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之死

　　少年時喜歡詞曲，偶然得到幾頁殘破的《人間詞話》，竟愛不釋手。從中，我知道了中國有個叫王國維的大學問家。

　　《人間詞話》里，尤其是其中“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對做大事、做學問總結之語，使我茅塞頓開，受用匪淺。

　　諸位不要誤會，我之受用，與成大事業、做學問無關。凡事舉一反三，皆可觸類旁通。那時，正值大飢荒三年，我用這三招弄吃的，解決餓肚子難題，很實用。

　　我先在城郊附近四處觀察，看什麼地方有吃的，有能吃的，有能吃的而他人不敢吃的東西。此謂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然後我不怕山高水遠，或取他人眼皮下熟視無睹之物，用於充饑。如桃樹油，是雨後桃樹枝幹上凝結的一種膠狀物，食之芬芳可口，而他人決然不敢食用。於是，我樂得獨自受用。此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個過程首先要受得苦中苦，其次是要冒中毒之危險，也叫實踐出真知。由此兩條，很自然地就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美食卻在，眾人無視處。

　　我不能不感激王國維，他這關於做大事、做學問三境界評說，使我在官災人禍時沒有餓死。

　　後來，我終於弄到一本民國時期出版的《人間詞話》，而且是正宗且完好的一本。雖然此書在文革破四舊時被燒毀，但裡面的營養已經滋潤了我。

　　自那時起，我才知道王國維之死，是於民國年間在北京投昆明湖自盡。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竟使一個大學問家走此絕路。他決然不是窮苦，為沒吃的而死。他是個本分學者，也決然不是什麼畏罪自殺。這個問題，困惑我多年。

　　聽人說，王國維當時也不是很富裕，苦於親家羅振玉逼債，無奈而自盡。此說似乎還很有市場，對此，我一直懷疑。

　　親家逼債，且兩個人都是國學大師、大學教授，何況，王國維還是羅振玉培植資助過的摯友和共同研究學問的夥伴，豈能因區區金錢債務將對方逼到死地？

　　但心中對其死因，總是莫名，感覺應該有其他緣故。

　　後來我搞基層文化工作，在眾多報紙雜誌信息侵蝕下，相信王國維是頑固保守派，他的死是殉國，即為清朝的亡國而投湖自盡。

　　但我這個認識，被一鄉村好友推翻。他是農村一位退休老教師，一次小聚，我們談及王國維自殺一事，他說：“清朝在一九一一年就被推翻，他王國維在一九二七年才投湖，亡國十六七年後自殺，這也能叫殉國？”

　　是啊，若是殉國，也太遲了點。

　　現在我才知道，陳寅恪先生在一九五三年底有個《對科學院的答覆》，其中就寫道：“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

　　陳先生斬釘截鐵否定了以上兩個原因。

　　事實也是如此，民國推翻清朝，王國維並未殉國。他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勝利后，隨羅振玉去日本。五年後回上海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一九二二年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還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其間，一直未有殉國跡象。

　　他究竟為什麼要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走這條沉湖自盡絕路呢？而且，他當時才五十歲，正是做學問鼎盛時期。

　　近幾年，通過網絡查閱一些資料，基本上找到了答案。王國維是懼怕暴力革命，痛惜當時的“農民革命運動”摧殘文人、文化，為此而死。同時，他的死於與湖南農民革命運動處死葉德輝、王葆心等文化士紳有關聯。

　　王國維的死，在他人自然是意外，但在他自己，則是早有準備。

　　王國維遺書中開宗明義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余略）”

　　至此，我們可以斷定，恐懼“世變”和“再辱”，是王國維自殺的直接原因。這個“世變”和“再辱”，決然不是指清朝的滅亡。

　　可是，王國維遺書中的這個“世變”和“再辱”，具體是指什麼呢？

　　筆者認為這個“世變”和“再辱”，是指當時如火如荼的農民革命運動，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革命運動。他恐懼北伐勝利后，南方革命一幕在北京重演，自己將會在世變中受辱。

　　一九二七年是民國十六年，孫中山逝世不久，是多事之秋，也是中華民族多災多難歷史上沉重的一頁。

　　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對於發生在這一年的許多事件，都諱莫如深。或文過飾非，或避重就輕，或輕輕帶過，都有過激與不當之處。兩黨對許多史實，皆羞於言說。

　　當時北京北洋軍政府，十幾年換了十幾個總統、總理。個個都是用槍杆子說話，擁兵自傲，實行沒有皇帝的軍人憲政。但他們打着中華民國的牌子，又漠視參政國民議會，拒絕民主共和。

　　而南方孫中山建立的廣州國民軍政府，則分化為兩個：一個是從廣州遷都武漢的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政府；一個是以率領北伐軍北伐，暫住在南昌，后在南京建都的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

　　武漢汪精衛國民黨政府，以正統孫中山繼承者自居，政府被國民黨中央控制，黨令高於政令。汪精衛認為武漢已成全國革命中心，又有共產黨鼎力支持，理所當然代表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

　　而蔣介石率領北伐軍在軍事上取得很大勝利，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南昌黨部和國民政府，以軍人為主體。蔣介石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臨時會議，擅改原先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的決定，提出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駐南昌。此一決定，違背當初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初衷，蔣汪矛盾，初現端倪。

　　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因國共合作，已有一定實力。國民政府各部門，都有共產黨員擔任的要職。共產黨效法蘇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要實現共產主義。搞武裝革命，在全國舉行暴動、起義，奪取政權。

　　地方軍閥則你奪我搶，各自為政，獨霸一方。他們對國民政府採取有奶便是娘，沒錢晾一旁的實用主義。東三省為張作霖地盤，任何人不得染指。外蒙為蘇俄鉗制獨立，新疆、西藏為傳統王室和奴隸主統治，名義上服從國民政府，實則完全自治。

　　日本外相幣原當年公然宣稱，中國尚無代表全國的政府，他不承認中國任何現政府，最能說明當時中國紛亂的局勢。

　　這年四月初，在湖南農民運動如火如荼時，汪精衛與陳獨秀聯合發表《告兩黨同志書》，重申將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甜蜜合作，卿卿我我。

　　但汪精衛這個政治綱領，與蔣介石政治主張不符，二人裂痕漸大。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北伐的國民革命軍通過戰爭，解決了大半個中國軍閥割據，各自為政的局面。此時已經攻下徐州，馮玉祥引兵出潼關，敗奉軍於河南，直魯危急，北伐勝利在望。

　　斯時，北京城內一片恐慌，誰都不知道將來局勢會是什麼樣。

　　作為擔任過滿清偽職的王國維自然憂心忡忡。

　　就在此時，北京傳來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等前清遺老被殺的消息。身為清廷遺臣的王國維，不能不考慮國民革命軍來了，自己將會受到什麼傷害。

　　其實，葉德輝被殺是真，王葆心被殺純粹是誤傳。

　　消息來源於王國維死後梁啟超的一封家書，梁啟超可能也對此消息信以為真，所以在家書上寫了此事。可以推理，年過七十的學界名宿王葆心死於農民革命的謠言，也傳到了王國維耳朵里。王葆心的死，對王國維刺激很大。

　　王葆心是著名方誌學大家，曾在清朝學部、禮部任職，兼任京師大學堂、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教習。民國後任任教育部編審、京師圖書館總纂兼北京大學教授、武昌高等師範教授、湖北國學館館長，與王國維相識。

　　湖南農民運動大開殺戒是事實，其中不免有對士紳的濫殺現象。

　　楊天石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稱：“在運動中，由農民與各界督促政府槍斃的土豪劣紳有寧鄉楊致澤，岳陽周嘉凎，華容傅道南、孫伯勛，瀏陽邱少瑞；由農民圍住縣政府，強迫縣長交人，直接槍斃的有湘潭晏容秋；被公審槍斃的有長沙葉德輝、黃道生、俞誥慶、徐國梁，湘潭張茂欽，瀏陽楊風韶、肖紹榮；公審后被農民用梭鏢刺死的有常德徐仲達；被農民直接打死的有寧鄉劉昭，湘潭湯峻岩。這一時期處決的土豪劣紳還有華容縣張柞蔭，漢壽縣梅實……”

　　楊另有介紹：“農民運動的內容也從支持北伐軍發展為揪斗‘土豪劣紳’，施以戴高帽子游鄉，吃大戶、公審、打板子、罰款罰糧、監禁、驅逐、沒收財產、執行死刑等懲罰。1927年2月13日，湖南石門縣農民一千多人召開大會，用扁擔、鋤頭‘直接處決’了三名土豪劣紳。據1980年調查，北伐時期，常德地區‘土豪劣紳’被處死者18人，游斗者134人，監禁者7人，罰款罰糧者118人，以其他形式鬥爭者39人，約佔當地‘土豪劣紳’總數的82%。其他地區，情況當與此類似。”（楊天石：《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但開國后殺功臣多見，卻鮮見有對前朝遺臣大開殺戒的先例。皆因開國功臣功高震主，對新君有威脅。前朝舊臣基本都是對新君俯首帖耳，只求自保，至多引發點今不如昔的感嘆，構成不了對新政威脅。但縱觀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史，殺戮前朝官員，很有傳統。

　　值得注意的是，葉德輝死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即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一天。

　　這時候，武漢汪精衛國民政府與陳獨秀領導下的共產黨，正在密切合作，打得火熱。兩黨剛剛聯合發表《告兩黨同志書》，公開聲言要共同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率軍北伐的蔣介石與一些國民黨元老及很多高級將領，都對共產黨戒心重重，對武漢汪精衛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同席把盞嗤之以鼻。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在國共聯席會議上就公開聲言：“有人蔑視國民政府，我反對。”

　　事實上，汪精衛與共產黨翻臉，偶然中有必然，決裂是遲早的事。

　　汪精衛終究是國民黨黨魁，不可能與共產黨合作到底。兩黨綱領十分明確，都要掌管國家政權。可政權只有一個，不是民主機制，怎麼能合作掌管？故國共兩黨合作是各自需要，分裂則是必然。

　　巧合的是，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密令中共組織“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武漢政府，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公有制，即著名的《五月指示》。這個指示，由共產國際代表魯易負責傳達給中國共產黨。但魯易到武漢后，卻在把《五月指示》先交給了汪精衛。

　　魯易過分相信汪精衛，認為他這個國民黨左派會鐵心站在共產黨一邊。

　　汪精衛看到這個《五月指示》后大吃一驚，這才知道原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改組瓦解國民黨，根本不是和國民黨誠心合作。

　　於是，汪精衛突然來個大轉彎，於七月中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

　　他殺起共產黨人，絲毫也不比蔣介石手軟。

　　這也使許多對國民黨左派抱有幻想的共產黨人猛醒，他們終於意識到，筆杆子重要，槍杆子更重要。沒有軍事實力，在中國就不可能得到政權。

　　當然，這些都是后話，打住。

　　有關湖南農民革命運動和北伐軍要打到北京的消息，一經報紙宣傳，王國維不可能看不見，也不可能不自危。

　　驚人消息卻不期而至，有天，北平《世界日報》晚刊上發表了一篇《戲擬黨軍到北京所捕之人》的文章，王國維大名赫然在內。

　　這事，王國維當然會知道，他就是看不見這張報紙，別人也會告訴他。

　　他怎能不驚心動魄！

　　像王國維這樣的傳統文人，可以不計生死，卻不能不計榮辱，不能不痛惜他視為生命的文化。湖南農民革命，傷及許多舊文人和傳統文化，使他絕望。自盡，可以說是王國維必然的選擇。

　　蔣復璁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靜安先生》一文中還提到，一位掃亭子的人說：“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許久，吸紙煙不停，到湖邊，走來走去，我掃地沒有留意，聽見撲通一聲，不見了人。我跑到湖邊，見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來，已經死了。”

　　湖水深不過二三尺，但王國維撲下去時，是有心找死，他頭先入水，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雖然園丁很快將王國維救上來，但王國維還是窒息而亡。此時，他穿在裡面的衣服還沒濕。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一代國學宗師，就這樣在他五十歲鼎盛時死去，給後人留下無限遺憾。也留下許多謎團，許多猜想。

　　附錄

　　梁啟超挽王國維聯：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不僅奇字譯鞮，創通龜契；一死明行已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鵷雛。

　　陳寅恪挽王國維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吳宓挽王國維聯：離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汩羅異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

　　梁漱溟挽王國維聯：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

　　王國維先生紀念碑落成時，陳寅恪又為其寫下碑文：“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上下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術，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