人員直接找到我工作過的采一隊了解我的表現情況,調查的結論是:我工作紮實表現不錯.而這一切我自己毫不知情.李科長等人對此事也守口如瓶,一直到我退休才告訴我.

　　事情的原委是:我參加高考在政審時又遇到了麻煩,礦里一個黨委副書記（姑且稱此人為朱主任二世吧,實在不想尊稱他為書記了.）不同意我上大學,朱主任二世還說：“讓這些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都去上大學,那我們貧下中農的孩子怎麼辦？”他給我的政審結論是不合格.

　　所幸的是,在那個極左勢力橫行的年代,鄧小平先生力挽狂瀾,取消以階級鬥爭為綱,推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而當初改革的步履並不輕鬆.從1978年高招工作來看,每一個環節都設置了政策的保駕護航:一是在報名這一關明文規定不準阻擾考生報名,二是在錄取階段又規定對於高分考生若未被錄取的,必須由地區一級的招生部門派員調查,根據考生本人的表現情況來決定是否錄取.而這一項救命的規定考生是並不知道的.

　　今天看來,我的考分本可以錄取在更好的學校,但由於朱主任二世的恩典,已經錯過了錄取的時機,能錄取已屬幸運了.

　　拿到了來之不易的錄取通知書,我又面臨一個新的問題.這裡還是先看一下1978年的高招政策對我們老三屆的考生是多麼眷顧的吧:政策不但規定了報名不準攔截,錄取不準設卡,還規定了對錄取的大齡考生,若已經在國家企事業單位工作滿五年的,可以帶工資上學.這對我又是一項救命的政策,因為我當時已經是倆個孩子的父親了,女兒才兩歲兒子剛滿月,若丟掉工資去上學,困難是難以想象的.但是,我離五年工齡剛好還差一個月！要想帶工資上學,要麼請求礦里領導開恩,要麼懇求學校領導同意我推遲一個月報到.我選擇了後者,郴州師專的李格魯校長看了我的請求報告,一口答應了我,要我先到教務處登記註冊,再延遲一個月來校上課.於是我在繼續下了一個月井后,告別父母和妻兒子女、告別工友同事,走進了闊別了12年的課堂當學生去了.

　　在郴州師專三年,學習順利.1981年以全優成績畢業.因心裡眷顧家裡那一畝三分地,強烈要求分配回資興礦務局,礦務局組織部把我分在資興礦務局子弟中學工作.才上了一個星期的班,這時朱主任二世仍在周源山煤礦任黨委副書記,礦里幾次與礦務局組織部門交涉,說我原來就是周源山煤礦的人,這三年又在礦里領工資,應該回原單位工作.於是我又回到了周源山煤礦,在礦子弟學校任教.

　　我在周礦子校上班幾個月後,朱主任二世調離周源山煤礦,此後我的工作生活空間與此人沒有交集,阿彌陀佛！

　　1985年2月,我任周源山煤礦子校教學副校長.1987年七月調資興礦務局子弟中學,直至2003年退休.

　　1985年湖南省高校招收文革后第一屆函授本科生,我報考湖南教育學院（后併入湖南師範大學）物理專業,經三年函授學習,1988年以全優成績取得本科文憑並獲湖南師範大學理學學士學位.至此完成了我歷經36年的學歷教育之路.

　　1993年,我獲評中學高級教師職稱,1998年在卸任教學副校長職務后,更潛心專註教學教研業務,積多年之努力小有收穫.2002年經評審由湖南省教育廳授予特級教師稱號.

　　後記

　　縱觀我的求學之路,可謂步步坎坷、險象叢生.蓋因為我的青少年時期處於動亂和扭曲的年代.諸多不幸和不公極不公平地落在我的頭上,若沒有自己的極力抗爭和進取,若沒有母親以極其艱苦的勞作支持我上學,恐怕我的學歷就是小學畢業了.

　　然而在回味自己的人生經歷時,我並沒有多少慶幸和滿足的感覺,總是對自己沒能有更多的人生建樹而感到失落和遺憾.我曾設想,如果我的父親不是右派,如果我沒有遇上史無前例的文革,如果……但是常識又告訴我:現實不承認如果,現實中沒有如果,現實就是現實！不管你願不願意,你能夠面對的永遠只有現實！

　　我曾經努力奮鬥,而在師專畢業后,雖工作努力,但也因囿於一畝三分地、顧及值不了幾文錢的罈罈罐罐而放棄了一些改變人生軌跡的機會.缺少高遠的眼光,缺少銳意進取的衝勁,缺少當年為爭取高中學籍破釜沉舟的精神,也就平淡過日子了.

　　2013年退休后,我曾在郴州明星學校任教四年多,這四年裡,覺得工作生活都較為充實,頗有收穫.2017年,卻又因為老婆身體患病,我只得回到家裡.之後自己的身體也經歷了疾病的考驗.以自己的歷練和心態,本還想有所進取,卻只能仰天長嘆了！這期間我寫的一首詩中有句云：“本當老驥行千里,無奈蹉跎滯路旁”就是是我心態的真實寫照了.

　　希望我的親朋好友、弟子門生、兒孫後輩從我的文章里吸收正能量、借鑒有益的成分,自強不息、銳意進取,則我願足矣！

　　2014.2於資興市龍泉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