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澀的文化傳承

　　河北省康保縣地處內蒙古高原中南部的河北壩上高原，西北東三面均是內蒙古的土地，在地圖上可以看到，這個縣就象是一隻定位銷將河北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緊緊鎖在了一起。

　　康保縣是一個歷史底蘊非常淺的縣。據《康保縣誌》記載，康保在民國14年即1925年3月設縣，到今天也就84年，還沒有茅台、張裕、王致和、張小泉這些企業的歷史長。在1925年前，這裡是一片大草原，元朝時代是民族戰爭的區地，匈奴，女真，契丹，拉鋸一樣撕扯着這片土地。元政府在康保南，今張北境內設立中都，這片草原也就成為蒙古鐵騎進攻中原的後方根據地。到明朝，這塊土地又成為明政府與北方蒙古族的戰場，在明朝存續的276年中，這塊土地上的戰爭幾乎就沒有間斷過。這裡除了征戰的士兵，幾乎沒有多少百姓生活，康保縣內的地名很能說明這一點。比如我所在的鄉，就有田家營、郝家營、高家營等村名。我家在閻連山營，旁邊的閻連山營盤遺址出土過元朝的鏃、戈、矛等文物，是縣級文物保護遺址。這多是過去的兵營營盤所在地。到清朝時，康保成為蒙古王公的屬地，是相對太平的一個朝代。但好景不長，進入民國，這裡又成為了戰場。

　　1925年康保設縣，到1949年短短的24年間，康保先後被馮玉祥、偽滿洲國、蒙德王的偽軍政府、偽蒙古聯盟自製政府、共產黨、國民黨先後控制，直到1949年1月康保解放，並於1952年正式劃歸河北省。這就是康保的歷史。

　　康保的居民幾乎都是外地的遷移戶，大多數來自河北張家口的萬全、懷安、宣化，滄州獻縣，山西的靈丘、左衛以及內蒙古的商都等地。這些移民都是為了生存，自發地由南向北遷移的，窮人居多。可以說，康保是河北、山西、內蒙三地在解放前窮人的聚居地，因此，缺少了一些文氣，多的則是淳樸、善良和厚道。

　　我就誕生在這樣一塊缺少文氣的土地上，一個叫閆連山營的小村莊里。到今天為止，除了康保縣縣制的行政圖外，公開發行的全國、及省級的各種地圖都找不到閆連山村的位置，奇怪的是，周圍比閆連山村或大或小的村莊卻在地圖上佔有一席之地。

　　閆連山是一個人名。據說是在1923年春夏之交，家居河北省懷安縣的閆連山趕着一輛牛車，拉着全部家當和老婆孩子向北遷移，一家人出張家口市向西北一路行來，翻過野狐嶺，闖過狼窩溝，進入到壩上高原的腹地，順着張（張家口）庫（庫倫，今外蒙烏蘭巴托）大道一邊前行，一邊留心觀察着地理地貌，他在盤算着尋求一塊可以安生立命，又能開基立業的土地。當他來到康保縣城打尖的時候，店夥計告訴他，再往北走百十里，就到了滿天館了，那裡是個三不管的地界兒，在大草原上隨便開幾畝土地，就夠吃夠喝了，說不定還能發財。

　　閆連山聽從了店夥計的建言，趕着牛車又向北行去。

　　當他走到閆連山村這個地方，他停下了，這地方周匝一圈丘陵山脈，高低錯落有致，一條清澈的小河，由南向北蜿蜒流淌，小河兩岸芨芨草、馬蓮花鬱鬱蔥蔥，河潭中天鵝野鴨戲水，天空中雄鷹百靈飛翔，間或一兩隻黃羊、狍子疾馳而過，極目遠望，碧綠的草場象天然大地毯一樣平鋪在這塊大地上，這不就是夢中企望之地嗎！

　　閆連山決定就在這裡紮根了。

　　選擇具體的住址是很重要的。閆連山離開張庫大道，手提牛鞭，向東邊的一道小坡走去。當他走過百十多米的小坡，到達坡頂時，眼前豁然開朗，坡的東南是十幾里的一道川地，河水彎淌，草木繁茂，東南是山崗，西北是坡梁，在這裡居住，即便是有大兵、土匪之類順張庫大道通行，不越過這百八十米小土坡就無法發現這裡居然還住有人家。

　　這個斗大的字不識一袋子的閆連山選擇了終身居住地。他把目前還只有他一家人居住的地方命名叫閆連山村，把那條潺潺流水，在陽光下波光粼粼的小河命名為照陽河，把東面一座圓形的山稱作腦包山，旁邊一座象倒立的鉛錘一樣的山叫尖尖山，東南遠望象心臟的山叫心嘴山，南面有鷹群盤旋的山叫鷹盤溝山，從此他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

　　這是一塊未開墾過的處女地，當年他就開墾了十幾畝，並且獲得豐收。為了把事業做大，他派兒子返回懷安，呼親邀友，兩三年時間，這個村子便聚集了閆姓、康姓、喬姓等幾大家懷安、萬全人，閆連山村真正的成為了一個村。

　　這可以說得上是文盲建村。一批批、一家家文盲的後代，在文盲的教育下長大，又繁衍着文盲，這確實是一種可怕的承繼。

　　網上看到一則故事，有一個大導演到西北一個貧瘠的地區拍電影，他看到一個小孩子在放羊，他與孩子有如下一段對話：

　　“你在幹什麼呢？”

　　“放羊。”

　　“放羊幹什麼？”

　　“賣錢。”

　　“賣錢幹什麼？”

　　“娶媳婦。”

　　“娶媳婦幹什麼？”

　　“生孩子。”

　　“生了孩子幹什麼？”

　　“放羊。”

　　不少人以為這是杜撰，但我知道，這是真實的存在，也是我在幼年時的親身經歷。

　　在這樣的地域環境和歷史環境下，要改變這種承繼，讀書就成為唯一的手段。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出生的時候，閆連山村已經有100多戶人家，400多口人了，但識字的人不多，我的父親是這不多的識字人之一。

　　我們這個村子大約在北緯42。5度左右，又處在高原上，海拔約在1500米左右，年平均氣溫零下1-2度，無霜期只有120多天，最近幾年氣候變暖，無霜期也不過130天，莊稼只種一季，春種秋收，主要作物是春小麥、莜麥、土豆、胡蔴等。從每年中秋節開始到次年的清明節，這漫長的180多天時間裡是天寒地凍的季節，那時夜間的平均溫度都在零下25度以下，滴水成冰是毫不過分的。在這段時間裡，村民們幾乎沒有任何工作。為了節省糧食，一過秋，人們就把一日三餐調整為一日兩餐，一般是上午10點左右吃第一頓飯。飯後，生產隊長會招呼社員們將農家肥拉到地里，勞動效率極低，十幾個人用鎬將石頭一樣硬的農家糞堆刨開，裝到車上，運到地里，每天運三四車就不錯了。到下午四點，各自回家吃第二頓飯，飯後便進入了沉寂，天天如此而已。

　　村莊地處偏僻，文化生活極其單調，那時侯打撲克打麻將都被視為賭博，村民們幾乎沒有任何文化活動，隨之應運而生的是“道古”，也就是說書。有一些有文化的人，大多是從南方來的，他們將《三國》、《西遊》、《三俠五義》、《隋唐演義》等背熟，便來到各村莊，談定一份一部書五升糧食的報酬，便在晚上為村民說書。

　　人們雖然都喜歡聽書，但聽書要付出糧食，那時的糧食勝似金銀，是極其珍貴的，於是就產生了矛盾，有的人要聽書，但又不願意出糧食，只好由組織者自己多掏一份，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就越來越沒有人願意做了。

　　但文化饑渴的人們仍想聽道古。

　　這時我的父親站出來了，他說：“你們要想聽古就來我家，我給你們念。”

　　從此，一進入冬季，我家低矮的土坯房內就擠滿了大人小孩，男男女女。我父親戴上老花鏡，湊在油燈下，開始給鄉親們念書。父親小時候經常到書館聽說書，對平書這門藝術有一定的理解。有一次來了一位說書的，給大家說的是《水滸傳》，這位先生將朱富叫作青眼虎，把張青稱作沒羽箭，父親便知道這位先生讀書不精，當場指了出來，同時還指出了他另外幾處錯誤。老先生立即起身作揖，說道：“偏鄉僻隅，隱有高人，兄弟從此不進閆連山村說書了。”父親每當談起這段故事都會笑起來。

　　因此，父親給大家念書，總能得到大家的好評。有的人甚至說父親道的古不比說書先生說的差。

　　當我記事的時候，正值文革開始。父親1952年出口外時帶來的《東周列國》、《三國》、《隋唐演義》、《西漢演義》、《東漢演義》等書都在大隊民兵連長的監督下燒掉了，留下的只有《鐵道游擊隊》和《林海雪原》兩部書。這兩部書成了父親念書的主要版本。

　　無文化底蘊的村莊，就這樣使我熱衷於小說。父親念的書我都會去讀一遍。為此還受到過父親的表揚，他說：“看閑書、識閑字、明事理，沒準兒長大了還能成為一個好書匠呢。”書匠是父親對說書先生的稱謂。

　　更有意思的是，當父親有事不能為鄉親們念書時，他就會說：“讓我家孩子給你們念，他現在認的字比我還多。”於是八九歲的我儼然大人一樣，開始給大家念書。當然總是經常念錯，比如把“咄咄逼人”念成“出出逼人”，把“臨沂”念成“臨斤”等等，好在聽念書的人們誰也不知道是正是誤。

　　從那時起，我的讀書生活開始了。

　　1972年我小學畢業時，已經成了村裡的小說迷，村子里的小說幾乎讓我讀完了，可惜的是全村也沒有多少小說。

　　為了讀書還鬧出了不少笑話。有一次從一個初中生那裡借了一本《青春之歌》，他告訴我說：“這本小說，國家禁止看，你絕對不能讓人看見了，並且只借給你看一天。”為了這一天，我帶了一盞自製的煤油燈，下到我家在村外打的存放土豆用的地窖里，竟然在地窖里呆了一天一夜。等到我從地窖里上來，臉和手都被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就象個黑人。家裡人以為我失蹤了，到處尋找，當我出現在父親面前時，得到了父親狠狠的一腳。有趣的是，那天晚上睡覺后我沒有感到屁股的疼痛，卻是在不斷地念叨林道靜。

　　我們村裡有一個姓喬的老人，我是叫他作二姥爺的。喬二姥爺是懷安人，讀過幾天私塾，有點文化。五十年代初期，當過村支書，父親是會計，兩個所謂的“有文化”人很是惺惺相惜。喬二姥爺家裡藏着一本《儒林外史》，分上下兩冊，豎排版，繁體字，依稀記得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基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喬二姥爺從不把這部書示人。有一天我父親在家裡與他下象棋，邊下邊談起了說書的事。

　　他說：“天天給人們念《鐵道游擊隊》，村裡的人都能背下來了，我看今年冬天就給大家念《三國》吧，讓這些人學學關二爺。”

　　父親說：“先前是有部三國來的，可惜燒掉了。”父親出車沉底，說道：“將你一軍，死了吧？”

　　喬二姥爺看了半天，哼哼着說：“不行，還真不能打你的馬，悔一步，再悔一步。”說著復盤，重新考慮下一步。在這時候，父親說：

　　“你不是還藏着一套《儒林外史》么，要我說今年冬天就給大家念他吧。”

　　喬二姥爺舉着一枚未定的棋子詫異地看着父親，“你怎麼知道的？”

　　父親神秘地笑了笑，“你有《儒林外史》我知道，你還有一部《金瓶梅》我也知道。”

　　喬二姥爺臉色驟變，那時誰家藏一部《金瓶梅》，一旦被發現，不進監獄也得被打成“反壞右”，是極大的一件事。

　　父親說：“早知道你們黨員都敢藏幾本，我也不會全燒掉了。你放心，我只和你說，不會對別人說一個字的。”

　　喬二姥爺嘆了口氣，“《金瓶梅》也燒了，不敢留，《儒林外史》還在，但也不敢讓你拿去念。”

　　“唉，好好保存吧，別讓耗子咬了，這書以後不會再出了。”

　　“沒事，我把他放在了西耳房的桃木柜子里了。”

　　我被兩人神秘的交談所吸引，非常好奇這兩個大人如此看重的一本書到底是什麼，於是我悄悄的朝着二姥爺家溜去。

　　他家平時只有老夫婦倆居住，兒女們全都另居各過，而且喬二姥爺家的西耳房是他家的儲藏間，堆放着杴、鎬、簸箕、篩子等農具，房間從來不上鎖，只用一個鐵栓閂着，只要二姥姥不在家，拿到這本書應該是輕而易舉的。

　　二姥姥真的不在家。正象預想的那樣，順利地翻出了用一塊藍色勞動布包裹着的書。

　　上下兩冊，豎排版，繁體字，一看我就認定這是一部古書。我想把書帶走，看完后再送回來，但又不敢帶走，正在心慌意亂，進退不定的時候，喬二姥爺出現在了我的眼前。

　　“我就知道你跑這來了！”他篤定地說了一句，一把奪過了書。這時，我的父親也來到了喬家。原來兩個老頭剛悔了棋，卻發現我跑出了院，警惕性極高的喬二姥爺對我父親說，“別下了，你家四小子偷我的書去了。”父親說：“看看，輸了棋就找由頭┄”

　　但他沒再往下說，而是改口道，“快去看看吧！”兩人一前一後趕到喬家，正好把我逮個正着。

　　那天我確實嚇壞了。父親的家訓是：“窮死不盜，餓死不偷”，只要家裡多出一點他認為可疑的東西，他都會問個一清二楚。這下可好，不管我怎麼講，溜進人家的房子里，拿着人家的書，還能跑的了一個“偷”字！

　　挨罵、挨打，甚至一天不讓吃飯的處罰都在我的預料之中，但這丟人現眼的偷書行為一但傳出去，我將被村裡所有的人所唾棄，甚至會象偷生產隊土豆的廉老漢一樣，被壓到主席台上去批鬥。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父親和喬二姥爺不但沒有打，沒有罵，還極盡溫柔，先是責備我說：“想看書，找二姥爺借借么，還用得着悄悄的來拿？”，之後是誇我“好讀書，懂事理，是全村最有出息的孩子”，之後又親切地指點我，“這書全是老字，你認不全，還是老古文，你也看不懂，等你長大了，有了學問，二姥爺就把書送給你。”更讓我意外的是，二姥爺還拿了一枚咸雞蛋給我吃，要知道，當時能吃一個咸雞蛋，那是絕大的獎賞。最後兩個老頭千叮嚀萬囑咐，“千萬不要和任何人講。”

　　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到外參加了工作，有一年回家過年，又想起了那本《儒林外史》，（這時我已自己買了一本），少年時的記憶仍時時衝擊着我，很想再看看這部豎排版、繁體字的書，當然還有另一個隱隱約約的想法，如果象當年喬二姥爺說的那樣，等我長大后，他會送給我……

　　父親告訴我，喬二姥爺已經辭世，那部書落到了他的哪個孩子的手裡就不知道了，不過幾個孩子都住在一個村裡，可以打聽打聽，結果是幾個孩子誰也不知道還有這麼一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