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憶錄

　　（接上篇）

　　畢業遭遇文革 高考夢碎

　　我和王興國同學一起編入了高26班,開始了高三的學習.當時郴州三中是郴州一所較好的中學,比起我中學階段上過的所有學校,這是最好的一所了.學校的條件、氛圍都不錯.我在這裡又遇到了幾位恩師,高三學習順利,成績提升較快.特別令人欣慰的是在三中沒有再遇到紅中朱主任那一類的人物,三年一期的語文老師覃日新後來是學校黨支部副書記,幾次與我談話都要我努力學習不要背什麼思想包袱.我後來才逐漸知道,覃老師之所以關心鼓勵我,一是因為他正直厚道愛才,二是學校那幾年為了提高升學率,對一些成績較好的學生往往不人為地阻斷他們的前進之路.我前面兩屆的學生中就不乏這種幸運的例子.三年二期覃老師不再擔任26班的任課教師,他仍然關心鼓勵我,使我充滿感激,也對即將到來的高考充滿了憧憬和希望.命運似乎給我打開了一扇希望之門,讓我看到了一線曙光和希望.後來的事實也證實了我的感覺,1967年文革過程中,學校的紅衛兵造反派搞了所謂的“奪權”,把學校檔案室的一些材料抄了出來,其中就有一份66屆學生高考政審結論,如果考生高考分數過線,能否錄取、能錄取在哪一類的學校,就要看這個政審結論了.這份政審結論把考生分為四類,所謂政治條件好的列為“絕密”和“機密”,條件一般尚可的列為“一般”,(這三類與高校的專業設置是互相對應的)政審不合格的列為“不合格”（不合格意味着分數再高也不能錄取）.我的政審結論是“一般”.在那個年代,這對我已經是極大的恩賜了！

　　但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即將降臨,中國社會已悄悄步入了史無前例文化大革命前夜,命運再一次無情阻斷了我的升學之路

　　1966年春,四清運動進入後期,駐校工作組已實際管控學校工作.北京揪出了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反黨集團,下面各單位也緊鑼密鼓地抓反黨黑幫分子,已有幾個老師被定為黑幫分子遭批鬥,校園裡充滿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

　　1966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著名的“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後來被公認為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標誌.不久后的8月9日又發布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全國逐漸進入動亂.而六月中旬之前學校的教學秩序還是正常的,我們正全力以赴複習備考,還沉浸在自己營造的高考美夢之中.

　　1966年6月10日,人民日報登載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師大女附中學生寫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信,強烈要求廢除舊的高考制度,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改革高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通知中說,66年的高考暫定推遲半年.實際上這一推就推了十二年啊！我的高考夢就這樣被粉碎了.

　　我目睹的校園文革鬧劇

　　從66年6月中旬開始,學校“停課鬧革命”,首先是有組織的批鬥打成黑幫的老師,後來還波及到一些學生.大字報鋪天蓋地,一批老師慘遭批鬥. 校園裡亂象叢生,有一對老師夫婦, 丈夫姓黃妻子姓葉,家裡大門上被貼上一副對聯：“東風吹郴水 黃葉下長安”,這是算最文雅的.接着我們的化學老師何湘林服毒自殺,毒藥是他自己在實驗室配製的.再後來出現各種“觀點”不同的紅衛兵組織,互相對立謾罵.最後發展到兵刀相見.這裡面還有一段史實：十六條明文規定“要文斗不要武鬥”,但十六條公布不到十天,八月十八日毛氏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北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宋任窮之女)獻上紅袖章,毛在問了她的姓名后說：幹嘛文質彬彬,要武嘛.人民日報等媒體立即刊載了這一新聞,宋彬彬遂改名為宋要武,各地的派斗也逐漸由文斗演變成武鬥.

　　我除了運動初期批判“三家村”階段做過隨大流的發言,後來就當“空軍”了,在混亂的局面中獨善其身,我告訴自己：決不能捲入這股濁浪.看到學校和社會已接近無政府狀態,我作出了一個偉大的的決策,拉上我的戰友兼哥們王興國到全國串聯(免費旅遊)去了.這次串聯旅遊歷時近兩月,足跡歷經京、滬、穗、武、寧、蓉、渝、桂等十多個城市,食宿交通全部免費.雖然在火車上擠得一塌糊塗,行李架上座位下邊廁所裡面全擠滿了人.吃的是接待站的米飯饅頭小菜,有時還得餓肚子,睡覺就在學校教室的地板上,身上還粘上了一些虱子跳蚤.但這段經歷確實是我在文革中僅有的“福利”和重要收穫了.

　　串聯回來,我繼續當“觀潮派”,在礦里參加各種勞動賺取生活費.

　　而我在班上的鄰桌好友顏銀輝同學卻在這場混斗中死於非命.顏銀輝是紅衛兵組織—“郴州獨立師”的頭頭, “獨立師”在郴州鬧騰得很熱火,還辦了一份小報,顏同學要我到這份小報去做編輯,我委婉地拒絕了.這份小報的創刊號上載有顏同學本人寫的一首七律詩,其中一句是：“頭顱一意擊劉鄧、鮮血何惜灑大箐”,可憐他一語成讖,這句詩竟真的成了他的性命終結之簽.

　　事發1967年夏,當時文革各派你爭我斗、一片混亂,顏銀輝在一次衝突中死於摩托車車禍.一大批造反派組織欲借顏銀輝之死大造聲勢、擴大影響,給他辦了一個盛大的葬禮,墓地就選在郴州三中校園的中心位置,墓碑上刻着“革命小將顏銀輝之墓”墓穴用石塊紅磚水泥砌成,木棺內嵌入一鋼板焊成的鐵匣,匣內盛以福爾馬林溶液安放遺體.出殯那天,近千人送葬.還把當時的郴州地委書記陳洪新﹑郴州軍分區司令員張吉亭抓來披麻戴孝,行跪拜之禮.當然這種過頭的行為又會惹出事端.兩個月後,部隊進駐各單位,在農村搞了很多農民來配合彈壓,稱之為農民進城.到郴州三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搗毀顏銀輝的墳墓,用炸藥炸開墓穴,用鐵鍬扒出屍體……阿彌陀佛……

　　顏銀輝原本是一個不錯的學生,個子高挑目光深邃思維敏捷.可惜身處亂世,又不諳修身律己之道,終釀殺身之禍,死後屍骨還要再遭慘禍.成了文革祭壇上的犧牲供品,何其悲也！

　　顏銀輝的墓塋被搗毀后不久,郴州三中的另一個紅衛兵頭領、顏銀輝葬禮的主持人之一、高29班學生曾郴林被捕入獄,后被判刑.

　　我在文革中的明智之舉就是盡量遠離是非,只看熱鬧不吱聲.否則也會難逃劫數.在文革停課的兩年裡,我參加勞動超大半年,串聯旅遊近兩個月,參加郴州地區紅衛兵文藝宣傳隊排練演出兩個多月,其餘時間除了看熱鬧就只剩下苦悶和彷徨了.為了排遣苦悶空虛,有段時間曾專心投入電子管收音機的裝配製作,先是裝三管直放式,後來就鼓搗起超外差五管機了,效果還不錯,直到現在手裡還有一堆已過時的真空電子管和晶體管.

　　這種混亂的局面一直延續到1968年冬,偉大領袖發了兩條“最高指示”：一曰“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二曰“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於是,我們66屆、67屆、68屆三屆學生一起掃地出門、下放農村.從此“老三屆”這個稱謂成了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特殊符號.我開始了長達五年的下鄉知青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