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中國文學

　　李文旺

　　這個話題應該是中國作協主席說的，至少是中國文聯的某個資深人物才能說的話題，不是我這樣的作家所能搬得動的。但是，國家興旺，匹夫有責，所以，我也可以說一說。

　　應該說，余華的作品《活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真實，藝術上也非常成功，但是他的作品《許三觀賣血記》就很不怎麼樣，至少，從政治標準看是不怎麼樣的。如莫言所言，文學不等於政治，甚至文學大於政治，就算是莫言這句話無可挑剔，那麼，我覺得還是萬變不離其宗的，不管時代怎麼變遷，社會怎麼發展，甚至可以說，文學在一萬年之後還是要有政治標準的，只不過，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政治標準而已。從廣義來說，任何反映社會主流、昂揚向上的作品，其政治標準都是正確的，反之，就是不正確的，或者說是錯誤的。如果說，中國的政治在半個世紀的歷史中，適時地反應了社會進步，實行了必要的社會變革，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那麼中國文學在近三十年至少是近二十年出現了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毛病。

　　我清楚地記得，六十年代末期甚至是七十年代的作品，大量的高大全的文學形象充斥社會，大量的過分崇拜領袖的作品隨處可見。可是歷史的車輪僅僅碾過三十多年的車轍，中國 文學就發生了無與倫比的變化。按理說，變是對的，不變是不對的，可是，除了出現了大規模的暴力革命，或者出現了政權的徹底變化，文學作品都不能有方向性的變化，要變也只是在內容和細節上的變化。在世界文學範疇來說，作為中國文學，作為中國人，愛國這個主題，或蘊含在其他大的主題中的愛國情節，始終都應該是不變的，即使對於祖國的批評或者抨擊，也應該是有限度的，有熱心的，而不是唯恐中國不亂，唯恐外國人不高興的一類。

　　在我看來，近三十年來，不管中國的那些大作家多麼地聲名顯赫，不管他們多麼地炙手可熱，不管他們的藝術水平多麼地值得稱道，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小小的瑕疵，那就是——————以文學要真實為借口，全盤或者部分地醜化社會，醜化中國。無論是莫言的作品，還是余華的作品,很多作品在描寫中國人民如何缺吃少穿，如何靠賣血度日。以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莫言的《蛙》為最甚。包括劉震雲的作品，也有大量描寫中國人民如何貧困，而不是描寫中國人民如何戰勝困難，取得勝利的作品。

　　不容質疑，中國，和中國人民在某個歷史時期的確存在過困難甚至苦難或者是特別苦難的日子，但是，作為中國人，特別是作為中國的作家，我想不可拿臭腳當成奶酪，一遍遍地把某一個苦難的細節放在顯微鏡下放大給世人特別是給外國人看，給外國人聽。偉大的先哲毛澤東曾經說過，“氣可鼓，不可泄。”毛澤東才剛剛離去三十多年，他的話就被世人特別是中國作家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人的悲哀，更是中國文學的悲哀。這三十多年，在特定是歷史時期也許是漫長的，可是在人類歷史上卻是很短的一瞬間。

　　這樣的作品其實是作家生活經歷的反映，所以也可以說是他們的生活真實，作為生活真實，不是不可以反應，不是不可以寫，但是，如果僅僅限於這樣的描寫，而置中國人民戰勝苦難，和困難於不顧，無視中國人的偉大毅力和偉大精神，那麼這樣的作品體系是不是過於偏見，過於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過於自我悲觀，過於想走捷徑以博取人們特別是世界人民的眼球，過於抓住芝麻，丟了西瓜呢。這和中國現代的偉大文人——————魯迅先生的愛國情節是不是相差太甚呢。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好好捫心自問，特別是中國作家更要多多地拷問自己的良心，看看自己為中國文學做出了哪些貢獻。

　　即使這些作品和作家的生活經歷有很多關係，這些作家，這些作品的誇張性，特別是這些作品的方向性都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是值得質疑的。因為事實上，中國這麼大，有些地方可能如作品所反映的那麼困難，那麼苦難，可也並不都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畢竟，那樣的地方還是極其有限的。

　　不錯，自從建國以來，中國的老百姓的確發生過吃的問題，甚至和執政者有些關係，可是，我們捫心自問，1949年以來，中國的執政者帶來的更多的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吃不飽穿不暖呢？這個問題必須先搞清楚，特別是中國的作家要先搞清楚，不然，這些作家的作品就真不知道是代表中國的現實還是外國的現實，或者是中國某一個村子的現實呢？如果不搞清楚這個問題，那樣的作品是不能看作是中國文學的，那隻能說明作家的藝術水平，而不能代表作家的整個創作水平。如果認為中國的執政者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只有苦難，那麼這樣的認識水平是極其低下的，也是很不全面的，是錯誤的和荒繆的。據我這個六零后的人看，中國的執政者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是有很大功勞的，他們帶領人民送瘟————————治療血吸蟲病，帶領人民興修水利，，帶來人民勒緊褲袋過緊日子，節約資金造原子彈，氫彈等高端武器，一句話，帶領人民開天闢地。這樣激動人心的作品只是在石鐘山同志的作品中看到一小部分。畢竟，石鐘山同志是個愛國的作家，是能夠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的。

　　以上那些感天動地的生活為什麼很少有人去反應，這些激動人心的作品為什麼很少有人去創作，這是個十分嚴肅和重大的問題，在中國的文學界更是第一位的問題。

　　難道中國文學非要讓外國人看了舒服才好，如果是這樣，那麼中國文學就嚴重跑調了，因為中國文學首先是給中國人看的，而不是為了博取一些外國人的歡喜。也許毛澤東說過的話有些偏激，諸如“凡事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話也許過頭了一些，可是，中國的文學一定要首先給中國人看，然後才是給外國人看的。首先要讓中國人看了高興才好，至於外國人，友好的，當然可以讓他看了高興才好，不友好的，讓他看了之後氣得半死才好呢。這才是有血有肉的中國文學。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我看過太多的長篇小說上赫然印着“外國人的評價”之類的文字，我覺得中國中國作家，一個中國著名作家，純粹以外國人的看好為標準是很彆扭的，是不符合中國人的審美標準的，也是讓中國人看過之後很不高興的。堂堂的中國人的作品為什麼要看外國人的眼色行事呢。中國早就可以說不，不是現在，我的印象是毛澤東時代的七十年代。如果現在還不敢說不，那不是莫大的悲哀甚至是倒退嗎？

　　隨着時代的變遷，許多年輕人已經模糊了文學的政治標準這一說法了，甚至根本不知道政治標準為何物。什麼是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呢？打一個很簡單的比方。比如在中國，在北京，在北京最繁華的地方要做一個紀念堂，這個紀念堂建得有沒有美術效果，工程質量怎麼樣，建築材料是些什麼，質地怎麼樣，這些都屬於藝術標準；而這紀念堂建好之後，到底是用來紀念誰的，裡邊到底躺着誰，是中國開天闢地的一代偉人，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甚至是外國侵略者中的大罪犯， 這是個方向性的問題，這個方向性的問題 就是政治標準。

　　應該說，近三十年來，中國的文學和中國的宗教已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些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開明和進步。不過，某些地方因為過於放寬，文學上的大膽已經到了無人干涉的地步。其實過分的大膽是作家的悲哀，也是中國文學的悲哀，因為這種大膽已經有些離經叛道了。在中國，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本來是作家的唯一正確的方向，可是，有時候，人民看到的不是優秀的作品，不是鼓舞人心的作品，而是與之相反，看到的是讓人越看越喪氣的作品。於是，人們看不到優秀的中國作品，就到所謂的韓劇等等一些小小民族的文學中尋找樂趣，這是中國受眾的悲哀，也是中國文學的悲哀。

　　歸來兮，中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