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偶然和必然中沉浮

　　必然的泡沫

　　自有了階級就有吃政治這碗飯的，叫仕途也好，叫政治生命也罷，反正都是那麼回事。有統治者就有被統治者，有當官的就有當兵的，蘿蔔白菜各有所愛，不過，能錦衣玉食，就很少有願意粗茶淡飯的，除非不得已或故意為之，作為庸人我也難免其俗。

　　我對這方面缺乏研究，不知道參加工作前的職務是否算數。如果算的話，這一段我要交代幾句。不過小學五年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小學五年我和那個時代一樣虛無縹緲。儘管那個時代是轟轟烈烈的，可我卻灰頭灰腦，別說班長，就是小組長也沒幹過。這並不是我能力差，是我調皮、年齡小。六歲剛過，家人就把我趕進了學校，恕我用這個“趕”字。整天在家調皮惹事，在進行了無數次拳腳教育之後，已經再懶得費事的父親對母親說：把他趕到學校圈起來算了，省得操心。聽聽，父親竟然用趕豬進圈的思維來對待兒子的智力開發。其對子女教育重視程度可見一斑。所以，流着鼻涕的我就成了一名小學生。

　　年齡小，個頭也小，加上不安分，我就自然而然成了同學鍛煉拳腳的靶子。在經過無數次抗爭和哭喊之後，老師讓我原地踏步一年。留了級我年齡還是偏小，但與以前比起來有點揚眉吐氣了。氣得天天吐，不吐不行，可眉不能隨便揚，年齡大的同學眼珠子一瞪，我還是乖乖聽話。拳頭子裡面出威信，那時我還比較聰明，知道惹的起就惹，惹不起就躲，根本不像後來在仕途上明知不行還不自量力，搞的頭破血流。

　　初中兩年和高中兩年我都是白板一塊，倒是第二次高考復讀時老師給了我一個副班長頭銜，不過那會兒高考忙的焦頭爛額，我這個副班長也沒有發揮多大作用。可能就是因為這點“資歷”，到師專讀書時老師讓我當上了一個小組長，雖有點降職使用，可發飯票值日打掃衛生，我乾的有滋有味。

　　參加工作前我的“政治生命”也就這些。

　　偶然的大院

　　大院其實並不算大，佔地大約二三十多畝，它“大”的含義不在物質面積，而在於它的政治含義，它集中了縣委、人大、政府、政協和一些要害部門，在平民百姓眼裡，它是衙門。大院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修建的，都是紅磚平房，八十年代中期我到這裡工作時，這些建築都已顯得相當落伍，可在當初建造時一個縣委書記被撤了職，在那個思想和物質都樸素的年代這已算豪華超標了。

　　在一個閉塞且小農意識官本位意識相當濃厚的小縣，大院始終籠罩着一層神秘氣氛，至少在農民眼裡如此，沒進大院之前我就有這種感覺。進入大院就意味着身價和權利，大院像美麗的魔女誘惑着那些饞涎欲滴的心。至少我是如此。

　　其實我進大院是一個極其偶然的機遇。那時，剛二十齣頭的我正在鄉下一所中學教書。那會兒社會正流行校園歌曲，而在校園內卻流行着教師轉行。當時百廢待興，人才匱乏，縣裡各部門都需要有文憑的年輕人，而我們這些師專畢業的年輕人卻被圈在校園裡。三尺講台當然栓不住我們躁動的心，可留在學校教書的都是一些像我這樣沒有背景的農家子弟。眼看着外面世界紅紅火火的自己攙乎不上，哪個急啊。然而我還是走進了大院。因為一個學生的家長在縣政府辦公室任副主任。一次這個家長到學校看孩子，在與我的同事言談中透出政府辦公室要找資料員的信息，當時同事就推薦了我，說我們這裡崔東匯能寫。其實所謂能寫是同事抬舉我，當時是矬子裡面選大個，要是現在就我這兩把刷子，可不敢好強逞能。主任臨走很隨意地留下一句話：他要想到政府上班，就讓他找我。當時我回老家幫父親割麥子，回來后同事對我說，你快去找找吧，這是個好機會。我像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馬上騎車到縣城找到了這個副主任。我汗流浹背進門，副主任正在改材料，抬頭瞪了我一眼，說你等等。副主任忙完，我作了自我介紹，副主任頭靠在藤椅上眼睛盯着屋頂，打着官腔詢問了我的基本情況，囑咐我寫幾篇文章送來。別說客氣，就連讓坐的話都沒說一聲。站着回答完畢，我就被打發走了，前後也就兩三分鐘。

　　出門后我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子，來時的種種美好設想都在副主任的官腔里變成了泡影。不過，我還是把自己連夜加班精心構思的兩篇文章第二天恭恭敬敬送給了副主任。副主任看了一眼，說扔桌子上吧。見我不走，副主任說十天後你再來。十天啊，關係我命運前途的十天，我實在揪心，有兩次給學生上課讀課文我都讀串了行，學生在下面嗡嗡亂吵，不知道崔老師在搞什麼教學“革新”。第十天，剛上班我就提心弔膽走進了副主任的辦公室。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副主任面帶微笑讓我坐下，說李縣長看了你的文章，寫的不錯，下周一來上班吧。就這麼簡單，我興奮的嘴唇哆嗦着說不出話。回去時我是一路連唱帶叫，路人們都側目而視，以為精神病院的病號跑了。近學校時我大撒把，不小心栽到路溝。

　　好不容易有了機會，學校卻不同意。理由是我是班主任骨幹老師。不同意也要走，我來硬的。校長見挽留無效，舉手放行。帶着被褥，當離開這個消耗了我兩年青春的校園時，面對送行的學生和老師，我心裡竟產生了酸酸的留戀。這裡畢竟是單純的，一旦走進宦海沉浮的大院，吉凶難測，況且自己是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小人物。

　　必然的堅守必然的結果

　　大院果然是另一個天地。

　　第一天我就被安排值班。寬大的值班室，沙發電扇，面前三部電話，這些都是我在學校都從未享受過的東西。在學校是兩個人一間的宿辦室，每人只有一張破舊的桌椅，沒有電扇沙發，全校只有一部電話還讓校長鎖在抽屜里。環顧四周，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全縣有中學二十多所，可縣政府只有一個，全縣那麼多的青年教師，只有我自己坐在了政府辦公室，能不自豪嗎？儘管接電話下通知搞記錄我忙的不亦樂乎，可心裡高興。而那些比我早進辦公室的同事都悠閑地打撲克、聊天，甚至端着白開水划拳喊叫，我都不在意，覺得這是領導對自己的信任。一連值了十幾天的班后，一個本鄉籍的同事悄悄告訴我：你找領導說說，不能老替別人值班，他們捉你大頭呢。我才恍然大悟。一位領導生病住院，辦公室幾乎都悄悄去陪床伺候了，我卻不知道，更可氣的是一個小頭目讓我替他值班，他去醫院主任那裡值班，儘管那裡亂鬨哄的根本不需要他，他也擠在那裡以示忠誠。對領導人的個人私事上都是個個爭先恐後各顯神通，而且都是彼此隱瞞，生怕別人知道后自己失去巴結領導的機會，給領導家裡買煤買面打掃衛生等等，比給公家幹活都歡實。這就是官場的遊戲規則，人身依附，見風使舵，甚至互相傾軋。這些情況在學校極少，儘管學校人情世故也有，但都比較平和。在這兒我是新人，只有忍氣吞聲，努力適應。

　　多幹活，當冤大頭，我都不在乎，但我在乎別人對我背景的猜測。一次一個到政府開會的鄉長問我：你是新來的？我點點頭。鄉長說你爹是幹啥的，我說種地的，鄉長又問：你親戚誰在縣裡？我說沒有。鄉長滿臉狐疑：不可能吧，啥關係也沒有你能到這兒工作？類似的話經常有人問我，所以我才知道，別說當官，就是進大院當兵也得有背景，像我這個沒有任何背景的在大院里不多。所以，別說多幹活，就是像清宮裡每天在主子面前“喳喳”地跪着我也應該，誰讓自己是農家子弟呢？可是話又說回來，要真那樣，就我這脾氣是一天也幹不了的。現在想來，沒有背景，面對權貴又不願低眉折腰，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就決定了我在大院的未來。況且，我的身份是借調，我的工資和檔案還在學校，在政府辦公室只是幹活，沒有待遇。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辦公室副主任讓我來的，他與辦公室主任面和心不和，辦公室二十多個人都跟一把手走的近，我被視為副主任的人，扶竹竿不扶井繩，人都精明，所以副主任孤單我也孤單。更要命的是副主任有作風問題，他與老婆常年分居，在家務農沒有文化的老婆死活不跟他離婚，據說他跟一個當醫生的年輕寡婦有染。現在社會寬容了，婚外情不算回事，有些當官的甚至還把情婦二奶當作炫耀的資本，那會兒不行，儘管副主任長的一表人才，文字功底也不錯，就因為私生活原因讓人看不起。種種原因，就決定了我的前途。從別的單位和我一同借調進政府辦公室的，不長時間就辦理了調入手續，而我直到離開政府辦公室，正式手續也沒進去。

　　寄人籬下的日子不好過，好在主管副縣長和副主任對我還不錯。夏天吃過晚飯副主任總叫我一起散步，對於我的處境他也很無奈，對於他自己的個人生活他常零零星星地給我透漏一點。有時我們就坐在水坑邊柳樹下望着閃閃發光的水面沉默發獃，各想心事。對他的遭際，我在同情中有一點不解或不屑。後來副主任調離了政府辦公室，先到二輕公司任副經理，后又到鄉里任副書記。官方的話說是正常工作調動，副主任私下跟我說是受到了排擠，因為按正常情況由上而下都是安排部門正職，當然這與他個人私生活方面原因也有關係。他走後不久我就到宣傳部新聞科搞報道去了，還是借調，因為我沒有背景。為了從教育部門辦出手續，1986年我到東部一個偏遠的鄉鎮任青年幹事。就在這年深秋副主任出事了，他的妻子突然暴病身亡，不久他就娶了一個比他小近二十歲的年輕女子，不知道他為啥沒給那個寡婦結婚。亡妻娘家覺得蹊蹺，告到公安局，經開棺驗屍證明為大量砒霜中毒致死。不知是副主任心虛，還是有人通風報信，沒等公安局動手，副主任就潛逃了，至今生死不明。有人說他還活着。不管如何，如果有他上刑場的那一天，即使不能給他送一壺酒說幾句話，我也要去看看他。雖然他犯下了天理難容之罪，道義上我不寬容他，個人感情上我也要送送他。因為他畢竟有恩於我，是他讓我這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農家子弟走進了曾經神往而又傷心的大院。雖然我平庸，但是如果沒有他當初的仁愛之心，我的履歷可能是另一種寫法。知恩圖報，與人為善，這個做人標準我一生都不想改變。我知道，這是我的優勢，也是我的劣勢，因為橫流的物慾已沖走了許多不該流失的東西，我的這種堅守會讓自己失去很多。

　　到宣傳部去也是偶然，也可以說一泡尿得來的。

　　縣委常委、宣傳部長是新提拔的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生，年輕，人極厚道善良，因為人家是縣級領導，雖然同在一個大院，我卻沒有給部長說過話，因為見部長的機會不多，還因為自卑，想不到部長卻知道我，這大概與我經常在地區小報上發表一些豆腐塊文章有關。有一天恰好兩人都去廁所撒尿，彼此站着互相點了點頭，算是招呼，再說這也不是談話的地方。出來時我在前他在後，他卻突然喊住了我，這讓我非常吃驚，他說：東匯，宣傳部報道科這兒缺人，你想不想到這兒來？副主任已走，我在政府辦公室很壓抑，非親非故的部長又這麼器重我，我很感動，就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可這涉及兩個部門關係問題，我有點擔心，部長說政府辦公室那邊他去做工作。就這樣我就借調到了縣委宣傳部。宣傳部大多是年輕人，人心向善，氣氛和諧，因為都愛寫點東西，我在這裡遇到了幾個知心弟兄，包括部長和一個一直關心我的好兄長。

　　要說我迂腐至極也不公正，我知道自己是幹啥吃的，也勤奮，全國個大報刊電台上了許多稿子，當然都是正面報道。為了取悅領導，還邀請報社記者一同寫了表揚縣委書記清正廉潔狠剎不正之風的稿子，怕自己寫了不能刊發。然而，報上刊登了書記的稿子，政府那邊找我了，說你得給縣長寫個稿子，要不顯得縣長不好。這我真沒有考慮那麼多，也許官場上的規則我不懂，縣委與政府是兩條線。於是在苦思冥想中大家又給縣長湊了一篇，其中有一件事是政府辦公室人員提供的，說縣長的一個親戚從鄰縣老家來找縣長買平價柴油，被縣長批評一通后空手而歸。稿子見報后，一次在食堂吃飯時政府辦一人對我說：縣長親戚在咱縣沒買到柴油不假，可縣長給親戚寫了條子到他縣去買了，又省事，影響還好。我說內幕情況我不了解，反正沒在咱縣買，這沒錯吧。我知道這位仁兄有點開玩笑的意思，可我心裡卻不樂意，這年頭啥沒有假的？假農藥假化肥、假煙假酒、假文憑假檔案，就連行賄送禮還有用假幣的，表揚領導就不能有點水分？再說現在表揚領導的稿子有幾個沒水分呢？雖然沒有給我辦過什麼事，可平心而論，這個縣長還真是一個不錯的人，為人實在，有威信。

　　偶然的命運必然的幹事

　　1986年在我的生命里出現了有兩件喜事。第一件，經過宣傳部長、團縣委書記和我後來才聯繫上的一個親戚的共同努力，採用迂迴的方式把我的手續調出了教育系統，到東部一個窮鄉任青年幹事。官場上用詞十分貼切，把沒職務的稱為幹事，當兵的當然要幹事，哪當官的就不干事？在外轉悠了三四年才弄到窮鄉當了個幹事，可見沒背景之難，而那些和我一同從學校借調出來的因為有背景，早就調了出來，有的還提拔成了科長。人比人氣死人，不能比。不過領導鼓勵我：好好乾，鄉鎮鍛煉人，進步也快。於是，我帶着“從基層做起，將來也弄個鄉長書記噹噹”的政治野心上任了。

　　儘管有心理準備，可地處黃河故道的窮鄉僻野仍然把我的美好理想稀釋成了一片荒涼。然而，年底我兒子的出生讓我信心倍增，他那粉嘟嘟的臉蛋像花一樣盛開在我心裡。我知道，我的所作所為不再茫然，他催促着我生活的信心和腳步。眼前雖然有一點曲折，可我要為生命延續而奔波。讓那些因心黑而斷子絕孫的傢伙們羨慕吧。如此阿Q式的自我安慰，使自己少了一些心理負擔。

　　雖然都是行政工作，可鄉鎮與大院大不相同．大院工作分工細緻，各司其職，而鄉鎮是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不管分工如何，有了任務大家一起上，最主要的就是計劃生育和徵購提留這兩項中心工作，這兩項也是老大難。干群矛盾也往往由此產生，包產到戶調動了農民積極性，同時也給鄉鎮管理工作帶來難度。不能按時完成任務縣裡批評，有的要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任務也確實困難，來不及做細緻思想工作的只有下硬手，這樣上邊滿意了，農民不理解有意見，那會兒農民就把鄉鎮幹部和禍害棉花的棉鈴蟲相提並論，由此可見幹群關係.這些事我就干過。

　　有一個三千口人的大村，宗族派系複雜，互相告狀，支書村長走馬燈地換，能幹一年多就是能耐人。我跟着鄉書記分包這個村.有一次差點挨了打.起因是一戶已有了四個女孩，還想再生一個男孩，女人躲起來，男人一問三不知，這個釘子戶不做影響全村進度，這家男人弟兄五個，村幹部不敢惹。書記是個急脾氣，一聽就火了，帶着鄉村幹部一干人馬到這家撬門子灌糧食，這家弟兄手持钁頭鐵釺聞訊趕來準備打架。現場氣氛十分緊張，我害怕的腿肚子發抖。關鍵時刻書記挺身而出大吼一聲：有種的沖我來，打死了我是革命烈士，打不死你今天必須做手術.這弟兄五個大概也不想把事情鬧大，竟被鎮住了。釘子戶老五最先軟了，钁頭一扔，蹲在地上嗚嗚大哭起來。書記見火候已到，走上前講了一些大道理安慰了老五幾句，對村支書說：這戶獎勵三百塊。就這樣胡蘿蔔加大棒拿下了釘子戶，全村手術對象也都陸續上了醫院。事後我問書記當時害不害怕，書記說不害怕不可能，可這是工作，硬着頭皮也得干，要不縣裡批評。

　　鄉書記是工農幹部，沒多少文化，脾氣躁，直爽，說話大嗓門兒，能喝酒，喝到興奮處就站起來一隻腳踩在凳子上雙手左右開弓划拳，這些動作一般是跟鄉村兩級幹部喝酒時才有。一次縣委一個副書記來檢查工作，中午飯桌上喝高了的鄉書記噌地站起來挽胳膊捋袖準備划拳，把縣副書記嚇了一驚，鄉書記馬上意識到場合不對，笑笑對縣副書記說我去尿一泡。縣副書記當場表揚：真是個幹家子，撒尿都這麼帶勁。鄉書記工作之餘常騎摩托帶着我到村裡找村幹部喝酒，我喝酒划拳就是跟他學的。我酒量不行，可划拳進步快，開始我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一年多后鄉書記就很少贏我。我調離時，在歡送我的酒桌上最後一次與他交手划拳，我故意輸了幾次。臨上車，喝高了的鄉書記摟着我的脖子頗為動情地說：走吧老弟，鄉里不是人乾的活兒。好好乾，你年輕有文憑，將來肯定有大出息。

　　一年多的鄉鎮工作使我的人生履歷表又多了幾行漢字。而那段人生歷練已成為我的一筆財富。我曾以《黃河影子里的生靈》為題目寫了一篇關於這段生活的文字，發表在2004年7期《美文》雜誌上，當然，那篇文字里沒有今天敘述的內容。因為一篇五千字的短文不可能盛下我這段經歷的全部內容和情感。

　　偶然的偶然

　　再回縣城工作還是偶然。

　　雖然政治生命一直不太旺盛，可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有那麼多非親非故的朋友幫我，比如縣計生委辦公室張振起主任，我在政府辦公室時因為工作關係相識，並沒有多少交情，可這位厚道的兄長對我很是關心。一次他到鄉里檢查工作，見面對我說：在鄉里幹啥，到我們那兒吧。我以為他是隨便說說，也沒當回事，就說行啊。卻不知張主任卻當回事了，回去就與計生委一把手說了此事，一把手是一個很有才幹的女性，雖然她丈夫是我同村鄉鄰，與我也認識，可我這人太呆，不知道利用關係，在縣城三年連一次也沒到她家看看。可她當即表態要我，而且還誇我人老實，能寫。這是張主任後來告訴我的，他說：一把手對你印象特別好。

　　然而，就在我決定到計生委去時，縣經委辦公室主任也想讓我到他那裡搞資料工作，兩家為此爭執，我做了難。當時兼任經委主任的副縣長就發了話：要回縣城就到經委，別的地方不能去。所以我只好向計生委的兩位領導表示了感謝和歉意，兩位的知遇之恩至今讓我感動。

　　工農兵學商，這幾大行當，我就是沒當過兵，商也多少嘗試過。經委管全縣的工業，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縣裡的工業還行，到經委工作收入不錯，月獎季獎年終獎，雖不算多，可在小縣城也十分令人羨慕。可天天公文資料，不久就感到枯燥，總覺得在這裡不太適應。1988年7月在地區報上看了地區廣電局面向全區招聘5名編輯記者的消息，我十分興奮，想去報考，怕考不上又走不了本單位領導對我有看法，因為我也在幹部培養之列。就悄悄找辦公室主任開了介紹信，說是鬧玩的，讓辦公室主任千萬替我保密。而結果令我欣喜不已，錄取的五人中我成績第二。直到地區廣電局派人對我進行外調政審，我要走的消息才為大家所知。雖然年輕不安分，可我比較戀舊，與同事剛熟悉相知就要離開，以前在本縣範圍調動也沒有多少傷感，這次走進真正的的城市，像我這樣一個沒有背景又很自卑的人能否適應？妻子在鄉中學教書，兩地分居是否影響夫妻感情，外人都擔心，妻子不說，我覺得她心裡也不塌實。可她還是毫不猶豫支持了我。

　　壓力更主要的還不是家人。按成績錄取的五人都是縣裡搞文字的，不客氣地說都有一定的文字功底，都是靠自己本事來的。到地區廣電局辦手續，人事科的人進門就給了我們五人一個下馬威，先勸說我們現在回頭還來得及，見我們不改初衷，他們就提出不管家屬調動，不能提分房要求等條件，而且每人必須寫保證書。雖然我們都在這帶有歧視性的保證書上籤了字，可每個人的心裡都感到彆扭，我黨還講優待俘虜，何況我們還是自己人。至今想起此事雖感不公平，可也理解，因為沒請客送禮就輕而易舉進城工作，也難怪讓別人心理不平衡。從而我也隱隱感受到城市對我這個鄉下人的排斥。

　　不僅僅是偶然和必然

　　說實話，像我這樣很農民的人對城市有一種天然懼畏心理，在這裡匆匆讀了兩年師專后我就有點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鄉下，然而命運的腳步並不照顧我的心理，把我這個鄉下人塞進了城市，使我不得不裝模作樣行走在城市喧鬧而堅硬的大街上。此時已是1988年的深秋，枯落的樹葉像我一樣無精打采。

　　新上馬的電視台在外租賃辦公，廣播電台與局機關湊合在一棟破舊的小樓里。小白樓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援建的，破舊且結實。四樓原是會議大廳，用柳條耙糊一層泥隔成單間，就成了我們這些單身們的宿舍，柳條耙不隔音，誰屋裡有點風吹草動大家都清楚。所以那些未婚的單身談戀愛都小心謹慎，大多周日等那些分居的單身回家團聚，這些未婚單身才可放心把對象領進來。

　　那時都還青春，感情沸點較低，不時出一點花邊新聞，某某與一女子弔膀子，某某與女子夜晚出去跳舞等等，諸如此類小打小鬧的東西時有傳聞，膽大的也有，極少。對這些，我只有羨慕的份，因為本人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都差。可我也有幾乎可能的艷遇，卻被我親手葬送了。剛到這裡我才25歲，一位熱心的老大姐問我有對象沒有，我開玩笑說沒有，其實我兒子都兩歲了，沒想到老大姐當了真，就很熱心地給我張羅起來，直到老大姐催我去見面時我才知道玩笑開大了。怎麼解釋老大姐都不相信，我只好打電話讓妻子帶著兒子過來以正視聽。這次流產的“艷遇”我並沒有多少遺憾，高興的是，像我這模樣的都有可能梅開二度，至少說明我人緣不壞，也說明城市大齡女青年嚴重過剩。

　　我不敢說自己聰明，可我敢說我很努力。每年都有好新聞得獎，業務上很快獨當一面，大型宣傳活動參加了不少。可我在政治上進步很慢，我總認為只要你工作干好了，政治上領導會替你考慮的，可我錯了。寫了兩次入黨申請書都泥牛入海，側面找領導打聽，領導說你前面還有許多老同志還沒入呢，慢慢排隊吧。這話怎麼聽都彆扭，入黨看年齡不看錶現？我這人也呆，活兒不少干，榮譽得到的卻不多。後來想想也是，現在的千里馬不看腿上功夫，主要在嘴上能把伯樂唬住就行，自己拙嘴笨腮，哪個伯樂能喜歡？

　　不過，有許多喜歡我這樣的老實人，有曾是我上司的老大姐、有比我級別高許多的老領導、更有一位二十多年來一直領導我呵護我的好兄長，由於種種原因不便詳述，但所有情誼都在我不變的記憶和情懷裡儲存。這裡只說一個在地方上領導職務級別較高的老兄，我這樣並非炫耀或嫌他人官小而不願表述。

　　我到電台的第二年，因工作接觸，遂與兄漸漸成為知心朋友。那時我真淺薄，仗着自己學中文會背幾首唐詩宋詞在老兄面前賣弄，不料兄談起來卻頭頭是道，有些是我根本沒有接觸過的，當時我就無地自容。十多天的接觸讓我知道了兄的才氣和為人，不由嘆服敬佩。蒙兄抬愛和不棄，彼此交往就多了起來。是年秋兄對我說，你到我這來吧，我這兒缺搞文字的，並且又讓人給我捎信做工作，當時不知出於什麼考慮，反正我辜負了兄的一片好意，至今想來愧疚。可對於兄的知遇之恩一直銘記在心。兄憑才幹穩步前進，是眾望所歸情理之中，而我卻一直低迷徘徊。兄身負重任工作太忙，而我因自卑和書生氣，更怕自己登門后受冷遇尷尬，所以一直不敢登門拜訪。1998年，因一事實在無奈，便鼓足勇氣給老兄打電話求見。惴惴不安邁進兄的辦公室，兄的第一句話就讓我幾乎落淚，老兄說：兄弟，有啥事兒？兄的話讓我提着的心落了下來。談到多年不見，你當了這麼大的官，怕你看不起我這個平頭百姓。老兄莊重而真誠地說：放心，老兄還是以前的老兄，沒變。自此我才有信心與老兄交往。雖然見面的機會依然不多，可兄弟情誼依舊。我對老兄的關注大多通過新聞媒體了解老兄的行蹤，而老兄對我的厚愛則是通過朋友的口信。老兄至少在與五六位朋友的談話中打聽我的狀況，每次朋友轉達老兄的問候，我都感到陣陣暖意。我與老兄是淡如水的那種交情。我這人見了當官的腿肚子直轉筋，而在老兄面前我可以無所顧忌，暢所欲言，甚至胡說八道，說錯了，老兄也不見怪，總是寬厚笑笑。可在那些沒有多少本事而又官氣十足的小官僚面前，我則字斟句酌，生怕一句話說錯而遭懷恨和報復。

　　弟兄交往，不一定都要有利益相關，重要的是那份真情。我的做人原則：弟兄就是弟兄，你當官時是弟兄，沒有職位了依然是弟兄。因為老兄的情誼和品格，讓我減少了對官場的畏懼和偏見，雖然我的政治生命並不旺盛，但我對生活的熱情有增無減。近二十年的城市生活雖然讓我改變了許多，但農民淳樸的本性卻依然洋溢。頭上沒有耀眼的烏紗也未必就是壞事，至少那腐敗的可能離我遠些，親友的擔心就會少一點。我常這樣安慰自己。話又說回來，像我這種脾氣的人，即使當初調入權力部門，也未必會有多大出息，那些比我靈活的人在大院有許多至今還是平平淡淡，倒是官場上的壞毛病染了不少，見了官大的低三下四，見了比自己官小的又一副高高在上嘴臉，官沒做大，錢沒多掙，總是端着架子，讓人替他難受，也許是耳濡目染習慣成自然吧。

　　就這樣問心無愧而又實實在在地生活和工作着，偶爾與好友把盞小聚，釋放一下緊張的壓力；忙裡偷閒寫一點小文章，不在乎稿費多少，聊博點滴浮名，滿足一下自己可憐的虛榮心，就像別人愛好鑽營、賭錢、嫖娼一樣，也是自己打發八小時之外的一種方式。不在乎冷言冷語，不相信矯情的承諾，不打探別人的隱私，不羨慕鑽營者的苟且得逞，充實地活着，厚道地做人，這就是我的生活態度。也許會失去很多，也許會得到很多，得到的和失去的都會在夜晚變成坦然的鼾聲，即使在第二天有鑽營者在提心弔膽中猝死、有嫖娼者在小姐的床上被抓、有失意者在鬱悶中跳樓，我都依然淡然面對。作為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農家子弟靠自己的腳步一步步走到今天，不媚人，不騙人，靠自己的雙手生活，我已知足。上帝給了我生命，我就一定對得起上帝、對得起父母、對得起妻兒、對得起朋友、對得起良知。我相信在將來的夕陽燦爛中我會笑到最後，因為我無愧於生命、無愧於親人、無愧於朋友。這是必然，決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