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崽生涯

　　屹立在上海南京路外灘的和平飯店（原華懋飯店）大廈，解放前是著名的沙遜大廈，為英國大地產商維克多·沙遜爵士所建。大廈始建於1926年，兩年後落成。正面為12層，後面9層，屋頂築有一高達近20米的草綠色方錐形尖塔，面臨波濤滾滾的黃浦江，氣勢宏偉，壯麗美觀，人稱遠東第一樓。

　　我出生在福建省靠近福州市的一個港灣馬尾鎮，那裡是國民黨海軍的主要軍港之一。我父親是一名海軍水兵，經常出海，顧不了家，因此我家的生活特別困難。我剛滿一歲時，母親就隻身帶着我到上海投奔在我姑姑家中，幫她家料理家務，以此維持我們母子倆的生活。我勉強讀完初小四年級，1932年12歲時就經親戚介紹進入到華懋飯店，當一名成天站在九樓餐廳門口為客人拉門的小郎，開始了伺候闊人的屈辱生涯。

　　當拉門小郎三四年後，我先當小西崽，后升任正式西崽。為了保住飯碗，我忍氣吞聲，拚命幹活，扮演了魯迅筆下的“見洋人躬身哈腰，對同胞歪首斜視”的洋奴才角色。在我當拉門小郎期間，英國的著名作家肖伯納曾到上海來，就住在華懋飯店七層的一間客房裡。一天，魯迅身穿長袍，腳上穿着一雙跑鞋，來華懋飯店拜訪他。不知是不是這雙跑鞋讓飯店開電梯的服務員瞧不起，把他當成個土老頭，死活不讓他進電梯上樓，弄得魯迅十分狼狽也極為惱火。這件事後來成了一件新聞傳開了。所以魯迅這樣講我是深有體會的。

　　我求知心切，酷愛讀書，除上夜校補習外語外，還經常光顧書店和書報攤，認識了一位在我家附近擺書報攤名叫黃務元的攤主。黃原來是神州國光社的職工，思想進步，人很樸實，他對我特別關照，他書報攤後面往往藏有一些進步報刊，經常偷偷塞給我看，日子久了，我們成了好朋友。

　　這些進步書報刊，使我大開眼界，懂得了許多抗日革命的道理，我開始關心國家大事，深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要投身革命，報效祖國，做一個有骨氣的人。

　　約在1941年間，黃務元介紹了一位地下工作者陳波濤和我認識。陳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開始從事黨刊黨報的秘密發行工作，1940年後受李正文同志領導，李是一位學識淵博，懂英、俄、日三種外語，對敵鬥爭經驗豐富的老地下工作者，他當時是共產國際東方部委派在上海專搞對日偽的情報工作的。

　　陳對我在華懋飯店的工作很感興趣，因為作為這家大飯店的西崽，我可以經常接觸到一些高級人士，包括汪偽頭目的活動。特別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華懋飯店被日本海軍部接管，成了一個軍管單位，但飯店照常營業，這裡成了日偽機關和他們的高級人士經常活動（包括開會、密談等等）和吃喝玩樂的場所。新來的日籍經理是在日本管理過大飯店的行家，相當精明。飯店服務人員的原班人馬不變，我因是老西崽，服務工作周到，能夠察言觀色，熟悉各類客人的喜好，加上會講一些洋涇浜英語和日語，深得歷任主管的信任和賞識，許多重要活動都派我去參與安排和服務，使我有很多機會和條件，接觸到敵人的一些機密活動和內情。而西崽這身白號服也具有很強的保護色，得以迷惑敵人而不受注意。

　　華懋飯店在日本海軍接管后，原來十層沙遜住過的豪華套房，住進了一個日本海軍大佐，此人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

　　我經常見到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等大漢奸來這裡活動。陳波濤交給我的任務就是要我密切注意他們（包括日方）的動向，搜集有關他們的活動情況。

　　日本駐上海的副領事福間每周要在華懋飯店會議廳舉行新聞發布會，日偽一些新聞單位的負責人和記者都來參加，但這是公開活動，無情報價值。有一次福間開完新聞發布會後，特地開了一間房間，邀請一個中年男子共進晚餐並談話，由我服務。我發現此人在向福間彙報蘇北新四軍的情況，引起警覺，就在門外注意偷聽，他們兩人都未注意到我。我得知此人是日方派往我新四軍地區的特務，可能是個頭目，他向福間談到，說那邊他已派人安排妥當，不會有什麼問題云云。這說明他們剛在我方安插了密探，一切布置停當了。我無法探聽到向福間彙報的這個傢伙的身份和名字，只記住了他的外貌特徵。這一情況我第二天就告訴了陳波濤同志，陳認為這個情報很重要。

　　在這之前，陳波濤曾問起過我，有無辦法可以買到軍火。因為他知道我們一些福建同鄉有私自買賣軍火的活動。我就向我當海軍的父親打聽。他說他認識一個姓林的同事，現在汪偽海軍當一艘艦艇的艇長，這個人過去就干這種行當。我告訴陳后，陳就要我通過我父親設法找到了那個姓林的艇長，介紹給他認識，以後結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1942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日本主管交代我到十層的豪華套房，為那位海軍大佐做房內的餐飲服務。原來大佐那裡來了一位漂亮的女客人，是一個能講一口地道日語的白俄女郎，此人我曾在一次舞會上見到過，我心想她這次不知怎麼和這位大佐勾搭上了。他們在那裡又吃又喝又跳舞，玩的很開心，最後杯盤狼藉，我退出房間，他們在裡間卧室上了床。

　　到了將近半夜，我聽到了大佐打鼾的呼嚕聲，準備去收拾一下杯盤，就輕手輕腳地推開書房門，眼前的情景使我大吃一驚，只見書桌上亮着檯燈，一隻公文包打開着，這位金髮女郎半裸着身子正聚精會神地看着文件，我腦子裡立刻閃出“間諜”兩字，她突然見我進去，也吃了一驚。我沉住氣，裝作毫不在意的樣子，俯身在桌上匆匆收拾了酒杯酒瓶，拿了空盤碟，迅速退出房間，到服務間里洗滌餐具。不一會兒，那位金髮女郎披着睡衣跟了進來，塞給我一疊儲備券（當時淪陷區通用的紙幣），我自然明白她的用意，就不露聲色地收下了，並朝她點頭表示謝意。這件事就這樣悄悄結束了。這是我見到的一個地地道道的間諜，不過我猜不透她是英美間諜還是蘇聯方面的間諜，以後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她。我向陳波濤報告后，他要我保持沉默。

　　1943年3月間，我得知陳公博將在華懋飯店八層舞廳舉行一次慶祝汪偽政府成立三周年的招待酒會，許多日偽頭面人物都要來出席。我在兩個星期前得到這個訊息，就立即報告了陳波濤同志，並向陳提議，機會難得，可否搞一次爆炸行動，可以事先在開酒會的舞廳隱蔽處放一枚定時炸彈，到時候把這批瘟神惡煞轟上天去。陳開始也很動心，並特地換了一身西服，裝成闊佬，由我陪着他悄悄察看了現場。但此後再沒有動靜。招待酒會舉行前夕我見到了陳，問他怎麼辦，他告訴我，上級組織不同意採取這類過激行動，這件事就此作罷。

　　同年夏季，華懋飯店八層舞廳還舉行過一次規模盛大的慈善舞會，由一個姓許的銀行家出面主辦。這個舞會的全稱是“上海各界慰勞日本皇軍傷病員慈善舞會”，有300多人參加，是有關方面藉此向各界斂錢的一次活動。舞會的收入相當可觀。參加者主要是上海各界名流仕女和偽政界人物，我記得有偽上海市長陳公博夫婦、市府秘書長趙尊岳等，還有電影明星李香蘭等一批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孫科的二夫人藍妮，這位昔日著名的交際花在舞會上丰姿綽約，美艷動人，吸引了眾多的目光，幾乎成了舞會的中心。

　　我十分納悶，孫科是國民黨的堂堂要員，遠在重慶，他的這位夫人，怎麼會跑到上海這烏煙瘴氣的漢奸窩裡來參加什麼慰勞日本皇軍的慈善舞會，還如此招搖過市，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她究竟是想要幹什麼？會場里的女眷太太們也都在議論紛紛，對她品頭論足，表示不屑。

　　但據陳波濤同志後來告訴我，我方也獲得有關信息，說有個國民黨高官的姨太太，估計就是藍妮，經常來往於重慶和南京、上海之間，和日偽頭目勾勾搭搭，很明顯是蔣介石回應日寇的和平攻勢和勸降政策，派她來充當試探蔣日偽合流的可行性的先遣“特使”。陳還說此事已反映到國際上，蘇聯政府特地以此事為例，向重慶蔣政權提出警告，實際是藉此揭穿蔣介石企圖投降賣國的陰謀，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有所收斂，藍妮這個神秘女人從此也就“消失”了。

　　我參加這次舞會的服務工作，忙得不亦樂乎，直到午夜12點鐘才告一段落。我拖着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倒頭便睡。清晨五六點鐘，突然被一陣“嘭嘭”的猛烈敲門聲驚醒，只聽見門外有人一面使勁敲門一面喊叫：“快開門！”我開門一看，只見一個大個子站在門口，命我快穿好衣服跟他走，我問他去哪裡，他不耐煩地說：“特高課，快一點！”我吃了一驚，心想糟了，不知出了什麼事，只得趕緊穿好衣服，硬着頭皮跟他走。他帶我步行到福州路的偽警察署，那裡離我住處只隔一條河南路。他把我帶到了二樓特高課的一間辦公室，要我等着，就走開了。

　　房間里沒有人，我發現我曾到這裡來過，那是兩三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家樓下開設着一家掛着“美國書店”招牌的書店，那裡常賣一些進步書刊，當時在孤島上海是很誘惑人的，還設有一個服務部，專門預約讀者所需要的書刊，留下姓名和地址，以便聯繫。後來陳波濤特地告訴我，說這家書店是日本文化特務機關開設的“釣魚”書店，不知有多少不知情的進步青年落入了他們的陷阱，要我小心。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不久，偽警察署特高課來查封這家書店，一個探員上樓來打電話，走過我住的后樓房間，發現我房裡有書，進來查到一本《丁玲選集》，就拘留了我，把我帶到警察署這間辦公室里，一個日本探員和一個姓譚的中國探員（解放後上海市公安局曾向我來了解過此人的情況）審問了我，因未發現我其他任何問題，兩個星期後就讓我交保釋放了。釋放前譚某還對我“訓話”，要我出去后做一個規規矩矩的“順民”。

　　所以我這次是“舊地重遊”、“二進宮”了。

　　房間里清靜得很，我因凶吉未卜，心中忐忑不安。窗外外灘江海關的鐘聲響了七下，知道已是早晨七點鐘了，我鎮定了一下情緒，思考着應對的辦法。不久我見到第一次被捕時認識的那個日本探員和姓譚的探員匆匆進來，徑直向裡間的辦公室走去。一會兒，廚師端來了三客西式早點，分別送給我們三人。我吃着早點猜想他們不像是把我當犯人抓來，略覺寬心。

　　吃完早點后，他們把我叫到裡間辦公室，譚某面帶笑容地問我昨晚慈善舞會的事，我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我想起昨晚這特高課的兩個探員曾到舞會來轉過一圈走了，譚某還和我打了一個照面，肯定認出了我，知道我在華懋上班，大概是為了了解舞會的整個情況，所以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來。我約略地談了舞會的情況以後，他們就提出了幾個具體問題，要我設法查明后再去告訴他們。包括何人主辦此事，有多少人參加，其中有哪些要人，舞會共有多少收入等等。

　　隔了一天，我就把他們要了解的全部情況去偽警察署告訴了他們，譚某聽后表示很滿意，並要我以後凡華懋有什麼重要活動隨時到他們那裡去談談。意思很明白，是要我當他們在華懋飯店的“眼線”，也就是上海人很鄙視的所謂“三角麻子”（為虎作倀的鷹犬）。

　　我把舞會的情況和特高課找我去談話的前前後後，原原本本地報告了陳波濤，他對藍妮的事很感興趣，並覺得特高課主動找上門來，正好可以趁機打進敵人營壘里去。但幾天以後，陳又來告訴我，組織上經過仔細分析，認為和特高課沾上關係極為不妥。因為我現在是在日本人軍管的華懋飯店卧底，而如果又去充當同為日本人管轄的警察署特高課的“眼線”，實際上是在火藥庫里玩火，敵人是要我為他們“火中取栗”。加上“巧遇女間諜”、“二進宮”等經歷，雖有驚無險但隱伏着很多危機。最後他們研究決定，我必須立即擺脫特高課，躲開他們的糾纏，要我馬上設法撤出華懋飯店這個是非之地，以絕後患。

　　但我不能立即突然離開華懋飯店，公開辭職或悄悄溜掉都會引起敵人的懷疑和周圍人們的猜測不解。因為當時時局動亂，民不聊生，要找到像我在華懋這種收入比較穩定的職業並不容易，誰也不會無緣無故把它放棄！所以要丟掉這隻“洋飯碗”，還必須找到既合理又適當的借口才行。

　　我最後採取了自毀形象的辦法，一改過去辦事小心謹慎，潔身自好的習慣和作風，裝作日漸變得頹廢墮落，貪杯愛財，故意多次偷喝洋酒，私拿小費，在客人面前失態等等，嚴重違反店規，終於達到被華懋飯店主管開除的目的。約在1943年秋我悄然離開了這個戰鬥多年的陣地。

　　(摘自《炎黃春秋》 楊孟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