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散文集《苦丁香和她的夥伴們》——清明節憶舊

　　清明節憶舊

　　不知從何時起，遼西人形成了在清明節這天，給逝去的先人上墳燒紙，祭祀親人的習俗。為了防止山林火災的發生，鄉政府安排每名機關幹部看護一坐山頭，一是引導人們安全用火，一是發現火情時要及時撲救。

　　初春的遼西，乍暖還寒，晨風清冷，半陰半晴；登高遠眺，山巒層疊，岸柳泛青，漫山遍野的“遼梅”（山杏樹）含苞待放，那一條條溝溝岔岔里星羅棋布地坐落着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村莊，此時正是炊煙裊裊：離村莊不遠處的黃土坡上，安卧着一座座新新舊舊的墳塋，那大多都是遼西人的祖先和親人吧。

　　這真是一個讓人憶舊的時節，我想起了幾位我尊敬的故人，也是我的親人。我能為他們做點什麼呢？

　　留給母親紅頭繩的大舅

　　我不認識大舅，也沒有見過大舅，連一張照片也沒有，他犧牲那年母親只有12歲。( 散文網： )

　　聽母親說，日本鬼子投降那年春天，偽滿洲國抓兵，18歲的大舅為了逃兵，就用燒紅的鐵條刺傷了自己的小腿肚子，又往傷口上撒了一把鹽，結果，傷口發炎潰爛了，流着黑白相間的膿血，走路一瘸一拐的。由於疼痛難忍，他就喝大煙止疼，一來二去就染上了大煙癮。當時外公家裡很窮，他就偷家裡的糧食換大煙，一次大舅和母親在碾道里磨小米，本來就不多的小米，大舅還是拿了一些去換大煙，他不讓母親回家說，答應過年給母親買紅頭繩。母親說，過了兩年他都沒有買，可能母親也忘了要了吧。

　　1947年春，大舅參加了東北野戰軍，幾個月後捎回口信說，大煙戒了，傷口好了，還打了兩次勝仗。可是，這年秋天，大舅被擔架抬了回來，說是在攻打我們這個縣城時受傷的，抬下來的時候就咽氣了。在他的口袋裡有一個血染的識字本，半截鉛筆，還有幾尺紅頭繩。

　　那年大舅20歲，如果不戰死，或許也成了軍官了吧。

　　收破爛的五大爺

　　怒魯兒虎山山脈的大黑山腳下的老宅川上游，有座棒槌山，山下有兩間小土屋，屋裡住着五大爺。五大爺姓楊，按老莊親論，他同家父一輩，年長家父，族內排行老五，因此稱他為五大爺。

　　五大爺1947年加入東北野戰軍，參加過遼瀋戰役，平津戰役，抗美援朝戰役中任某部通訊班班長，榮立過三次三等功，一次大功。1954年複員后，在深山溝里平平淡淡地生活，同老伴兒一起生兒育女，在貧瘠的土地上耕耘、收穫。

　　五大爺沒有受過傷，榮軍津貼不多，但是不論在怎樣的困難情況下，他從來也沒有向政府要求過什麼。落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為了補貼家用，他趕起了騾子車，風裡雨里走村串戶收破爛，十天半月將破爛分類整理后，送到80裡外的縣城收購點，一年下來也收入個一兩千元。

　　五大爺從不喝酒，可每年的 “八、一”建軍節這天，他都買上點酒，困難時一兩二兩，後來就是一瓶，在棒槌山下的小溪旁，靜靜地坐在石頭上，慢慢地、慢慢地將酒灑在緩緩東流的溪水中，他不燒香，不燒紙，也不言語，只是默默地、默默地看着融入酒的溪水漸漸地、漸漸地遠去。我曾問過他：“是悼念故去的戰友吧。”“他們幾個都愛這口，吉林那個大個子一回能喝二斤呢。”而後象是自言自語道：“唉，啥用呀，喝不着了。”五大爺說，他們一起入朝的一個班，就回來他們三個人。

　　十幾年前，五大爺在房前屋后連續栽植了很多楊樹，粗的做檁材都可以了，可是他想再建兩間房子，就是捨不得放樹而沒有建。前年，76歲的五大爺病故了，就埋在棒槌山下那片楊樹林旁。那片大大小小的上千棵的楊樹每年都早早的給山村送來春天的新綠。

　　曾想着替五大爺在建軍節那天往家鄉的小溪里灑上一壺老酒，可還是忘記了，今年能記住嗎？

　　沒逃去台灣的鄭大爺

　　妻子的大爺住在遼西更偏僻的山溝里。聽岳父講，他是一位不錯的獵手，十幾歲就跟着大人進山打獵，目力好，槍法准，狍子、黃羊、野豬、狐狸沒少打過，七、八十米可以說彈無虛發，同別人一起還打死過狼呢。

　　1945年，鄭大爺被抓當了偽滿州國的偽軍士兵，日本鬼子投降后又改編成了國民黨士兵，從遼瀋戰役以後，象退潮的山洪中的一滴水一樣節節敗南。1949年，他所在的部隊在福建準備逃亡台灣，因為船沒有停在碼頭上，就搭了一條木板天橋上船，天橋上他故意地被人擠了下去，並用獵人的精明躲過了“自己人”的槍彈。後來被人民解放軍收納，成了解放軍戰士，先後參加了廣西剿匪和抗美援朝戰爭，還榮立過兩次二等功呢。

　　“文化大革命”時，鄭大爺成了審查對象，可是不論怎麼審問，他就是一句話，在反動軍隊里，從沒打死打傷一名抗日戰士和解放軍戰士。現今想來，戰鬥中如果他槍口不抬高三寸，他敢故意從天橋上掉下來嗎。一個風高月黑的深夜，鄭大爺一家消失了，獵人的機警又使他躲過了“自己人”的煉獄。直到十幾年後，落實政策了，他才舉家回遷故里，聽人說他在大興安嶺的深山老林里住了這麼多年。

　　鄭大爺是否還記得逃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的戰友嗎？真想知道他從天橋上掉下來的時候，向他放槍的“戰友”是不是槍口也抬高了三寸。沒有問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