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條小路

　　轉眼之間，退休已經數年。人到生命的轉折處，才想到回憶過去，回憶那逝去的歲月，回憶一步一步走過的每一段路程。此時，我上中學時代學校門前那一段曲折的小路，又開始在我的腦際縈迴。

　　這是一條呈“之”字形的土路，從校門向東南方向延伸，第一個折彎處是一個小飯館，第二個折彎處是一片小樹林，盡頭處是一座露天小劇院。在校學習的三年中，我曾經無數次的徜徉在這條小路上，遊玩嬉戲，發泄自己旺盛的生命活力。可是有三次，我卻在這條小路上跌了跟頭，幸虧有我的班主任老師的扶持，方才重新爬了起來，走到了今天。

　　我的班主任老師姓胡，教的是語文，卻起了一個物理學的名字：元素。胡老師是開封人，四十多歲年紀，名牌大學畢業，一身儒雅之氣。個子不高，步履穩健，一身筆挺的中山裝，上兜里嵌着鋼筆，下兜里裝着小本子。他經常一早一晚在這條路上散步，見到我們總是笑着點點頭，顯得極為可親。剛進校不久的一個星期天，我在新華書店裡碰上他，當時我正埋頭閱讀雜誌《翻身文藝》，一直讀了三個小時，連中午飯也沒有吃。不知道胡老師何時見到了我，他走到我跟前，叫着我的名字說：“你喜歡這本書吧，拿回去看吧，我給你買下了。”我感激地說：“謝謝老師！回去我把錢還你。”他笑着說：“好好學吧，錢不用還了。”從此，我對這位老師一直懷有敬仰之情。

　　我是以高分考進這座學校的，在學校屢次考試中又總是名列前茅。有一段，我自以為“聰明過人”，由驕生惰，竟迷上了小路盡頭的那座劇院，有好幾個晚上上自習時，偷偷溜出來看戲。劇院演出的是豫劇傳統戲《劈山救母》，由豫東名角關靈鳳主演。那些天里，無論上課、睡覺，腦子裡晃動的都是舞台上那個扮相俊俏、唱腔優美的三聖母，有時連課堂上老師講的什麼都聽不進去了。大約在看戲的第三個晚上，回校的路上，我碰上了胡老師，他說批改作業久了，出來清醒清醒腦子，問我這麼晚出來做什麼，我吞吞吐吐地說：“和幾個同學看戲。”他說：“幾個同學？”我說：“連外班的，一共有十幾個。”他皺了皺眉頭說：“快回去吧，這是違反學校紀律，以後不能這樣了。”

　　我沒有想到，第二天在學校的師生大會上，校長竟點了我的名字，說違反學校紀律，給予嚴重警告。我一時想不通，心裡埋怨胡老師，不該因此事向學校彙報我。會後胡老師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說：“你心裡一定在罵我吧！可是你想想，一個晚上逃自習的就有十幾個人，不進行大會批評，能糾正過來嗎？”隨後他又向我講了一番人生的大道理，說：“我不是給你們講過怎麼寫文章么！一個人的人生就像寫一篇大文章，也得有一個主題思想。你現在是學生，主題思想就是學習知識，升高中，考大學，一定要一心一意，心無旁騖。看戲並無不可，那隻能放在星期天休息時間。況且等你學業成就之後，還沒有看戲的時間么！”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把人生比作寫文章的，想一想，也就是這個理。從這一次起，我上中學期間，再也沒踏進那個劇院一步，我的學習成績，也由班上第三名一躍而成為第一名。

　　可是，一個人前進的路，就像校門前這條小路一樣，總是彎彎曲曲的。到了二年級時，在一位同班同學的引誘下，我又迷上了用彈弓打麻雀，小路第二個折彎處那片小樹林，就成了我中午午睡時玩耍的好地方。這一個夏天，我午睡時間大多都泡在這個樹林里。我的學習成績，也由第一名降到了十幾名。有一天我打完麻雀，往回走時，恰在樹林邊的小路上，碰上了胡老師。我想，這一次他不是在散步，而是特意在這裡等我的。他伸手拉住了我，似乎有點憤怒又有點悲傷地說：“你是我的得意學生，你這樣做對得住我嗎？你對得住每月從幾十裡外給你送糧送面，供你上學的父親嗎？我給你講過多少次：‘業精於勤，荒於嬉，毀於隨’。你這不是自毀前程么！”我怔怔地站在路邊，看着胡老師淚盈雙眼，不禁地留下了眼淚。我說：“胡老師，我知道了，你看我的行動吧。”到了二年級下學期，我又重新奪回了第一名。

　　到了三年級開學時，有個要好的同學通知我，晚飯時在小路第一個折彎處的小飯店集合。我如期趕到，原來是幾位同學要我請客，說：“得了第一名，應該表示表示。”我實在無法，只得拿出身上僅有的五角錢，每人吃了一碗撈麵。飯剛吃完，只見胡老師順着小路氣喘吁吁地跑來說：“快回去，校長找你談話！”我來到校長辦公室，校長黑着臉通知我：“你拿着助學金大吃大喝，學校決定：從下月起取消你的助學金。”這對我，無異于晴天霹靂。取消了助學金，我每月的伙食費，每學期的學費、書費，都將無法交付，除了輟學，再也無路可走了。

　　第二天，我正準備找找胡老師告個別，背行李回家，胡老師又急急地跑來說：“校長叫你，快去。”我猶猶豫豫地站着，不知道又是為什麼叫我。胡老師笑着催我：“快去呀！”這一次校長的臉不再那麼黑了，反而笑着對我說：“胡老師說了，你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前途無量，不能讓你就這樣輟學。學校又研究了：保留你的助學金。今後要好好學習，要記住在這次犯錯誤的教訓啊！”我見到胡老師，又一次留下了感激的眼淚。初三畢業時，我以高分考入了鄭州市的重點高中，報到時，胡老師一直把我送到學校，再三囑託我，要好好努力，一定要上到大學畢業。

　　胡老師的囑託，我一時一刻都沒有忘記，高中三年中我的學習成績始終保持在班上的一二名。

　　1957年我以優異成績，考進了西北地區一座名牌大學。當我拿上大學錄取通知書來到母校尋找恩師時，校長告訴我：“胡元素因發表攻擊黨的言論劃為右派，正在接受改造，以後將調離本校，現在誰也不能見。”我含着眼淚蹬車離去。在大學的四年間，我多次寫信給他，均無迴音。多年以後，當我重新踏着校門前這條小路，多方探尋胡老師的下落時才得知，他被劃為右派以後，就被發配到豫東一個縣城中學當圖書管理員了，不久就已作古。我問：“當年是因何劃為右派的？”一個當年的同學說：“他提了一條意見，說學校背後那個專門槍斃犯人的刑場應該搬走，這對學生的成長不利。就這，就被說是反對黨的鎮反政策，同反革命穿一條褲子。”啊，我憤怒極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要求為學生成長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也算是一條反黨罪狀嗎？公理何在啊！

　　退休以後，我又特意來到這條小路上，飯館不在了，小樹林不在了，劇院消失了，看到的儘是一片高樓大廈；原母校的初中也晉陞為高中。可是，留在我記憶之中的仍然是那條“之”字形的小路，而且永遠也不會消失，因為它記錄著我生命中一段難以忘懷的成長曆程，連結着我青年時代一位銘心刻骨的恩師——胡元素。