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彩繪秀，金錢買不回做人的尊嚴

　　雖然社會上、媒體上有關人體彩繪的議論層出不窮，但真正親臨過人體彩繪秀現場的人卻寥寥無幾，曾親眼目睹過彩繪全過程的人更是不足萬分之一。我不怕當眾脫衣演出，也不怕男人淫邪的目光和現場觀眾的口哨及尖叫，可我怕手持攝像機或照相機的人——萬一這種圖片被家鄉的親人或鄰居們看到，我還有什麼臉面再登家門？不光我怕，凡是從事這一行業的姐妹都怕！即使照片上面部做了特殊處理，一組鏡頭（5幅）少於1000元錢我也不幹。

　　我不知道別的姐妹是不是自願幹這一行，反正我不是，哪個女人沒有自尊？可良心喪於困地，如果當初我不做這行，我們家早就散了，我妹妹更不可能安安靜靜地坐在上海復旦大學的教室里怡然自得地讀書。模特是吃青春飯的，假如親人幸福的生活必須依靠我個人的犧牲來獲得，那我只能犧牲下去，在我短暫的青春結束之前。

　　我1980年出生在浙江杭州，記得小時候家裡比較富裕——爸爸幹個體開車跑運輸，媽媽在一所小學教音樂，那時我兜里的零花錢，很讓周圍的小夥伴們羨慕。我5歲那年的春天，遠在包頭市的奶奶來了，告訴我媽，我爸是蒙古族人，可以再要個兒子。媽媽好像不同意，可爸爸是孝子。就這樣，1986年春，妹妹降生的當天奶奶走了，上火車的時候還拉着爸爸的手哭哭啼啼地說她這輩子沒有抱孫子的命。也就是從那天起，媽媽失去了工作，據說是讓學校給開除了。隨着妹妹一天天長大，媽媽再沒和奶奶來往。我上高二那年夏天，爸爸身上突然開始出現一片片大塊青紫色的瘀斑和出血點，去醫院的檢查結果——急性粒細胞性白血病M5型！爸爸當即被送往血液科病房住院治療。那天的情景我今生都不會忘記：11年沒和奶奶聯繫過的媽媽，哆嗦着撥通了包頭的電話，剛說了一句爸爸得了白血病便哽咽着再說不出一個字……

　　奶奶很快就來了，背着爸爸抱住我媽哭。隨着治療的深入，家裡的經濟狀況突然緊張起來，到爸爸進行第三個療程化療的時候，媽媽連早點錢都不給我了。我理解媽媽，從爸爸入院治療到第三個療程開始，家裡已經花去了11萬元，而醫生說要想讓爸爸痊癒，唯一的辦法就是骨髓移植，而這項手術的治療費用至少還得30萬元！我不知道30萬元人民幣是什麼概念，但當時我就想，誰給我這筆錢我就一輩子給誰當牛做馬，只要能保住我爸爸的命。

　　1997年天剛冷的時候，媽媽賣掉了房子，東拼西借湊足了30萬元，我們全家租住到一片低矮潮濕的平房區中，中華骨髓庫也找到了與爸爸組織類型相合的捐髓者，爸爸也正處於化療后的第一次緩解期，在醫學上這是白血病患者最好的治療期，最適合骨髓移植，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可偏偏醫院又提出讓爸爸在骨髓移植前進入無菌病房“預處理”，為期20天，每天的費用是3000元。媽媽讓醫院開出總數，醫生說骨髓移植後患者必須服用大量進口藥物鞏固治療，每天的費用要在1萬元以上，此後還得連續服用抗排異藥物6個月，細算下來還得35萬元！記得剛算完媽媽就昏過去了，我也是那天悄悄地輟學，跑到杭州的大街上為父親的病想辦法籌錢的，可什麼職業能讓我這個剛上了兩個月高三的女生一天掙3000元錢？大街上一處新建的廣告牌忽然讓我眼前一亮——“跟我秀特種模特公司誠聘特種美體模特，給你一個一夜暴富的機會，一朝簽約，終身受益……”我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那樣興奮，只要能給我錢救我爸，就算把我賣了我都干！

　　當我打電話尋址找到這家位於繁華鬧市區中的“跟我秀特種模特公司”的時候，接待大廳早已人滿為患，全是清一色和我年齡相仿的靚麗女孩兒。一個30出頭的男人邊放幻燈片邊侃侃而談所謂女人身體的美，而幻燈放映的圖片也全是清一色的裸體美女。也就半小時，隨着這個扎着一束辮子的男人將人體彩繪模特的職業特點告訴大家以後，在座的女孩們走了三分之二，除我之外，餘下的女孩們的長相及身材着實讓人不敢恭維。這時，一個40多歲的時髦女人從大門進來關掉幻燈機，走到客廳中間用鷹一樣的目光睃巡在座的女孩子們，她的目光移到我這裡停住了，盯着我看了半天，像是在欣賞一件藝術品，然後親熱地拉住我的手說：“你的身材一級棒，不做模特兒就太可惜了。願意隨公司到各地演出嗎？”見我點頭，她又讓那個扎辮子的男人拿過一紙合約：“這上面的條款你可得看仔細，若簽約之後再反悔，違約金你可賠不起。全裸演出一場兩小時，一小時酬金1萬，可你最少要為公司演出100場，也就是說你作為公司的藝人將有200萬的個人收入，但別想中途毀約，掙個四五十萬元了就覺得丟人，說不幹了，那可門兒都沒有！公司會負責維護你的肖像權和名譽權，一旦有人使壞偷拍了你的裸體照片，公司的律師會替你打官司。”她遞給我一張名片，說考慮好了就給她打電話。她姓徐，名片上的頭銜是總經理。

　　走出“跟我秀特種模特公司”，我頓時陷進了猶豫不決之中：大庭廣眾之下一絲不掛，豈不比做夜總會的小姐還丟人？那一夜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無法入睡，眼前總晃動着媽媽和奶奶絕望無助的臉。猶豫了兩天之後，爸爸的藥費催交單讓我再次走進“跟我秀特種模特公司”。我向徐總提出了預支35萬元的請求，她答應得很爽快，但同時也將我的演出協議增加了50場。當我私下將錢交給主治醫生並叮囑他千萬不要告訴我母親時，他說了一句我父母至今也未曾對我說過的話：“孩子，委屈你了。”

　　1998年初，“跟我秀特種模特公司”的業務多是時裝表演，那時候文化監管比較嚴，所謂人體彩繪表演半年也不見得有一場，我這才明白150場人體彩繪演出的概念——我恐怕五六年都湊不上合約約定的場數，而普通的時裝演出徐總只給我們開工資，一場2萬元的酬勞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當模特的滋味遠不像普通人想象的那般風光，公司里共有13名模特，為了增加市場競爭力，訓練的艱苦超出了大家的想象，訓練強度簡直令人難以承受。為了練出標準的三圍，我們節食、瘦身，用塑料布裹住身子在地上翻滾。有了一定的基本功后，我開始不時地參加演出，在家裡和演出公司之間奔波，父親已出院靜養了，我一個月2000元的工資成了全家唯一的經濟來源。儘管累，但我非常快樂，站在T型台上感覺也比較良好，心裡只盼着裸體演出永遠不要開始，就這樣拿工資我就知足了。

　　隨着藝術修養和對服裝鑒賞力的提高，我越來越像個專業模特了：標準的台步，飄逸的長發，豐滿的胸部，輕盈的步態，細瓷一樣白嫩的肌膚，脫俗的氣質甚至遮住了服裝的華美。

　　2000年末，人體彩繪開始小範圍流行，公司也偶爾會接到幾單彩繪邀請函，也許是價格上的原因，徐總都回絕了，我聽說她一直在策劃醞釀一系列大規模的商業演出。2001年5月初，“跟我秀特種模特公司”第一次到上海參加一個外商獨資企業的開業典禮。8個小時的公開演出效果不錯，都是局部彩繪，“三點”未露，人們爭着來看新奇。慶典結束，外商老總親手發給我們每人一個紅包，裡面是8000元人民幣。原本說好吃完晚飯就回杭州的，可徐總突然走進休息室對大家宣布晚上在外商辦公樓小會議室參加全裸彩繪表演，說是這家企業要打點工商、稅務等管理部門。姐妹們都以徐總搞突然襲擊為由拒演，徐總卻陰沉着臉對我說：“可兒你帶個頭吧，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你還欠公司35萬元呢，這次我抹你5萬元錢的債，一小時1萬元的酬金照付。”我眼睛一亮，三年了，三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盼望着還清35萬元的債務，演夠150場脫衣秀以自由之身走在陽光下，可望着姐妹們複雜的眼神我心涼了，那可是全裸呀！我低頭思忖，心怦怦急跳。突然，手機響了，妹妹說爸爸得肺炎發燒了，急需5萬元錢，醫生說骨髓移植成功者突發肺炎情況很危險。放下電話，我心裡一陣難過，風雨飄搖的家全指望我了，我還要給父母買歐式別墅呢，我一發狠讓徐總現在給我5萬元現金，我說我爸等錢治病呢。

　　晚8點，小會議室里座無虛席，我和六個願意表演的模特穿着比基尼在男人們貪婪的目光和女人們不屑的眼神中走上小舞台。六個畫師早已靜候在那裡。當所有的聚光燈都打到我們身上時，主持人的嗓音顫抖起來：“先生們、女士們，模特要脫衣服啦！”我一咬牙就把身上僅有的三點遮羞布拽掉了，赤身裸體任憑畫師在我身上塗塗抹抹。這一脫，令我今生衣食無憂，可也正是這一脫，我所有做人的尊嚴立時蕩然無存……在輕柔的音樂中，畫師開始工作，打線、上油彩、修飾，這個過程整整用了1小時30分鐘。畫畢，按合同規定，我必須在舞台上走4個來回。我平靜地邁着優美的貓步去做了，我心裡默想：還債的生涯正式開始了。

　　演出結束的第二天，上海各商場邀請我們全裸演出的邀請函雪片般飛來，徐總的臉上樂開了花，嘴裡連聲嚷着：“不走了，不走了，不把上海的金子挖完我就不走了！”令我萬萬沒想到的是徐總把我們第一場大範圍公演安排在“上海大世界”，那裡足以容納1萬1千名觀眾！公演的大幅海報貼出去了，這個大膽的演出消息無異於8級地震，上海轟動了，我們13個簽了“賣身契”的姐妹只有躲在賓館里流淚的份。演出那天“上海大世界”外人山人海，交通幾乎癱瘓。

　　上午9點，演出開始，在觀眾的口哨和尖叫聲中，畫師開始做準備工作。我們13個模特兒身穿泳衣端坐在舞台上。台下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快脫呀，怎麼還穿着那幾片布？阿拉的票可是500元一張買來的，再不脫退票好了！”現場當時就亂了，少說有上百人跟着起鬨。徐總慌了，帶領幾個“藝術總監”從後台躥上前台，三兩下便把我們的泳衣拽了下來，全場頓時鴉雀無聲，我的大腦當即一片空白！我們像一群木偶，任人牽扯着在T型台上行走……

　　這次演出讓“跟我秀特種模特公司”在上海一炮而紅，短短30天時間就演出了120場，13個姐妹中有9個合約期滿離開了公司，而小辮子男人又總能招來新模特從蘇杭送到上海來。120場演出讓我早已麻木了，什麼廉恥什麼尊嚴，如今還不如一張廢紙，我只想早一天完成合約逃離這所謂的彩繪行當。

　　2001年6月5日，徐總拿着一張人體彩繪攝影參賽通知讓我去參賽，參賽地點是深圳。通知寫得明白：“此次大賽為局部彩繪，着重展現敏感部位與彩繪相結合的震撼美……”我不去，對徐總說再演30場我的合約就到期了，我也不缺錢，沒有必要參加這種讓人在自己隱私部位描描畫畫的比賽。徐總不動聲色地拋出了一個令我怦然心動的誘餌：“只要這次大賽你能進前三名，餘下的30場合約現在就中止，我額外再給你50萬元創業金，但你必須同意用你的參賽作品做公司的招牌。我不妨實話跟你講，咱們的演出已經引起了很大爭議，有關部門正謀划讓我停業整頓呢，你那后30場演出，兩年內是甭指望了。”

　　什麼比人身自由更值錢？人體彩繪於我而言無異於火坑，我不想放棄這逃離的機會！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正是這次大賽將我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那是2001年6月10日的夜晚，深圳某大酒店一間小會議室內，經過層層選拔闖入決賽的6名女模正按照要求擺出各種難為情的姿勢讓畫師盡情地畫著。配合我的香港畫師在我胸部繪了好一會兒仍是一臉沮喪，突然，一個女攝影師領口的一枚蝴蝶胸針讓他眼睛一亮，他要求我背轉身，軀體呈90度鞠躬狀靜止1小時。他要繪一隻蝴蝶，以我最隱秘的部位為蝶身，渾圓的臀部正好是蝴蝶的雙翅。淚大滴大滴地跌落在純羊絨地毯上！此刻我覺得自己的尊嚴還不如妓女——妓女賣身沒有圍觀者，而我賣身少說有百十人的圍觀者！鎂光燈不停地閃爍，我隱私何存？

　　6月12日，我的“蝴蝶”得了第一名，頒獎當天我卻因局部油彩感染高燒不退被送入醫院。同年8月我因下體潰瘍狀告人體彩繪大賽組委會案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家人也知道了一切，父母傷心欲絕，打電話和我一刀兩斷，要我跳西湖死掉算了！妹妹告訴我父母又租房住了，我花160萬元給親人買的歐式別墅此刻空無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