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立場、觀點與方法”

　　閑話“立場、觀點與方法”

　　陳宣章

　　漢詞“立場”已經很久不見了，因為一涉及“立場”，就會聯想到“階級”；一涉及“階級”，就會聯想到“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一涉及“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就會飛來一頂“左傾”的帽子。據說：“現在已經消滅了階級”，每一個人都是工人階級，連私營業主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可以入黨。所以，也就沒有了“階級矛盾”、“階級鬥爭”。

　　其實，“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不是馬克思的發明。在馬克思以前，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梯葉里、基佐、米涅等人提出了階級鬥爭理論；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人提出了階級分析理論。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按照收入來源和收入高低來劃分英國的社會階級，把整個社會劃分為依靠利潤為生的資本家階級、依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和依靠地租為生的土地佔有者三大階級，提出了三大階級在根本利益上是相互對立的觀點，形成了階級分析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繼承階級分析理論和階級鬥爭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歐洲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巨變，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矛盾進行了系統分析，形成了科學的社會矛盾思想。

　　所以，把“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理論說成“左傾”，有點莫名其妙。在私有制存在的社會中，必然有“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只有到共產主義社會，才能消滅“階級”，才能消滅“階級鬥爭”（但是，社會內部還會有人民內部矛盾），政黨、國家才會消亡。說“現在已經沒有了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與說“現在僅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卻卻是最大的反悖。要不，現在就已經是共產主義社會了。赫魯曉夫曾經說蘇聯是共產主義社會，因為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土豆加牛肉”。

　　不說“階級”，仍然有“立場”。地鐵里兩個婦女爭搶座位而打架，她們的立場就是“自我”：“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也許是社會競爭太普及了，普及到了競爭地鐵座位。媒體大為不滿，不但批判，而且提倡“謙讓文化”。媒體的“立場”是旁觀者，從社會整體的秩序出發，無可非議。但是，在大張旗鼓提倡“維護個人權益”的背景下，有多少人會遵循“謙讓文化”呢？在“客觀為別人，主觀為自己”與“拜金主義”的大環境下，“謙讓文化”多麼軟弱無力！

　　有人說：“媒體提倡的，就是社會缺乏的。”提倡“謙讓文化”，就是社會缺乏“謙讓”；提倡“和諧社會”，就是社會缺乏“和諧”；提倡“科學發展觀”，就是社會發展缺乏“科學”。缺乏“和諧”，因為社會上存在各種犯罪犯法、違紀違規、極不文明、兩極分化的現象；發展缺乏“科學”，因為社會上存在“只要打着‘發展’的旗號，都是合理”的現象。蘇州有個老闆，拖欠、扣克農民工工資，卻說：“錢發給他們就消費掉了。放在我手裡可以發展生產，為發展國民經濟做貢獻。”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這大概也是“立場”不同的緣故：農民工的最低工資是養家糊口，是活命錢；而老闆是為了獲得最大利潤。

　　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立場”問題：不但在敵我矛盾中有“立場”問題，在人民內部矛盾中也有“立場”問題。在人民內部矛盾中有正確與錯誤的問題，也有小是小非的問題。如果在正確與錯誤的問題上，站在錯誤的立場上，必然損害社會整體利益；如果在小是小非的問題上，站在極端個人主義的立場上，也必然損害社會整體利益。因此，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必須要堅持毛澤東提出的“團結-批評與自我批評-團結”方針。這不是什麼“謙讓文化”，而是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原則，約束自己的行為。這就是正確的立場。任何一個人在社會中都不可以為所欲為，而要遵循社會道德、遵循黨紀國法。

　　再說“觀點”。任何“觀點”首先取決於立場。只有在立場一致的情況下，才有討論的基礎。兩個婦女爭搶地鐵座位而打架，立場不一致，就沒有共同語言。媒體的旁觀者“立場”也不可能與兩個婦女有共同語言。如果都能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原則，約束自己的行為，媒體與這兩個婦女才會有共同語言。那麼，重要的就不是提倡“謙讓文化”，而是全社會提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徹底批判“拜金主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等等一切反馬克思主義、假馬克思主義思想。尤其是要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的分析批判，而不是復古，打着“國學”的旗號推銷孔孟之道。

　　“觀點”還有一個角度的問題。角度有時候與立場有關，例如：一條主幹道擁堵，甲主管馬路建設，主張擴建，因為可以從中得到好處。這就是立場問題。即使立場正確，對同一問題也可有不同態度：乙主管路政，也主張擴建；而丙卻經過實地調查研究，得到每天各時段的車輛流通數據，發現：早高峰由東向西擁堵，而晚高峰由西向東擁堵。於是，原本八車道改為：早高峰由東向西六車道；晚高峰由西向東六車道。擁堵問題不花一分錢就解決了。這就是角度的問題。雖然表面上看是方法問題，實際上是決策的科學性問題。決策人如果有私心，常常是立場問題；決策人如果沒有私心，往往是科學性問題。

　　再說“方法”。任何問題需要解決，必須有方法。毛澤東說：“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和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解決橋和船的問題，就是方法問題。當然，“方法”也取決於立場與觀點。蔣介石對於日軍侵略的方法是“不抵抗”，觀點是“攘外必先安內”，立場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有時候，立場正確而觀點、方法錯誤，同樣會導致失敗。也有的時候，立場不正確卻要遮遮蓋蓋，於是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卻要說“不爭論”；本來方法是錯誤的，卻要提“誰也沒有搞過”，“試一試”。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和船的問題，可摸着石頭過河，但淹死難免。所以，科學發展觀並不是容易之事。

　　在一個私有制越來越盛的社會中，不講“立場、觀點與方法”，只是騙人的鬼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