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孔雀東南飛》

　　《孔雀東南飛》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最早的一篇長篇敘事詩，也是最長最優秀的一首民間敘事詩，是漢樂府敘事詩發展的高峰，也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中現實主義詩歌發展的重要標誌。它是樂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同北朝的《木蘭辭》一同被稱為“樂府雙璧”，流傳至今。明人胡應麟稱之為“百代而下，當無繼者”的“古今絕唱”。該詩揭露封建禮教破壞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惡，揭示出了焦劉悲劇的社會意義，反封建的主題已可謂是盡人皆知。但通過多年來的教學實踐，我以為該詩的反封建主題絕不僅僅停留在傳統的看法上——以焦母、劉蘭芝兄長為代表的封建思想、封建禮教，封建門閥制度殘害了一對青年美滿的愛情婚姻。該作品的反封建主題除此之外，應當還有其廣度和深度。下面將從三個方面作論述。

　　（一）

　　作品中，作為反面人物的焦母、劉兄無疑是殺害美滿婚姻的劊子手，故而傳統的看法概括該作主題時，往往只是停留在這個層面上。但我以為作品反封建主題絕不僅是從反面人物的言行舉止上來體現，而且從人物性格形成原因角度，更深層體現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題。

　　下面，我以焦母性格形成原因為例，分析一下作品反映主題的深度。

　　首先，從焦母生活的環境來看焦母性格形成的原因。焦母訓斥兒子“汝是大家子，仕宦於台閣”，可以看出，焦家是城中的一門大戶人家，“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的勤勞能幹、知書達理的劉蘭芝面對這個焦家也只能自嘆“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而一個官宦人家的太太自然不把出身低微的、至多也不過是小康人家出身的劉蘭芝看在眼裡。這樣一個典型環境，讓她更明白了什麼是婆婆，怎麼做婆婆；讓她更明白了作為家裡的一位名副其實的“家長”有多大的權力，所有這一切是無人能擋的，而這個不順眼的媳婦也自然無法奈何我。

　　其次，焦母與兒子相依為命的生活，養成了她的孤僻、自私、霸道、專橫無禮的性格。從詩中描寫可以看出焦母在長期的生活中，一直是與兒子相依為命的。從兒子的性格來看，這種相依為命應該說從兒子小的時候就存在，一個婦道人家，守寡拉扯兒子長大成人，並使家業一直保持着往日的體面，這不能不說得益於她的能幹。這麼一個能幹的婆婆，這麼一個對焦家立有“汗馬功勞”的婆婆，怎麼能容得下一個只有年輕美貌，卻沒有一點功勞的兒媳婦？況且回想自己也曾有過紅顏 ，但現在畢竟人老珠黃紅顏不再。這樣強烈的嫉妒讓她容不下這個兒媳婦，所以才導致了逼兒休妻的悲劇發生。

　　也正因為長期與兒子相依為命，所以焦母離不開兒子，更不容許誰把兒子從自己身邊奪走。可以說，誰搶走了自己的兒子，誰便打破了自己家的寧靜，誰便抽走了焦母的精神支柱。對這個頤指氣使的焦母來說，奮力奪取兒子，不獲全勝決不收兵便形成了她的行為準則。也正因為如此，自從美貌的劉蘭芝踏進焦家門，成了兒子的媳婦，便註定了婆媳之間的戰爭硝煙瀰漫。因為兒子成親之前，兒子是她的精神支柱，更驅散了自己心靈的寂寞，填補了她喪夫的心理空白，兒子可說是她的精神依託。但當兒子娶到這一無可挑剔的媳婦后，兒子把愛轉移到妻子身上，這無形中在焦母心裡產生了一種失落感，孤獨感；加之兒子夫妻恩愛，婚姻美滿，也喚起了她長期沉睡的夫妻情愛。但長期的封建思想的教化使她沒法違背婦道，於是更加感到孤獨失落，而這一切都源於這個無可挑剔的媳婦。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她便產生了一種變態心理：自己得不到的幸福，兒媳婦憑什麼得到？於是兒媳婦的一切優點全成了罪惡，不趕走這個媳婦，就沒有自己一天的好日子。為能求恢復母子相依的生活，她靡計不施。“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她信口雌黃，顛倒是非；“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她哄騙兒子；等到焦劉兩人盟約因故變化時，又是“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她再次誘哄兒子，目的就在於徹底趕走這個媳婦。

　　也許有人會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對於焦母來講，娶進家門二三年的媳婦，竟然沒有生下一男半女，不能不使她失望，她如何對得起焦家的列祖列宗，劉蘭芝怎麼能留？更何況有《七出之條》“無子去”，這一法寶，更堅定了她趕走劉蘭芝的決心。於是，她對劉蘭芝吹毛求疵，無中生有，使她的性格也變得愈發冷酷，自私，做事不近情理。但試想，如果劉蘭芝有子，焦母就真能容得下她嗎？劉蘭芝的悲劇命運就能避免嗎？我以為不會。因為無子只是表面現象而已，實質是劉蘭芝既美麗、能幹、知書達理，近乎完美，又奪走了兒子的一顆心，所以焦母視她如眼中釘，肉中刺，非趕走她而後快。這樣才出現了文中從始至終焦母逼兒休妻的變態舉動。

　　我們也可以把焦母的性格與別的文學作品比較一下。

　　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張愛玲的中篇小說《金鎖記》中的主人公曹七巧就是一例。丈夫去世，自己帶着兩個孩子相依為命，支撐着這個大家業，兒子未成家以前，全家生活很平靜。兒子結婚後，她便萬般施計逼死兒媳婦，恢復母子相依的生活。女兒把男朋友帶回家，她卻在女兒的男朋友面前，說了女兒的許多壞話；這樣，也逼走了女兒的幸福。曹七巧的這種變態心理有似焦母。所不同的是，曹七巧以暴發者的權勢和守財奴的變態心理，築起了幽冷瘋狂的世界，埋葬了兒女的幸福，也埋葬了自己的幸福。而焦母這種變態心理僅僅是為了趕走兒媳婦，恢復母子相依的生活。

　　由此看來，焦母其實也是普通人家的一份子，她自私、專橫、冷酷，但她絕沒有意識到這就代表着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乾著殺害自己骨肉的勾當，甚至做這些事的時候，還以為這是對兒子好。她也並沒有想到這樣發展下去，會使自己形單影隻。因此，這個充當封建禮教、封建思想代言人的焦母，本身也是封建禮教、封建思想的受害者，這樣，反封建的主題就不僅僅停留在人物行為上，還體現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

　　（二）

　　什麼叫愛情？

　　弗羅伊德在他的《情愛論》中說：“愛情是男女兩性在性與情感方面相吸引的產物。”約瑟夫·魯曾說：“何謂愛情？一個身子兩顆心：何謂友誼？兩個身子一顆心。“先哲們的這些精闢理論，無不證明一點：愛情是靈與肉的結晶。

　　那麼，劉蘭芝與焦仲卿的夫妻情分叫不叫愛情？

　　也許有人會說，劉蘭芝愛焦仲卿的忠誠、老實、厚道，也許劉蘭芝真的愛焦仲卿這些性格，但僅僅這些性格，能否產生愛情的吸引力呢？

　　《孔雀東南飛》中的焦仲卿是“大家子”，一個籠子里長大的金絲鳥，是一個比較善良的白面書生，但養成了拘謹懦弱的個性。“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他忙於廬江府上的事，對“共事二三年的”的妻子在家中所受的虐待，無所知曉，必得妻子向自己傾訴才能明白。“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如此的被動，這叫不叫“兩心共撞的火花”？他遇事優柔寡斷有餘，果斷幹練不足，總是以委曲求全求得矛盾的解決。他愛劉蘭芝是因為劉蘭芝是自己的妻子，要和自己過日子，並未達到“心有靈犀”的程度，更沒有上升到“靈與肉”相結合的愛情高度上。所以面對其母對劉蘭芝的無理指責、蠻橫霸道的態度，他也只能是婉“啟”，繼而是“跪告”，等到母親“捶床便大怒”時，他就“默無聲”的退了出來，也只能是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也只能是“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告訴劉蘭芝“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明顯的是讓母親為自己做擋箭牌，把自己從矛盾中解脫出來，可以說把自己洗得一乾二淨。面對母親的淫威，他也只能以安慰的形式來欺哄劉蘭芝，“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還歸，還必相迎娶”，但他也只有一點幻想的期待，並沒有採取什麼措施，更別說是付諸行動。實際上，他並未贏得“相迎娶”的機會，而且只要焦母在世，他永遠不可能有這個機會。當然，我們來討論焦仲卿對劉蘭芝的態度，並不是想來指責他，他性格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社會原因，他要是真改了性格，那他就不是焦母的兒子，就不是焦仲卿了。我們討論焦仲卿的性格是想說明一點，這樣懦弱、可憐的男人怎麼讓劉蘭芝發誓不別離，願意為他而死？他們倆的關係配不配以“愛情”相稱？

　　我以為焦仲卿、劉蘭芝的關係用“婚姻”一詞比用“愛情”一詞更恰當。如果說，焦劉之間也算愛情，那麼，也只能是變了味的病態愛情。在這個封建社會中，他們的“愛情”充滿着封建色彩。其實，劉蘭芝忠實的是自己的丈夫，並不是愛情伴侶，劉蘭芝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對得住那個還不算壞的可憐丈夫，對得住這一門封建婚姻，而不是對得住愛情伴侶。焦仲卿是他的丈夫，她的天，所以她要愛他，她要從一而終。即使死，她也要做一個恪守婦道的烈女，死得光光堂堂，可以說，他們之間沒有愛情，有的只是同情。如此來看，劉蘭芝苦苦追求的並且為之獻身的也不過是封建制度下的另一種枷鎖，這種枷鎖被“美滿婚姻”、“愛情”等讚譽所掩蓋。而她恰恰把可能是愛情的與太守的五公子成親看成是對“愛的不忠”，從而“大膽”的摒棄，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封建思想、封建禮教已經給聰明美麗的劉蘭芝所謂的“愛情”，打上了悲劇的烙印。劉蘭芝不懈追求，為之獻身的“愛情”也只是另一種封建桎梏。可見，封建思想、封建禮教已經毒害了當事人的每一個毛孔，這就使得該作反封建主題有了一定的深度，也許作者自己並沒有意識到，但真實的社會生活，已經把這一主題從各方面滲透到了作品之中。

　　（三）

　　剛烈，是女主人公的性格特點。

　　在《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集中國女子的傳統美德與反叛精神於一體，成了一個光彩照人的形象，熠熠閃光於文學畫廊中，她的性格比起其丈夫焦仲卿來說，有更突出的剛烈、反抗性。

　　劉蘭芝能顧全大局，但不是一味的委曲求全，而是敢於向丈夫道出自己的憂愁苦悶，“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雞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這就是詩的第一段對剛強和反抗性格的體現。當丈夫逼迫屈從母親的意志要劉蘭芝“暫還家”去時，她毅然決然的打定主意——回娘家。面對兄長的逼婚，剛強此時立刻佔據了她的靈魂，處於弱者和被壓迫者地位的那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尊嚴感在她心底升華，她決定以死來表示最後的抗議，所以她“仰頭”答，“處分適兄意，那能自任專”，“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她以死來捍衛自己的婚姻。“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鎮定自若。在出嫁的前一夜，新婦入青廬“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非常堅決地、義無反顧地與這個令她失望的世界告別了。她從來沒有向環境屈服。當然，焦仲卿也有反抗性，但它的反抗性更多的受到了劉蘭芝的感染，他要自殺，還把這個計劃告訴自己的母親，最後是“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連上吊自殺也是猶豫不決，活活地畫出了這個怯懦書生的性格。而劉蘭芝的幹練堅決、剛烈不阿的性格在人物對比中凸現出來。這個弱者和被壓迫者光輝人格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最美的表現，提高了人物的精神。

　　無獨有偶，中國女子的剛烈性格在諸多文學作品中都得以體現，從最早的《詩經》“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國風·衛風·氓》）可以看出 ，一個女子儘管是被逼無奈，但仍然可見其對男子主宰天下，玩弄愛情的做法的有力反抗，女主人剛烈性格可見一斑；又如千古流傳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中祝英台對馬文才逼婚的反抗，寧可舉身投墳，也不屈從於強權；關漢卿《感天動地竇娥冤》中的竇娥，寧可血濺白練，飛雪蓋屍，也不嫁於地皮無賴；馮夢龍《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杜十娘，寧可扔“千金”於大江，葬身於魚腹，也不接受李甲、孫富的“好心”安排。這些形象等無不顯現着剛烈這一性格特點。這些女主人公不管是良家女子還是妓女，剛烈始終是她們性格的主線。

　　那麼作者何以要塑造這樣的女主人公形象呢？

　　俗話說，物不平則鳴。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婦女一直處在社會最底層，即使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婆，也依然擺脫不了社會底層的厄運。劉蘭芝便是這一現實的直接參照物，是當時社會的犧牲品。對劉蘭芝來講，她把自己的所有幸福寄托在丈夫焦仲卿的身上，可以說，焦仲卿是她的救命稻草，是她的終身依靠。只要能跟這個懦弱可憐的丈夫和和睦睦相處一生就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此外別無他求。當兄長逼自己嫁給太守家時，自己唯一信賴的幸福被打破。與其這樣過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徒使兩地分散，眼成穿而骨化石，還不如早早的離開這個世界。於是她便毅然決然的“舉身赴清池”，匆匆的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不獨劉蘭芝，這類人物形象如杜十娘、秦香蓮、李湘君等，無一不是這一悲劇的產物。由此可見，中國婦女唯一的幸福與希望被打破，逼得婦女性格剛烈起來，是所有剛烈女性性格形成的原因，這些剛烈形象，其光輝往往遮蓋了劇中的男主人公。所以，男主人公不知不覺的成了陪襯角色。由此可見，劉蘭芝的剛烈性格，恰好襯託了封建思想、封建禮教對婦女的毒害，反封建的主題又一次得到升華。

　　經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孔雀東南飛》中，反封建思想、封建禮教的主題是滲透到作品的各個方面的，並不只是劉蘭芝的愛情悲劇上。唯有從各個方面對主題揭示，才更能讓讀者立體的感受到封建禮教、封建思想的吃人本質，使得作品更具有強烈的社會意義和批判意義。

　　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不但不“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地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作為古代民間文學偉大的詩篇之一，《孔雀東南飛》以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不僅揭露了封建思想、封建禮教以及封建門閥制度的罪惡，而且記錄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實的情感。它是藝苑的奇花，也是歷史的鏡子。我們只有多欣賞，才能從更深刻的角度去理解它，挖掘它，才能感受到那追魂攝魄的藝術魅力。

　　２００1年４月１１日王根生於臨潼迂公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