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散文的審美境界

　　黃葉斌

　　近些年來，任蒙的文化散文以其傑出的藝術成就和廣泛的社會影響而引起文學批評界的密切關注和高度評價。人們把他譽為精神家園的守望者、散文領域的開拓者、文學高地的殉道者、文化佈道的領軍者，對任蒙創作成就的類似定位，在我看來都不會與其創作實績相差太遠，至少任蒙是正在逼近那個令人仰望的高度的。我以為，他的作品所散發出的藝術感召力和感染力，正不斷顯示出他在審美性和思想性、文化性和啟蒙性的結合方面所做的積極而有益的探索和貢獻。根據越來越多地來自理論界和讀者層面的評說與首肯，可以斷定任蒙已經躋身於中國散文創作的“旗手”行列之中，並且以散文大家的豐碩成果和文化風度贏得讀者的稱讚和效法。他的作品接連獲得全國性散文大獎（如“首屆全國孫犁散文獎唯一大獎”和“第四屆全國冰心散文獎”），並且得到很高的評價，從一個重要側面證實了社會對任蒙散文藝術成就的認同。

　　這裡，筆者對任蒙散文只能作一次粗略的掃描，主要從文本的思想性、詩意性和在場感的三個方面的特色進行一次大致的解讀和審美猜想。

　　一、強烈的批判精神與深刻的哲性思辨

　　任蒙散文凸現的理性審視與哲學思辨，使讀者在接受文化信息的過程中獲取一種思想衝擊波的震撼和啟迪。審美主體的文化理念、文化內蘊和文化情趣，一般在文本語言的描述和情感的宣洩中自然地流露或暗示出來，並且成為散文具有審美價值和思想底蘊的重要評判標準，是文章的核心或靈魂。現代散文園地里許多被譽為“美文”的散文，在文采上的確能夠吸引讀者的眼球，但在思想性上卻未免顯得蒼白和膚淺，不能喚起讀者的思索，不能給人以豁然開朗的思想啟迪，其審美意義自然也就要大打折扣。而任蒙在他的散文創作實踐中，越來越注重以其鮮明的人文關懷、文化擔當和批判意識，注入作品的思想重量，努力為當代文學史在思想高地上增添亮色。

　　在對客觀事物和人文景觀的審視中萌生出獨到的主體審美意識，再於具象和想象的聯想中形成豐滿的理性思考的成果，這也許是任蒙作為一位思想者的文學審美髮現與實踐的過程。如在《草堂朝聖》中，作者簡略地對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作了某種歷史對應，但對草堂的遙想卻充滿着敬仰之情，它“把你的心靈留在那裡，讓你一步步地走進它。一旦你真的能夠走進它，走進偉大的詩人，你就會不由自主地匍匐下去，那豐厚的文化內蘊和永不熄滅的力量令你的心靈顫抖不已”。同時，作者將杜甫與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詩歌巨星進行比較，然後故設一個疑問：“在中國古代巨星閃爍的詩歌天空，為何唯有杜甫身後擁有這等規模、這等影響的紀念性建築，享盡如此哀榮？”他以這個設問引導讀者思索，大家就會被他領入一個思辨課題，即如何認識杜甫作品的文學意義與歷史意義。接下來，作者在考察了“一個政治上的失敗者和藝術上的成功者”的歷史必然之後，終於為詩聖杜甫寫下了一段足可作為其永久“墓志銘”的文字：“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自塑了一個集知識分子的可貴良知與儒家文化精神於一體的大師形象，成為幾千年間不可多得的精神象徵。草堂，就是這樣一座精神的聖殿！”這種理性思考幾乎貫穿全文，任蒙從更深的層面為我們詮釋了杜甫詩歌價值以外的精神遺產、杜甫身後的人文精神傳承與現實意義等等。這肯定不是一種通常意義的遊記，任蒙將學術性的考察、文學性的描述和思想性的申論有機地融合到一起，是一種大文化、大手筆、大意境的書寫，因而給予讀者的啟示當然是深層次、多角度的。( ： )

　　將人文關懷融入對客觀事物和歷史真相的追尋中，將批判意識融入對既有定論和世俗偏見的質疑中，將哲學思辨運用於對美學對象的詰問中，是任蒙散文的思想力量和文化內蘊形成的主因。比如，盡人皆知的長城，在任蒙看來不過是一個民族的統治者壘築的一道圍牆，正如故宮是一個顯示帝王安穩舒適顯赫生活的院落一樣。作為一道風景和一筆遺產、一座豐碑和一種象徵，曾經有人以此嘲笑先人，嘲笑自己的民族。對此，作者嚴正地反駁：“無論怎樣，長城不是一個民族的笑柄。相反，可笑的恰是把一段漫長而悲壯的歷史當做笑柄的‘高論’”。在任蒙的文化散文中，他對許多千年無語的古遺址作出過類似的思辨與“正名”。其實，到了現代社會，長城的實際效用和軍事價值（除了文物價值、旅遊價值和史學研究價值以外）已經基本消弭，更多的是一種意義符號罷了。正是這樣，處於創作狀態下的任蒙，其思緒在歷史的縱深處來回馳騁，在有形的“圍牆”和無形的“圍牆”中反覆突圍。

　　任蒙在近十多年裡致力於文化散文創作，先後創作了一批歷史題材的作品，對於李自成、白居易、李白、蘇軾、黃庭堅、秦始皇和王昭君等諸多歷史人物作出了自己的文化評判，當然不是固守既有的學術評價，而是必有自己的思考，能夠從新的角度提出某種質疑、追問與反詰，其新論也就在破中而立了。因此，一些能夠表現優秀散文家智慧的“格言警句”，也在他散文的字裡行間隨手可以拈來。有些句子讀來，確能讓人感受到某種閱讀的溫暖與滿足，感受到哲性的睿智與思想的光芒，確能讓人生髮出仰望之情。

　　——“歷史把一個巨大悲劇的結局安排在這裡，讓李自成命斷於一幫鄉勇的手中，這是他的不幸，但對這座大山來說，卻是莫大的哀榮。”（《悲壯的九宮山》）作者竟從大山的自然角度，對“荒謬的封建歷史遺留給我們的荒謬”發出了一種人們不曾想到過的深切慨嘆。

　　——“漫長的時間使腐朽化作了神奇，而我們通過神奇更透徹地看到了腐朽。”（《放映馬王堆》）這是作者以其歷史哲學的深邃目光，對長沙馬王堆漢墓文物意義作出的一種辯證評價。

　　——“斜塔反次為主，並且成了一座城市的標誌，是因為它的病態。它傾斜欲墜的姿勢拖延得越久，便愈能創造奇迹，便愈能使人驚嘆。”（《手撐斜塔》）從這種視角來反思人文景觀美學價值的作品，我們能夠讀到多少呢？

　　——“事實上，在匈漢和睦中起根本作用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公主外嫁。聯姻只是一種形式，通過這種形式宣告結盟或歸附和體現友好。能否實現友好，關鍵還在於雙方政治和外交方略是否正確。”（《歷史深處的昭君背影》）作者所以能夠對歷史人物的歷史功績作出這種評判，所需要的當然不只是一種冷靜與客觀。

　　——“戰勝者為了文明，而採取了極不文明的手段。戰爭瘋狂地摧毀文明，但它卻以瘋狂的方式保存了這份文明。”（《走進盧浮宮》）這是作者對人類文明成果悖論的一種反證。

　　——“每一個王朝在它們建立的那天，就預示了它們的覆滅。……綠林，成了封建歷史無法走完的里程標記，成了封建統治無法擺脫的怪圈輪迴的一種最可怕、最醒目的轉折符號。”（《綠林之光》）這是作者對漫長封建時代“綠林現象”周而復始的歷史規律的一種總結式的解析。

　　——“在君權世襲的極端專制社會體系里，所謂兼濟天下，不過是虛幻的社會理想和孤獨的良知表白。”（《伊河岸邊的那條小徑》）這是作者對具有雙重人格白居易的一種悲喜劇命運的深刻揭示。

　　——“茫茫大漠上崛起這麼一個王國，如果從具體的歷史背景看，它是宋代王室重文抑武、軍事上軟弱導致的惡果；但如果將其置於整個封建體制的背景下，它不過是封建武裝割據現象的一次尋常表現。”（《遙望遠去的神秘王朝》）這是作者對西夏王國興亡歷史的一種感嘆，也是作者歷史觀中所具的開闊視野的又一次展現。

　　——“那一刻，我越打量，越覺得泰山像個被層層纏裹的病夫。泰山傷痕纍纍地帶給今天的許多古董、故事和歷史痕迹，由於浸透過漫長的時光，使人們無法否認它們的文化價值。但是，無論是從自然審美的視角，還是從文化演變的視角看，泰山在其幾十個世紀的所謂榮耀歷史中堆積起來的不過是一處深蘊着悲劇意義的荒誕文化。”（《辨識泰山》）這是作者打破泰山頭上的神聖光圈，從深刻的歷史批判角度對其作出的文化解讀。

　　——“它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革命，也是一次最讓人遺憾的革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導師遺言明白如話，卻包含了他宏大的政治理想，讓我們足足讀了幾十年還似懂非懂。”（《江城的辛亥秋夜》）這是作者在他為紀念辛亥百年而創作的長篇散文中，對那場偉大革命所進行的一次理性回望。

　　通過以上列舉的實例不難看出，任蒙散文中理性思辨的張力，主要源於作者深刻的人文反思和強烈的批判意識。而批判意識的確立，不是出於對歷史文化的漠視和反感，恰恰需要的是作者對豐厚的歷史文化保持一種敬畏與虔誠，需要作者對歷史文化具備不解的情結。正如任蒙所說：“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散文，不是為了文化普及，而是通過文學手段去引導讀者對我們民族的歷史文化保持敬畏之心，去繼承優秀的文化傳統和人文精神，去辨識和抵制歷史文化中種種反文明、反民主的消極意識，是在更深的層面上去喚起一種文化覺醒。因此，文化散文是以文學形式做的一種文化提煉、文化篩選的工作。”

　　二、豐富的表現手法與深厚的詩質內涵

　　散文詩意的營造，使讀者在詩情畫意般的文字海洋中遨遊，能夠享受到一種審美快感。

　　詩意眼光，也就是一種人文的視野，一種參照的角度，一種坐標的選擇。任蒙早年以詩人的身份享譽文壇，且在詩歌理論方面頗有建樹。因此，他的散文作品不乏以詩意眼光表現出的文化情趣與藝術韻味，寫景的篇章自不待說，即使是他的歷史散文，也時時在文字的空靈與飄逸中展示出一種老莊寓言的古風神韻。

　　任蒙散文的詩意營造大概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對客觀事物對象的感性認識和情感展露，抓住其典型意象或畫面的特徵進行描摹、聯想、想象和渲染，以寫意或寫實的手法表達一種臧否評價。如在《瀘定橋遐思》一文中，通過對早晨的寧靜、稀疏的遊人、瀰漫的雨霧、清涼的空氣、靜卧的鐵索橋、湍急的河水等意象的素描，將今天的深山峽谷原生態的靜美和壯觀與往日的紅軍勇士搶佔鐵索橋的激戰和驚險形成對比，使讀者在視覺和心理上產生一種懷念與震撼的效應。又如對長江三峽的描述，以少年之旅的探索和艱難、壯年之路的沉穩和莊嚴來比喻三峽氣勢的變化，謳歌一種奮鬥的執著和征服的威力：“撞擊。咬噬。那浪舌不是柔軟的，每撞擊一次，都伴有一次堅硬的舔磨。層層堅岩無不被浪舌舔穿。”作者筆下這種浪濤的神力何嘗不是一種人格的禮讚？

　　二是以通感、移情、象徵、借代、擬人、映襯、比喻和誇張等豐富的表現手法，對審美對象進行詩意形象的描繪、詩質內涵的提煉和詩學境界的開拓。比如，同樣是寫白雲，它在川藏高原上是“像魚群閒遊在大洋的海溝里，又像鶴群在巨大的天籠中來回漫遊。白雲飄累了，就一動不動地緊貼在山體上，把群山裝扮成一塊塊黑白相間、晶瑩剔透的碧玉”；而在滇西高原上是“白雲在藍藍的天幕上悠然自在地游移變幻，做着各種圖案的遊戲……它遊戲夠了，便扯出一片片飛絮，很隨意地晾在天上，晾在遠遠的山峰上，把天空襯托得更藍”；而廬山的雲海生活，使作者“領略了另一個人間的靜謐、飄渺、幽空和柔潤”。同一種景物的描寫和感受，完全依憑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的轉換而表達出不同的感知與情愫，是多種修辭手法運用的結果，更是作者心靈的透明和敏銳眼光的捕捉使然。

　　三是以主動參與和角色融匯的主體意識、以心靈與自然的對語方式、以獨到的觀察視角和內心體悟，為文本的詩意美感留下耐人尋味的畫外音。行走在滇西高原，任蒙對那裡的河流也作了細緻的觀察。在《永恆的石頭》中，他寫道：“我輕輕地走進河邊，拾起一片青石，十分虔誠地敲擊了兩下，終於聽見了那久遠的聲音：地未老，天未荒。接着又加重敲擊了一下，那聲音更加悠遠而凝重：石頭永恆！”這種人與自然的和諧交融與情感交流，在細節安排上的獨具匠心，難道不是一種人文情趣和美學意蘊的張揚嗎？

　　還有，在《清晨，叩謝天一閣》一文中，文章結尾處有一段意味深長的神來之筆：作者告別之際，看見院落出口的屋檐下有一組身着長袍馬褂的清末紳士和西裝革履的洋人圍坐於麻將桌旁的銅雕，因為三缺一，於是就“饒有興緻為幾位冰冷的古人湊了個‘角’，拍了最後一張留影”。這幅畫面看似一個閑筆，實際上是作者精心預設的一個閱讀“陷阱”。其良苦用意和內化詩意是需要我們慢慢咀嚼消化的——面對范氏家族給中華民族留下的文化財富、文化傳奇和文化堅守，我們後人應該怎麼取捨呢？

　　四是在文字的流暢中顯示機智，在平實中蘊藏靈動，在對傳統的繼承中力求創新。如《昏黃午後的明祖陵》、《殘陽古兵寨》、《千山夕照的旅程》、《燈山平谷》和《走進春天》、《夏天的清香》、《北歐的秋色》、《冰雪俄羅斯》等篇章，同是遊記散文，作者卻在題材的選擇、結構的布局和意象的取捨方面各具匠心，讓自己的足跡和心靈在清晨、午後、傍晚和夜色的不同地域的時光中穿行，在春夏秋冬的季節里發現自然的瑰寶。從他對標題的精心設計，就可看出作者在內心突破自我和常規的寫作情致，就可看出作者的匠心獨運。

　　在平凡或世俗中發現而描述詩意美的表相，與認識並揭示詩意美的內在意蘊，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只是在寫作表達上的側重點不同而已。散文的詩意表達，並非要刻意尋求一種文采上的彰顯和妖嬈，或者致力於語言軀殼的打造和裝飾。任蒙散文的詩美內涵，是“將文本內的那種文採的脈動溶進並轉化成了一種文本內質的獨到尋求”（何炳陽論任蒙散文），是一種人格定位、審美標示以及人文胸襟的集中展示，是一種詩意想象的飄逸、詩性氣質的內斂和詩化風格的展露的綜合體現。這種詩意的感染和感動，應該是洞簫曲的悠揚，是月光下的浪漫，是踏青時的愜意，是炎熱時的清涼，是偶然發現的驚喜；應該是一種文氣的交融與文心的和弦。它需要人文精神的長期浸潤與創作實踐的反覆修鍊才可能達到這一高度。

　　三、鮮明的在場意識與成功的現實藍本

　　作家在表達生命體驗和審美判斷時所展示的親臨其境的在場感，不但增強了作者與讀者的情感傳遞和發現交流，而且使閱讀者能夠從中獲得一種近距離對接的親切感。

　　閱讀任蒙的歷史散文，也能給人一種強烈的“在場感”，這種“在場意識”已經形成了他的個性化表達風格，也是他的散文藝術能夠俘獲讀者心靈的一個重要環節。這種表現方式以“穿越”的感覺將我們引入古老的歷史現場，為我們再現典型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讓讀者從中受到震撼。他對歷史的審視和敘述，至少不完全是站在今天的時空隔岸觀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把自己的視覺、聽覺、觸覺和感覺融入對歷史對象的觀察、描繪、審視、闡釋、解讀和思辨之中，為揭示其真相和真理的本義與意蘊發出獨到的直言。

　　前幾年，散文界有人提出一種名為“在場主義”的寫作主張。如果說這種提法真能成為一個創作主張的話，那麼早在這種主張問世之前，任蒙已經將這種創作思路融入他的創作實踐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初，他創作的歷史散文《圍牆》和《放映馬王堆》等篇可以證實。並且他曾經多次宣稱，寫文化散文，作者必須將自己置於某個古代遺址或歷史現場去展開描述。他認為，從故紙堆里拎一兩個典故，再加上一點自己的感言，這樣的文字不具備散文的構成要素，稱它們為“文史札記”可能更恰當。

　　“在場散文”視“在場”為顯現的存在，或存在意義的顯現；主張“面向事物本身”，強調經驗的直接性、無遮蔽性和敞開性。認為散文寫作“在場”的唯一路徑是介入，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現”。“在場散文”所主張的介入包括：對作家主體的介入，對當下現實的介入，對人類個體生存處境的介入。認為只有通過對以上三個方面的介入，才能去除那些自稱為真理的謊言、去除那些制度化語言、意識形態用語、公眾意見對作家心靈的遮蔽、對人類個體生存處境的遮蔽、對當下現實的“真實”與“真相”的遮蔽，使散文之筆直接進入事物內部，與世界的原初經驗接觸，並通過本真語言呈現出來。在此意義上可以確認：“在場”就是去蔽，就是敞亮，就是本真。

　　看來，任蒙的散文已經為這種創作理論或主張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現實藍本。

　　展現生命體驗的在場意識，一直是被讀者和批評家看好的散文創作的“秘訣”之一。筆者以為，任蒙散文的燭照光芒和魅力所在，是他對客觀表現對象的深度開掘，是以親近的姿態、楔入的筆力、觸摸的方式、再現的手段和穿行的氣勢遊走於字裡行間，是一種歷史厚重感和現實真實感的交融。

　　眾所周知，再現是與表現相對應的一種行為或動作。表現是對原汁原味的情景或人事的複製與克隆。再現是一種還原的藝術，是一種原本意識的復蘇，是一種主觀感受與客觀事物之間產生的共鳴和融合的產物，也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放大或縮小的語言技術。再現的媒介運用及其成功概率取決於作者的知識、見解、情商、智慧和想象力。許多散文家深諳此道，以小說的筆調和超凡的才情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幅生動形象逼真感人的歷史畫面，如余秋雨、周濤、余光中、張承志等人。任蒙的文化散文同樣如此，並且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者。比如，他寫王昭君出塞時的心情和告別的場面，對長沙馬王堆漢墓女主人生前奢侈生活畫面的“放映”，描寫一千八百年前赤壁戰場的蕭殺與悲壯，以及汪倫與李白千年送別的小調和潭水、二百五十多年前喬家大院的老祖黯然離家走西口的凄涼、古羅馬角斗場廢墟上的殺人場景、百年前武昌首義暴動前夜意外事件的回放與復活，等等。從內容上看，這類散文的描述客體都是歷史人事、山水遊記和古老文化，其中包含着歷史與現實的交匯、現代與傳統的碰撞、山水與人文的對接。任蒙在寫作中，注重以凝視的姿態挖掘深厚的文化沉澱，懷着文化尋根的責任去追問史實的真相、傾注悲憫的情懷去解讀過去漫長時代的社會人生。任蒙對史實的開掘和再現，有的是對切實經歷的還原，有的是間接想象的創造，其歷史的真實感也就藉助於這些典型“畫面”的顯現，生動而立體地鮮活於我們的面前。

　　任蒙的散文創作實踐告訴我們，那些再現的場景和人物是建立在合理想象這個基礎上的歷史真實，是以歷史資料為依託進行的細節刻畫，是與文章主題相吻合的再創造。歷史現場感的營造和渲染，對於增強作品的文學性和可讀性是大有裨益的，對於滿足現代人的好奇心和新鮮感是有很大作用的，當然它也可以給讀者帶來閱讀愉悅。這種“在場感”，也是一種美學意義的營造，是需要藝術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