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起跑線上的屠格涅夫

　　楊開顯

　　1834年夏，15歲的屠格涅夫從莫斯科大學轉學到波得堡大學哲學系語文專業學習。可這一年10月底，剛滿16歲的屠格涅夫卻失去了他的親人——父親中風逝世。

　　在父親逝世前不久，屠格涅夫開始寫詩劇《斯捷諾》。劇中既有兇殺，又有瘋狂，還有自殺。這部作品正如他後來自己批評的那樣，是一部“幼稚、低劣、盲目地模仿拜倫的《曼弗列德》的荒誕作品”。此外，屠格涅夫一年前在莫斯科還寫了一些小詩。這是屠格涅夫最初的一些文學活動。

　　來到彼得堡的最初一年，屠格涅夫會見了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茹科夫斯基。這次會見對屠格涅夫的文學活動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屠格涅夫一家曾與茹科夫斯基有很深的私交。屠格涅夫的母親為了讓茹科夫斯基記起她來，就在他的命名日到來時準備了一幅刺繡，刺繡上綉了一位身着中世紀服裝的姑娘，姑娘的肩頭上站着一隻鸚鵡。她叫兒子到冬宮把禮物送給茹科夫斯基，並說出自己是誰家的孩子。

　　屠格涅夫走進茹科夫斯基的房間時，感到十分膽怯，心突突地跳，臉火辣辣的，幾乎是噙着眼淚，木然地站在門檻旁，伸出雙手，捧着不幸的禮物……。茹科夫斯基動了惻隱之心，從高高的寫字檯後面走近屠格涅夫，輕輕地接過禮物，請屠格涅夫坐下，溫和地和他交談起來。屠格涅夫回到家后，回憶起詩人的微笑、詩人親切溫和的聲音和詩人慢條斯理而討人喜愛的舉止時，總是帶着一種異樣的感情。屠格涅夫與著名文學家最初的交往和聯繫就是這樣開始的。

　　1834—1835年，《狄康卡近鄉夜話》的作者果戈理正好在彼得堡大學教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紀史，但是屠格涅夫和他的同學們並不知道眼前的果戈理–雅諾夫斯基教授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果戈理。只是在後來，屠格涅夫才發現了這一錯誤。雖然果戈理作為作家贏得了屠格涅夫和他的同學們的尊敬，但果戈理作為教授卻受到他們的非議：果戈理“指着巴勒斯坦和其他東方國家的小幅鋼板畫不是在講，而是十分結結巴巴地、耳語般地咕噥着什麼”；“果戈理本人完全清楚……他處境的尷尬：就在那一年他提出了辭呈”。

　　在讀二年級時，屠格涅夫和即將畢業於法學系的格蘭諾夫斯基成了親密無間的朋友。他們正處於為青年人所特有的精力充沛、熱情迸發的那種充滿理想的時期。兩人都熱愛文學、藝術和科學，都喜愛寫詩和翻譯英國詩人的作品。未來朦朧地呈現在他們面前。一個未來的小說家這時卻嚮往着哲學，一個未來的學者和歷史學家這時卻幻想着詩壇。但是最使他倆迷戀的還是普希金的詩歌和與普希金迥然不同的別涅季克托夫的詩歌。他們無休止地背誦別涅季克托夫的《懸崖》、《給馬基爾特》和《群山》等。這些詩的奇巧精妙的比喻雖然令人眼花繚亂，但卻矯揉造作、空洞無物。是別林斯基的批評文章打開了屠格涅夫的眼界，使他認識到了別涅季克托夫等人的創作的實質。

　　“一天早晨”，屠格涅夫說，“一位同學來找我，憤憤不平地告訴我，在‘貝朗瑞’糖果店發現一期《望遠鏡》雜誌，上面刊登有別林斯基的文章。這個‘吹毛求疵的批評家’竟膽敢批評起我們共同崇拜的別涅季克托夫來。我馬上跑到‘貝朗瑞’糖果店，把整篇文章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不用說，我也同樣怒氣沖沖。可是，真是怪事！在我讀的過程和讀完之後，使我十分吃驚、甚至無可奈何的事，我不由自主地贊同起‘吹毛求疵的批評家’的意見來。他的論據是有說服力的……不可駁倒的。這個確實出乎預料的感覺使我羞愧，我極力壓制這個內在的心聲；在朋友中間，我更尖銳地批評別林斯基和他的文章……但是在心靈深處，那種感覺繼續小聲地告訴我：他是正確的……過了一段時間，我就再也不讀別涅季克托夫的作品了。”

　　別林斯基的名字從那時起就銘刻在青年屠格涅夫的心中。後來，兩人的友誼對屠格涅夫的文學活動發生了十分巨大的積極影響。

　　屠格涅夫17歲時，國民教育部的雜誌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一篇論述歷史學家A·H·穆拉維約夫的《聖地遊記》一書的文章。之後，他主要就寫長、短詩歌，翻譯莎士比亞的《奧賽羅》、《李爾王》和拜倫的《曼弗列德》等。可他不滿意自己的譯作，就把這些譯作撕毀了。

　　在彼得堡大學，屠格涅夫最接近的兩位教授是普涅特涅夫和尼基兼柯，他常常向他們請教並把自己的習作拿給他們看。一次，屠格涅夫把詩劇《斯捷諾》交給了普涅特涅夫，普涅特涅夫在講課時對《斯捷諾》進行了分析和批評，但沒有點出作者的名字。他說，劇中的一切都過於誇張，不真實，也不成熟，如果說詩劇還有什麼成功之處的話，那就是有某些細節。課後，他善意地對屠格涅夫責備了幾句，並問他“還有什麼東西”。

　　屠格涅夫立即又交了一些詩作給普涅特涅夫。後者從中指出《傍晚》和《獻給梅迪策的維納斯》是最成功的（普涅特涅夫後來把這兩首詩發表在1838年的《現代人》雜誌上），並邀請這位初出茅廬的詩人到他家參加文學晚會。

　　屠格涅夫到普涅特涅夫家參加文學晚會遲到了。他為此遺憾了多時。他在前廳遇到一位中等個子的客人，客人和主人告別時聲音洪亮；“對！對！我們的大臣們很好！沒有什麼可說的！”他笑了起來，走了。屠格涅夫僅來得及看清他的一口潔白的牙齒和一雙機靈的眼睛。當別人告訴他剛剛出去的人就是普希金時，他感到十分懊喪。因為他和他的很多同齡人都對普希金崇拜得五體投地，普希金在他們看來簡直一半是人，一半是神。

　　不過命運很快賞賜了屠格涅夫一個機會：他在一次音樂會上又見到了普希金，那剛好是在詩人決鬥之前不久。他是這樣描述他初次見到的普希金的：“他站在門旁，靠着門框，雙手交叉在寬闊的胸前，不滿地望着四周。我記得他的樣子：不大的面孔黑黑的，非洲人式的嘴唇露出潔白的大牙齒，一圈連鬢鬍子短短的，高高的額頭下一雙黑眼睛含着怨恨，眉毛幾乎看不見，頭髮是捲曲的……。他向我投來敏捷的一督。我放肆地目不轉睛地看着他，也許他感到不愉快，他好像很煩惱，動了動肩頭——看來他一直心緒不佳——就走到一邊去了。過了幾天，我再見到他時，他已躺在墳墓之中了……”

　　那天晚上引起屠格涅夫特別注意的是自學成才的著名詩人科爾卓夫。他身着陳舊的常禮服，謙虛地坐在一邊，並不參加大家的交談。普涅特涅夫請他朗誦在自己的詩作，他婉言謝絕了。

　　快半夜了，屠格涅夫送科爾卓夫回家。兩人親切地交談着，屠格涅夫問科爾卓夫為什麼要拒絕朗誦自己的詩。“我讀讀詩這倒沒什麼”，科爾卓夫答道，“普希金剛一走，我就要讀詩，這怎麼好呢？”言辭中充滿了對普希金的敬仰，使屠格涅夫感到自己的問題提得不妥當。

　　1839年，屠格涅夫因家裡遭火災從柏林大學回到俄國。不久，他和萊蒙托夫也見了兩次面。他寫道：“……萊蒙托夫的外貌看起來好像帶着一種不祥和憂傷，從他那黧黑的臉上，從他那大大的凝然不動的黑眼睛里，可以覺察出一種鬱悶和仇恨，覺察出一種深沉的鄙視和激情。他那沉鬱的目光同他那幾乎像孩子般溫柔的突出的嘴唇的表情極不相稱……也許萊蒙托夫的內心深處隱藏着很深的痛苦；命運把他帶入這個社會環境，環境的壓抑氣氛使他感到窒息。”

　　屠格涅夫從小就醉心於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作品，他們的詩歌給青年屠格涅夫的創作以巨大的影響，就是在後來的《獵人筆記》和6部長篇小說中，這些影響也是不能低估的。

　　1843年初有兩件大事在屠格涅夫的一生中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他的長詩《巴拉莎》的出版和他與別林斯基的見面。與偉大的文學家評論家的初次見面十分強烈地印在屠格涅夫的記憶中：“我見到的是一個個子不大的人，背微駝，……但他是非凡和獨特的……”；“起初他講得很多很快，不過他不興奮，也不笑……但是漸漸地他講得有聲有色。他抬起眼睛，整張臉變了樣，開初那種嚴肅的幾乎是病態的表情也變得誠懇、興奮和快樂。他的嘴唇盪出討人喜歡的微笑，他的天藍色的眼中閃出金色的星點，只有那時我才發覺他那雙眼睛的美。”

　　而屠格涅夫也一下子就引起了別林斯基的好感。別林斯基在給批評家兼政論家鮑特金的信中對屠格涅夫大加讚揚：“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總的說來是一個很不錯的人，與他交談和爭論使我得以傾吐積積愫……當遇到一個人，他的獨到而富有特色的見解與你的見解相衝突時閃出真理的火花，乃是一件快事……他了解俄羅斯，從他所有的論斷中可以看出其特點和現實性來……“

　　屠格涅夫在離開彼得堡到家鄉斯巴斯科耶時，帶了已出版的長詩《巴拉莎》到別林斯基家來。他沒有自報姓名，請僕人把小冊子轉交給別林斯基就走了。他在鄉下住了約兩個月，就收到了5月號的《祖國紀事》雜誌，那上面刊登有別林斯基評論他的長詩的長文。別林斯基指出，在並不複雜的樸素的情節里，有着詩的豐富的內容和清香的氣息。他說道，《巴拉莎》一詩的作者“顯示了非凡的詩才，而準確的觀察力，從俄國生活的深處抽象出來的深刻思想，蘊含著那麼多感情的精巧而微妙的諷刺——所有這一切，除了創作天才外，都表現出作者是當今時代的產兒，他把時代的一切痛苦和時代提出的問題都裝在心中”。

　　屠格涅夫與別林斯基的深厚友誼一直保持到後者1848年逝世為止。

　　屠格涅夫由於與別林斯基的接近而進入了彼得堡文學界，成了《祖國紀事》，而後又成了在1847年復刊的《現代人》的積極撰稿者。

　　在與別林斯基認識之前，屠格涅夫的文學活動帶有或多或少的偶然性和有點不求甚解的色彩。是別林斯基使他用另一種方式來看待作家的事業。別林斯基沒有能夠看到屠格涅夫的文學創作活動的鼎盛時期，屠格涅夫所有最重要的作品是後來50—70年代創作出來的。但是，與別林斯基的友誼在屠格涅夫作為藝術家成長的時期、在他從詩歌轉入《獵人筆記》和轉入小說的轉變時期、在他確立文學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原則上、在他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的變化上，都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越過文學創作的起跑線后，屠格涅夫走上了職業作家的道路。他與未來的文學泰斗——赫爾岑、涅克拉索夫、岡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同時或先後步入了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