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不知都跑到哪去了

　　還有幾天，春節就要到了。街上的紅燈籠，也掛起來了；晚上，霓虹燈也閃爍起來了；人們臉上，也洋溢着節日的喜悅。零星地也聽到了些許鞭炮聲，各大商鋪也換上了新桃符。與同事們閑聊，都道出了一個共同的感受：年味不知跑到哪裡去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家積貧積弱，百姓生活在半飢餓狀態，小孩盼着過年。過年，意味着有肉吃。俗話說：“叫花子也有年（意思是說：到了除夕，乞丐也要準備一頓好吃的）。”我就是那個年代的苦命兒。打從娘胎里，我就飢腸轆轆，瘦骨嶙峋。出生時，不超過3斤。奶奶捧在手裡，見我伸腿，骨節咂咂地響，心想：“這麼小，能活嗎（奶奶語） 於是給我取小名‘憂憂’（諧音：友友）。”

　　友友來到世上，帶着一身“排骨”，根根可數。從我知事起，就盼着過年。因為過年，家裡要殺豬，要打糍粑，還有現在孩子們都不瞧上的，那少得可憐的“松花糖”和“蘭花根”。

　　記得那時和奶奶睡，每到年關，天還未放亮，常常被那殺豬聲驚醒。那殺豬般地嚎叫，打破了公溪河谷黎明的寧靜。那垂死掙扎地凄厲聲，聲聲入耳。之後，便聽到豬落氣時地哼哼嘆息。這時，奶奶就會告訴我：這是誰家在殺豬。第二天，一打聽，確實如奶奶所說。那段日子，幾乎是天天上演如此高亢而又短促的“豬高音”。如果自家的豬還未殺，我就會催問奶奶：“什麼時候殺豬？”奶奶會告訴我：“等家裡的糠（餵豬的）吃完了，就殺。”聽母親說：“那時多養一天，豬可多長一斤肉。”有時，奶奶不惜到鄰居家借點肉，為我與弟妹打打饞蟲，殺豬后歸還。現在想起來，那時也怪可憐的。

　　殺豬那天，我的母親最辛苦，早早地就起床燒一大鍋水。這時，我也會為母親摟柴、添柴。等水燒開時，師傅差不多也就來了。父親自然是幫助師傅殺豬，扯豬後腿。豬已然上凳，師傅捂住豬嘴，叫得特凄慘。等到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那叫聲可以說是嚎，嚎破了公溪河谷的夜空，泛出了東山之魚肚白，與溪河潺潺的旋律，匯成了一首“屠刀進行曲”。嚎叫聲隨着血流，有節湊地起伏，漸小漸無。接下來給豬洗澡，吹豬剖肚，挺腸卸肉，師傅是一氣呵成。相比腌制豬肉，灌血粑，要單純得多，可那是高強度的體力活。繁瑣地腌制和灌血腸，自然就落到母親和奶奶頭上。而我與弟妹，就整天圍着灶台，吃“油渣”，嘗“血粑”。從這天開始，天天能吃上香甜的豬肉，直到元宵節。那才是人間的美味，孩提時的年味。

　　猛一抬頭，就瞧見了八九十年代，聽到了改革開放的號角聲。吃肉不再是過年才有。人們可以走進市場，琳琅滿目的物品，百姓可以隨意挑選，但那時購買力低，還不能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因此，每逢過年，人們還是照常殺豬，照常灌血腸、打糍粑。只不過，年味變醇厚了，由原來單純的香豬肉，增添了魚肉，羊肉，牛肉等味，糖果種類也增添了不少，更讓我嘴饞的是，‘文革’吃不到的豆腐，水果，也混進了年夜飯。到後來，春晚誕生，也過來湊熱鬧，給億萬觀眾，帶來了視覺大餐。

　　豆腐，現已是家常菜。在計劃經濟年代，什麼都得憑票供應，我們農村孩子是很難吃到它的。偶爾，奶奶也弄到一塊，那味簡直是人間珍饈。分到家人，就只有一小塊，我會慢慢地品，點點地嘗，能吃上三大碗飯。直到現在，那味還縈繞在我心頭。

　　南方的柑橘，北方的蘋果，海南的香蕉，天山的雪蓮果等，稀疏相繼登場。這些過去見都未見，甭說聞了。記得還是在“文革”，我生病住院，第一次見到了橘子。那是奶奶特意花貴价錢買的，一共23個。每天限我吃一個，奶奶一個也沒嘗。只是在我吃時，硬是餵奶奶一瓣，奶奶才肯吃，並說：“等友友長大了，給我買好多好多！”我天真地回答奶奶，做着手勢比劃，“等我長大了，我一定給奶奶買好多好多！”直到奶奶去世前，奶奶還常常說起此事，並滿意地說：“友友，你小時候答應奶奶的事，你都做到了。”想起這些事，常常讓我潸然淚下。

　　84年春晚，悄無聲息地搬上了熒屏，但很遺憾，我家沒有電視。因為我那時正值讀高中、大學，家裡窮，買不起電視。直到90年，我結婚時，家裡才有了第一台電視機，而且是寨子里第一台彩電（20寸的廈華彩電）。從那以後，每逢除夕，我與家人又多了一道視覺大餐---春晚。

　　跨入新世紀，高樓如雨後般的春筍，高速如蜘蛛網狀，動車如離弦之箭。肉香的年味，已然過去二十餘年。人們不再為吃肉發愁，天天都聞着肉香味。想吃啥，四季皆有。過去春節才能有的，現在天天在享受。久聞年味，故不覺其味美。真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別了，我肉香的年味！

　　美哉！我泱泱大國，日日有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