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歷史對話（1）_1400字

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從國民黨統治區的重慶來到延安，面對革命聖地的新氣象連連感嘆：“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但同時也向毛澤東主席提出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問題，從而也被稱為“黃炎培難題”。之所以難，是因為歷朝歷代，古今中外都沒有能解決這個難題，更別說康熙大帝了。

　　與歷史對話，我從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源頭俾路支斯坦山區的河谷中進發，看到了古印度的哈拉巴都市文明：用黃金、貝殼、赤陶、瑪瑙、珍珠、天青石和綠松石等打造串綴的精美絕倫的裝飾品，用裝有木柄的石器投槍、金鏢、弓箭狩獵，還看到了哈拉巴銘文（文字）。當我仰視哈拉巴文明的頂峰時，我發現在公元1800年前後，曾經輝煌的哈拉巴文明突然消失了，昔日繁華的城市成了一片廢墟。

　　取而代之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他們用武力征服了當地的土著民族，創建了梵語（文字），建立了印度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古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最古老的詩歌總集及佛教經典《梨俱吠陀》，比希臘的荷馬史詩早了幾百年；敘述偉大的婆羅多族故事的最長的史詩《摩訶婆羅多》，成為世界文化瑰寶之一；“1”到“0”的“阿拉伯數字”和十位進法來源於古印度。這一切，將古印度文明推向了歷史的頂點。可是，公元5世紀以後，隨着中亞民族匈奴的入侵和笈多王朝的衰落，古印度史就此終結。如此輝煌的古印度文明如同其突然興起一樣，突然衰落了，這不禁令我深深地惋惜和無盡地遐思。

　　中國也是一個擁有5000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它同樣經歷了一朝又一朝的戰亂，遭受了一茬又一茬的外族入侵，遇到了一波又一波的自然災害。“文景之治”成了過眼雲煙，始皇帝僅到了二世便灰飛煙滅，威震四海的大明朝隨着清軍入關而覆亡，即便是推翻清朝的孫中山先生最終也只能嘆息“革命尚未成功”。

　　火藥、造紙、印刷術、指南針是中國值得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但是，國人卻將火藥用來做驅邪降魔的爆竹，將指南針用來相風水，而西人則將指南針、火藥用於武裝侵略中國的堅船利炮，讓中國人在中國人發明的紙上籤下不平等條約。

　　與歷史對話，不免讓人心情沉重。像龐貝古城那樣破敗的圓明園，似巴米揚大佛那樣已不復存在的古絲綢之路，總讓我心如刀絞。前不久，我靜下心來將全套10盤的《新中國50年》碟片一氣看完，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正以自己的勇氣和膽略破解“黃炎培難題”，我看到了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也讓我在與歷史對話的過程中，心情舒緩了好多。

　　我們在默誦凝固的史詩的同時，勿忘有人朝思暮想地要把中國大卸八塊，他們不僅想使古中國文明像古印度文明那樣“失落”，而且更想使現代中國“失落”；我們在吟唱輝煌的樂章的同時，勿忘韓國人將“漢城”改為“首爾”，法國人避免巴黎“倫敦化”，以至今天印度的國旗、國徽的中心圖案，仍用當年阿育王所立石柱的柱頭及四隻尾部相聯，頭部各向一方的雄獅石雕，這無不給我們中華民族以啟示。

　　魯迅先生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慶幸，我們有了這樣一位睿智的“民族脊樑”；我還慶幸，我們有發出“當掉短褲也要搞原子彈”錚錚誓言的陳毅元帥，不然我們今天還將受制於人；我更慶幸，我們有位國人無不敬仰的周恩來總理，正是由於他的力爭，才最終使我們把寫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一振聾發聵和令國人警醒歌詞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是啊，我們要居安思危永不懈怠，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千千萬萬個魯迅，人亡政息的悲劇才不會重演，中華民族才會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